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

[目的]研究农地整治政策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为政府国土部门制定完善的农地整治政策提供参考与依据。[方法]构建农地整治背景下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并运用统计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①农地整治后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没有变化,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略有变化,而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有明显提高。②农地整治的实施会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农户的生计策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生产制造业生计活动减少,服务业相关生计活动明显增加。[结论]农地整治政策的实施会改变农户选择现代农业、生产制造业、服务业的相关生计活动的影响因素;农地整治后,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依然是农户选择传统农业生计活动的显著因素。     

农地流转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

为评价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本研究选取重庆市荣昌县农地流转典型区域,结合实地调查和能值分析方法,分别以普通农户和经营大户的投入和产出表征农地流转前后的农业生态系统投入和产出,对研究区农地流转前后农业生态系统能值变化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后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的购买能值投入较流转前减少70.48%,能值产出增加2.15%。这使得农业生态系统的净能值产出率由农地流转前的0.01增加到流转后的0.04,提高了300%。农业机械对人工的替代是单位投入减少的最主要因素,从而使得农业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对于可更新系数小于系统可更新系数的单项投入来讲,减少其投入量能够使系统的环境负载率降低;对于可更新系数大于系统可更新系数的单项投入来讲,增加其投入量能够使系统的环境负载率降低。但是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单项投入的变化均使得环境压力有所增大。其中,人力投入大幅度减少,电力柴油等投入有不同程度地增加。因此,研究区农业生态系统的环境负载率由农地流转前的0.12增加到流转后的0.65,提高441.67%;可持续性指标由流转前的0.08降低到流转后的0.06,生态可持续性降低25.00%。研究发现,适度规模经营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过,种植结构调整高附加值化和高产量追求,导致农药化肥等购买资源大幅度地增加,加剧了农业生态系统潜在的生态环境风险。研究认为,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对农业集约化发展方式的选择。为此,国家在引导农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体系中需对此给予指导并施以规范。     

“三权分置”制度下小农户农地经营现代化途径分析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始终要把农民放在"三农"的核心地位,既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又要实现普通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在分析小农户对实现农业现代化作用的基础上指出其经营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要不断丰富农户个体经营的内涵,引导个体农户家庭之间的联合与合作,通过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土地托管等多种方式探索和实现各农业生产要素间的正确匹配,多角度途径实现小农户农地经营现代化,提高农民的个体收益。     

生计资本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以湖北省9县(市、区)为例

测度湖北省9县(市、区)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度,分析了影响农户有效参与的生计资本因素。利用TOPSIS法计算农户有效参与及生计资本综合值,采用典型相关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对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平原工程模式区农户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均优于丘陵工程模式区农户,而丘陵工程模式区农户在农地整治项目中的有效参与度更高;从生计资本综合值来看,非农业型农户(0.367 8)高度兼业型农户(0.352 7)纯农业型农户(0.351 4)低度兼业型农户(0.311 3),从农户有效参与度来看,纯农业型农户(0.448 5)低度兼业型农户(0.425 4)高度兼业型农户(0.402 9)非农业型农户(0.402 4);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丘陵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项目农户参与范围及参与主体,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平原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项目农户参与范围、参与深度、参与渠道;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纯农业型农户参与范围和参与效度,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低度兼业型农户参与主体、参与范围和参与效度,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依次显著影响着高度兼业型农户参与范围、参与效度、参与深度和参与渠道,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显著影响着非农业型农户参与范围、参与效度、参与主体和参与深度。生计资本对农户有效参与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个体差异。     

