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Logistic和SEM模型的实证分析

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对提高城乡土地利用效率,增加耕地面积,缓解建设用地供需矛盾,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空间配置的意义不言而喻。基于农户调研资料,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SEM）,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农户对开展居民点整理的意愿。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农户整理搬迁意愿并不高,仅为41.5%;（2）在5个潜变量中,农户个人特征与其它变量对整理意愿产生了显著的负影响,农户分化、家庭经济、家庭住房等变量则产生了显著的正影响;（3）在反映潜变量的外生观测变量中,家庭收入、职业类型等对整理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年龄、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等有显著的负影响;（4）在农村居民点整理中,要实现农户生计多样化,探索创新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化,实现宅基地保障性功能转化,积极探索多样化整理模式,避免“一刀切”政策,保护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传统建筑。     

基于遥感和GIS的农村城镇化进程分析及模式探索

为深入了解农村城镇化进程所处的阶段,掌握农户对农村城镇化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城镇化模式,该文选取河西走廊张掖市甘州区为例,首先基于Landsat TM/OLI 1990年、2004年、2014年3期遥感影像提取甘州区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信息,利用GIS空间分析和统计方法分析甘州区农村居民点变化规律,揭示甘州区农村城镇化进程和特点。然后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城镇化影响因素,最后构建了甘州区多元化的城镇化模式。主要的研究结果:1)从1990年到2014年,甘州区农村居民点数量和面积不断增加,特别是近10 a来农村居民点数量和面积增长显著大于前15年,且空间集聚效应明显。说明近10 a研究区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且具有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依据城镇化阶段空间异质性将甘州区农村城镇化划为成熟期,成长期和孕育期3个阶段;2)Logistic回归发现影响农户参与城镇化意愿的主要因素依次为:新型技能培训受教育水平年龄家庭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医院类型人均耕地面积是否支持土地流转7个因素,这7个因素包含了农户的生计特征、年龄及耕地资源禀赋。依据这7类主要因素将甘州区农户划分为非农技能型、农工兼营型和农业主导型3类城镇化类型;该研究最后依据不同阶段的城镇化和不同的农户城镇化类型,组合构建了多元的城镇化模式。该研究可为理清农村城镇化进程,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城镇化政策提取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基于搬迁距离约束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析是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环节.为了合理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该文提出了现实潜力测算新思路.通过农户搬迁意愿调查,以搬迁距离为约束条件,该文构建了 农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改进模型,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为例,定量分析了基丁农户搬迁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测算结果表明在考虑农户搬迁距离情况下的测算潜力仅为传统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测算潜力的69.67％,说明搬迁距离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认为通过农户搬迁意愿调查,在ArcGIS半台辅助下选择适宜搬迁居民点测算的潜力,在整理实施过程中能得到农户积极支持,并减少搬迁面积和资金投入,因此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基于农户意愿分析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优化居民点空间布局、改善农村环境及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重要手段,开展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对农居点整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南京市江北新区桥林和星甸街道为例,在农户意愿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居民点整理潜力,从整理迫切性、整理能力等角度选取关键指标,构建了农居点整理时序指标评价体系。基于评价结果,对研究区进行村域尺度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结果表明:(1)桥林和星甸街道可整理的理论潜力2 594.02hm~2,整理潜力较大,且各村整理潜力存在显著的差异;(2)对农户意愿影响较显著的因素有:补偿满意度、家庭收入、政策执行满意度、户主职业、邻里关系、现有宅基地面积、搬迁以后的生活成本及从众心理,结合指标获取难易程度及代表性,选取了表征农户意愿的指标。(3)研究区可分为优先整理区、重要整理区、次要整理区及最后整理区4类,它们可整理的理论潜力依次为718.63hm~2,861.85hm~2,875.70hm~2及136.03hm~2。     

江苏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分区与时序

影响江苏省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因素南北差异巨大,开展全省范围内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和整理时序研究,对于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决策具有重要意义。该文构建了自然、经济、社会、土地和建筑5大因素17个指标的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了5个公共因子,计算了65个评价单元的综合分值,按评价值划定了5个分区并确定了整理时序。研究表明：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划定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并确定整理时序结果可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和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度对整理的影响最大;5个分区的总体分布趋势是苏南向苏北逐渐过渡;整理时序靠前的分区区位相对优越、经济发达,但整理成本较高,时序靠后的分区经济欠发达,但整理成本较低。该研究可为制定土地整治规划、确定土地整理项目提供决策依据。     

认知对农户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行为的影响——以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为例