丘陵区土地流转与整治联动下的资源整合及价值变化

土地顺畅流转并带动各种资源高效整合和土地价值提升是农业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该文以重庆市江津区慈云镇小园村和永兴镇黄庄村、旸岩村为研究区,将流转地块图件数据与农村经济统计数据、农户调查数据有机结合,采用收益还原法、市场价格法、机会成本法和影子工程法对耕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发展权价值进行估算,探讨了土地流转与整治联动下土地分散小户经营与集中规模经营的资源整合及价值变化。结果表明:土地流转与整治联动下田块规模扩大、形状趋于规则、田面更加平整,农业基础设施体系完善。田块平均面积、平均形状指数和平整度指数的相对改善程度分别为38.19%、2.54%和30.95%,田间道路密度与沟渠密度指数的绝对改善程度分别达50和75 m/hm2以上;生产成本增加,但综合效率明显提高。土地流转后每公顷人工成本和农资成本分别高出流转前的1.58~24.84倍和1.22~8.04倍,而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本产出率分别高出流转前的21.46~45.74倍、6.26~14.59倍和1.09~3.71倍,且总投入产出率均高于流转前的1.1倍以上;农业发展投资主体由一元化转为多元化。土地流转前农户自筹资金占100%,土地流转后自筹资金与政府投资占比分别介于24.53%~79.31%和20.69%~75.47%之间,且样区Q1和Q6分别引入了18%和13.54%的社会资金;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在土地流转后均提高2倍多,而生态价值降低,平均损失率达34.83%,价值结构不均衡在加剧。因此,在产业政策导向下整合各涉农部门资金集中进行田块规划和农业基础设施改造或续建,建立以土地整治为先导,在市场利益驱动和政府引导下农户自主或委托村集体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新思路,既促进土地向专业大户、龙头企业、家庭农场顺畅流转,带动产业类型与经营模式双重转变,又有效整合土地、设施、资金、劳动力和农资等农业生产要素,发挥资源整合效率,还极大提升了土地综合价值。     

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机理

[目的]研究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机理,为政府国土部门制定提高农户有效参与的激励政策提供依据与参考。[方法]运用分位数回归以及反事实分位数分解模型,基于湖北省15个县(市、区)的26个农地整治项目的样本数据,分析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机理,同时探究丘陵工程模式区与岗前平原模式区农户有效参与的差异及成因。[结果](1)从整体情况看,参与能力的增强,参与机会的增加,以及参与动力的提升对提高农户有效参与度均有着重要的影响。(2)从不同区域农户有效参与差异来看,由参与能力造成的特征差异解释了农户有效参与度差异的绝大部分,但是由参与机会和参与动力造成的地域系数差异同样农户有效参与中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结论]参与能力的增强,参与机会的增加,参与动力的提升对农户有效参与度均有重要的影响;同时政府国土部门应结合不同区域农地整治项目的实际开展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激励政策,以期改善各地农地整治项目中农户有效参与的情况。     

基于多元国土空间整治情景模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区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区是科学管理生态系统的重要手段。国土空间整治能够通过综合治理闲置、低效和生态退化国土资源，改变国土空间结构与布局，从而对生态系统功能产生影响。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土地整治措施对未来生态系统服务空间集聚模式的潜在影响作用，整治措施的生态导向性有待提升。因此，该研究以山东招远市为例，设计了基准情景、废弃矿区修复情景以及城乡建设用地整治情景，定量化预测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特征，并运用模糊C均值聚类算法开展生态系统功能区划定。结果表明，整治情景下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变化显著，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均有所提升。全域可以划分为生态综合区、生境保育区、固碳释氧区、固碳产粮区、生态维护区5个生态功能区。与基准情景相比，废弃矿区修复情景下各生态功能区60%生态系统服务水平持平，28%处于劣势，仅12%显著提升。城乡建设用地整治则能够显著提升全域自然娱乐能力，总体增长了1.89%。生境保育区的水源涵养和粮食生产能力平均值分别增加了0.25和0.10，固碳释氧区的生境质量、水源涵养能力分别增长了20.69%和100%。研究表明全面提升生态系统多功能性需要综合开展多元的国土空间整治措施。     

黄土高原农村地区耕地流转模式及效益分析——以宁夏原州区为例

耕地流转是我国"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之一。在总结国内外耕地流转相关研究成果和对研究区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按照耕地经营主体性质归纳了当前黄土高原农村地区耕地流转的主要模式,基于农户家庭收支状况建立了农户家庭收益测算方法,分析了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的农民增收效益,并对耕地流转的社会、生态效益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当前耕地流转在黄土高原地区发展迅速,有42.5%的农户参与了耕地流转,耕地流转后,农民增收效益显著。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的农民增收效益存在明显差异,农业合作社带动模式的农户增收效益最明显,农户家庭收益达12 072.99元;农户自发模式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非常显著。龙头企业主导模式极大促进了耕地规模经营但农民增收效益有限,而政府引导模式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最为均衡。地理环境对黄土高原地区耕地流转模式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     

安乡县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的实践探索

分析湖南省安乡县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保证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集体三者共赢所采取的措施。介绍了签订农民土地承包权协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工协议、农业经营股份合作协议、农产品订单收购合同等四种农民增收保障机制;规模节本增效、规模优化增效、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增效、品牌创建降本增效、品牌溢价增效、荣誉奖励增效、规模优势增效等七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效保障机制;村集体闲置资产租赁收益、资产入股分红收益、国有资产使用收益、农业项目建设服务收益、农业综合服务收益等五种村集体增收保障机制。     

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

坚持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是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基本原则之一。该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利用参与式农户调查与半结构访谈等方法,在村庄和农户2个尺度上进行了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调查,共获调查问卷748份。在划分农户类型及其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开展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及其决策因素解析,进而综合农户的自身状况及其对整治的需求与偏好,进行了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甄别,为制定以人为本的农村居民点整治策略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农民兼业行为已经成为京郊地区的普遍现象,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意愿也比较强烈,其整治意愿的决策因素包括共同型和特定型两类;从生存-经济-社会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农业主导型农户以生存理性为主导,农工兼具型农户侧重于经济理性,非农主导型农户则追求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不同类型农户适宜不同整治模式,农业主导型农户适于中心村整合模式,农工兼具型农户适于村内集约模式,非农主导型农户适于城镇转移模式和产业带动模式。     

Assessing the costs of land degradation: a case study for the Puentes catchment,southeast Spain

Whereas many studies point out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controlling land degradation through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SLM) approaches, there is often a lack of local adoption of SLM techniques. Analysis of the local impacts and costs of land degradation is critical for understanding farmers' responses to land degradation.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se the local costs of land degradation in the Puentes catchment in southeast Spain. This catchment has been identified as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erosion, yet farmers show a general lack of interest in applying erosion control techniques. The paper subsequently analyses land degradation processes in the Puentes catchment, the income derived from agriculture and several other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he local costs of land degradation. Erosion is widespread in the catchment, comprising sheet and rill erosion as well as gulley erosion. Relatively high erosion rates are encountered in cropland.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local income is irrigated agriculture, with revenues of up to €1350/ha y⁻¹. Dryland agriculture, hunting and herding provide additional income. The costs of erosion on cropland, calculated with a replacement method, vary from around €5/ha y⁻¹ on slopes between five per cent and ten per cent, to around €50/ha y⁻¹ on slopes between 30 per cent and 50 per cent. Except on the steepest slopes, these costs are relatively low for the farmers, which explains the limited application of erosion control techniques in the catchment. Copyright © 2007 John Wiley & Sons, Ltd.     

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模型分析

农民的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直接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决策。该文基于陕西关中地区545户农户调研数据,按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和承包地经营规模分异将农户进行分组,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将非农水平和承包地经营规模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综合影响最大,外部环境次之。农户对土地抵押权的认知对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家庭非农收入水平高、经营规模小的农户更容易将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土地流转行为。研究产权认知和外部环境因素能为制定土地流转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关系与结构嵌入的农户农业废弃物绿色处置行为分析

如何在推进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又兼顾环境保护,构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已是中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区别于既有研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克服样本选择性偏差引起的内生性,探讨了社会学"强嵌入"因素中的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对农户农业用资材废弃物绿色处置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结构嵌入对农户农业用资材废弃物绿色处置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关系嵌入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家庭劳动力数量、兼业、家庭耕地面积以及农业收入比例等"零嵌入"因素是影响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的关键。基于此,该文认为,应通过建立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与责任监督机制,鼓励农户加强与种养殖大户交流与沟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保氛围等方式改善农户农业用资材废弃物绿色处置行为,以推进农业产业绿色转型。     

耕地流转胁迫下农户生计多元化选择与可持续性水平——基于重庆市合川区188户的调查数据

农户生计资源重组是在耕地流转胁迫下对经济机会的反馈响应。基于重庆市合川区川柠柠檬示范园188户耕地流转农户及其394块流转耕地地块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流转农户劳动力特征和流转耕地的数量、质量及耕作半径特征,进而剖析耕地流转后农户多元化生计选择策略,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成果3方面构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生计多样化指数、收入多样化指数、非农化水平及家庭纯收入指标,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耕地流转致使农户自然资本严重减少,家庭生计结构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主导型转变,生计种类显著增加,趋于多元化。2）耕地流转后,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增加,且农户生计资本属性间及各类型农户间的增长率存在分异。耕地流转导致5大资本失调,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降低。3）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在流转后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提升强度从大到小表现为非农主导型农户>农业主导型农户>非农型农户>纯农型农户。总之,农户在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的内部冲击下,生计资本得以重组,致使农户生计的分化与转型,而多元化生计有助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普惠金融助力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

普惠金融所能更好地助力新时期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顺利的实施,运用定性分析结合经验研究,根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现状,提出普惠金融应在农业特色产业培育、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等方面为甘肃省乡村振兴提供更好服务,从而实现普惠金融有效支持“三农”发展的目的,这对于未来推动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     

环境规制下农户感知对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的影响

为提高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改善农村生态环境,顺应农民对美好人居环境的期待,本文基于河南、山东、四川、黑龙江4省693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s模型,研究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价值与技能感知、成本收益感知与市场回收条件感知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并引入环境规制政策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了环境规制政策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感知-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能感知、成本感知、与回收渠道间的距离感知、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均显著地影响其参与意愿;其中,农户技能感知和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对其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引导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与技能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约束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重要性感知、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激励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与技能感知、收益感知、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与回收渠道间的距离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负向调节效应。建议加强技术培训、增设更多补贴款项、健全农业废弃物回收机制,提高农户参与意愿,充分发挥3种规制政策的互补作用,不断调整优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持续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农户参与重金属污染耕地休耕治理行为

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不仅需要有效的技术支撑,也需农户积极配合。针对农户层面研究较少的情况,该研究以湖南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试点区的茶陵县为研究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农户参与休耕行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发现农户参与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的行为逻辑遵循"认知-意愿-行为"的基本路径。农户的休耕行为响应受其行为意向及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等前置因素的影响。农户行为意向在其认知和行为响应之间起到中介效应。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强调,实行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需以尊重农户意愿和稳定农户收益为基本原则,对乡村干部和农户加强休耕相关宣传培训,并增加农户参与休耕治理的工作机会,以提高农户行为积极性,提升休耕效果。     

情景模拟下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决策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是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对推动农村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和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根据目前国内部分试点地区的退出政策和实践,设置7种情景模式,分析了农民在不同情景下的退出决策及选择取向;此外,为进一步探讨影响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决策的因素,基于279份农户调查问卷,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情景模拟下农民对不同模式的退出决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情景下受访农户的退出意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单项权利退出和长期退出(梁平模式、内江模式和成都模式)为主,而对"三权同退"或单项权利永久退出方式(平罗模式、湄潭模式和金湖模式)的接受意愿较低。农户对不同情景模式退出决策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但其中预期风险程度对不同情景模式的退出决策均具有显著性影响,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特征以及认知特征等因素在农民行为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生态补偿标准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以云南省红河县哈尼稻作梯田为例

设计和制定针对农田面源污染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促进农田环境治理与保护。但补偿政策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农户对政策的接受程度、响应情况和实施力度。为研究不同的生态补偿标准对优化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哈尼稻作梯田为例,将农户分为高、低海拔两个小组,建立农户多目标生产决策模型,通过设定不同补偿标准,对农户生产行为进行预测,分析了不同补偿标准对农户种植决策和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激发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热情,农户倾向选择更为复杂但收益更高的种植结构。随着生态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户的种植决策对标准的敏感性逐渐降低;同时高海拔组对标准的敏感性高于低海拔组,其种植结构变化的幅度也明显高于低海拔组,其化肥农药投入强度的削减幅度大于低海拔组。当生态补偿标准达到3 000元·hm~(–2)时,水稻、玉米、套种大豆、套种玉米的面积比分别为60%、4%、18%、18%,化肥农药分别减少37%、49%、37%、44%。生态补偿标准通过改变农户的种植决策和化学品投入,最终对农户的收入产生影响:高海拔组,随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户总收益先降后升,当补偿标准为1650元·hm~(–2)时,收益到达拐点;当生态补偿标准超过1 650元·hm~(–2)时,不仅能达到农户减施化肥农药的效果,也能保障农户的收益。但低海拔组,随补偿标准的提高,水稻、单作玉米、玉米套种大豆的总收益持续下降,农药化肥减施对总收益的影响较大,农户对生态补偿的响应也较低。总之,生态补偿对农户生产行为有明显影响,且此影响与生产环境相关。     

农村居民点整理不同阶段农户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讨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农户参与行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该文基于江苏省5县531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阶段农户参与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1)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阶段,显著影响农户参与行为的因素存在较大差异。2)所有因素中,农户整理内容认知对农户整体参与行为、决策制定参与行为影响分别在5%及1%的水平上显著;农户参与能力认知对农户决策制定参与行为、施工建设参与行为的影响分别在1%及10%的水平上显著;来自外部环境中的政府支持度对农户整体参与行为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对农户施工建设参与行为以及后期管护参与行为的影响则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3)农户受教育年数以及家庭年收入均未对任何类型的农户参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建议未来应制定差别化政策激励农户全过程参与,并着重于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农户参与能力的提升、参与程序的制定以及参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