农户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和直接参与者,对遗产保护的认知影响着参与保护的积极性,进而影响遗产系统的可持续性,是保护与发展措施实施的信息反馈,也是政策制定和改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为例,在计划行为理论的框架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认知对其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遗产保护认知的行为态度对其参与遗产保护意愿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但农户遗产保护认知的主观规范、控制认知对其参与遗产保护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从而通过参与遗产保护意愿的中介作用对参与遗产保护行为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间接影响效应分别为0.292、0.442。2)参与遗产保护的能力和遗产保护的制度环境是影响农户是否愿意参与遗产保护的关键因素。3)农户遗产保护认知的3个维度即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控制认知两两存在显著地相互正向影响,其中行为态度与控制认知的相互影响最大,影响系数达到0.652。基于此研究结果,提出关于加大宣传力度、完善保护制度、落实激励政策等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此深入推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基于地理空间适宜性指数自相关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提高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重要手段,为研究基于地理空间属性的区域农村居民点差异化整理方向和模式,提高整理效率,该文以甘肃省临夏县北塬地区为例,从农村居民点地理环境、空间区位、空间分布和空间形态4个方面构建居民点整理地理空间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各指标标准化值加权求和并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获取适宜性程度的空间聚集特征并结合各行政村超标可整理面积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针对不同分区特征提出差异化的整理方向和模式。结果表明：1）地理空间适宜性值为32.093～85.226,空间分异明显,指标体系可较好地反映区域农村居民点地理空间属性差异;2）全局Moran指数为0.66,在0.01显著水平上极显著,呈显著正空间自相关性,LISA 图显示只存在显著高高、低低聚集,与全局分析一致;3）分区划为优先整理区、次级整理区、并点整理区和选择性整理区,包含空间聚集特征,可较好地识别居民点整理适宜性和整理效益差异。研究可为农村居民点整理实践作参考,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松嫩平原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点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揭示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点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点整理有重要意义。该文综合运用GIS空间统计、核密度分析、全局聚类检验及空间热点探测法,从农村居民点规模、密度以及集聚特征分析农村居民点格局,并探索地形地貌、农业生产力水平及区位条件对农村居民点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1）微型、小型及中型居民点数量繁多,其公共基础设施不配套,破坏耕地完整性,已不适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及内部居民生活;2）农村居民点核密度最高值为1.58个/km2,整体分布密度相对较低,规模呈现全局低值集聚特征,符合粮食主产区特点。克山镇、双河镇北部、古北乡北部、向华乡东北部、北兴镇中部以及河南乡中部农村居民点呈小规模集聚,西联镇、西河镇、发展乡、克山农场、西建乡部分区域以及古城镇、向华乡、北联镇的零星区域的农村居民点呈大规模集聚;3）地形地貌是农村居民点初始区位形成的基础,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对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点格局调整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区位因素中城镇辐射对居民点格局影响仅限于一定范围,交通道路显著改变居民点局部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效应。该研究可为松嫩平原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与调控提供参考。     

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果的影响

为从农户参与角度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提升途径,本研究从理论上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影响,基于2019年浙江省杭州市187个村的调查数据,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农户参与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采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的影响,并从投入产出角度进一步分析农户参与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产生影响的途径。结果表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均值为0.58,整体处于相对低效水平。对垃圾分类的知晓和参与、参与垃圾分类村民间的监督行为等农户直接参与行为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付费等间接参与行为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直接和间接参与行为通过影响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投入和产出来影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效率。据此,提出当地政府应合理增加垃圾分类处理相关投入、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引导农户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建立农户参与垃圾分类处理激励机制等政策建议。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农户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为例,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测算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农户参与程度,进而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增减挂钩项目全过程农户参与程度为0.45,其中,项目立项阶段农户参与程度为0.64,规划设计阶段农户参与程度为0.50,项目施工阶段农户参与程度为0.37,后期管护阶段农户参与程度为0.62。目前增减挂钩项目农户参与程度整体水平一般,不同阶段农户的参与程度有所差异。是否成立了农户质量监督小组、社区干部对增减挂钩态度、是否涉及权属调整、农户参与增减挂钩项目权责的明确程度和是否成立了土地权属调整小组对农户参与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而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加大增减挂钩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对增减挂钩政策的认识;(2)完善增减挂钩区域配套设施,促进当地劳动力合理流动;(3)加强农户在施工阶段的参与,提高农户的满意度;(4)政府引导,鼓励农户参与,加强法制建设。     

农用地整治项目农户满意度分析

[目的]诊断基于农户满意度的农用地整治项目绩效水平,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建立基于农户满意度的农用地整治项目绩效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法、配对样本T检验、IPA分析法分析农用地整治项目绩效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农用地整治项目农户满意度得分达到3.747 5,其绩效水平达到"良好"等级,农用地整治项目结果绩效水平高于过程绩效水平。影响农用地整治项目农户满意度高低的因素主要包括立项决策农户意见采纳程度、规划设计征询农户意见情况、规划设计农户意见采纳程度、后期管护主体明确程度、生产成本降低、后期管护制度健全程度、后期管护资金供给程度、后期管护措施完善程度、立项决策农户参与程度、农业规模生产、生物多样性保护、农田抗灾能力、农田防护林质量、竣工验收中农户参与情况等。[结论]基于农户满意度建立的农用地整治项目绩效测度指标体系和运用综合评价法、配对样本T检验、IPA分析法分析农用地整治项目绩效水平是合理可行的。     

生计转型背景下河北省农村宅基地整理分区与潜力研究

基于农户生计转型背景对河北省农村宅基地整理进行分区调控,并基于不同整理目标测算农村宅基地整理潜力与面积标准。结果显示:受农户非理性决策影响,户均宅基地面积随农户非农就业程度的提升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非农就业拐点在0.496～0.564之间,城镇化率、人均耕地面积、农业分区、宅基地容积率、人均GDP对各县域户均宅基地面积产生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由此,划分了优先整理、适度整理、适度挖潜、限制整理4类整理时序分区,以宅基地制度改革、农业结构优化、深化农村土地管理水平为工作导向的5类整理模式分区。优先整理区宅基地整理潜力为45 429.70 hm~2,户均宅基地面积标准为401m~2,经济条件是限制宅基地整理的主要因素;适度整理区宅基地整理潜力为446.32 hm~2,户均宅基地面积标准为26 m~2,宅基地用地需求较小;适度挖潜区宅基地整理潜力为33 471.92 hm~2,户均宅基地面积标准为407 m~2,自然、经济条件是限制宅基地整理的主要因素。     

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模型分析

农民的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直接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决策。该文基于陕西关中地区545户农户调研数据,按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和承包地经营规模分异将农户进行分组,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将非农水平和承包地经营规模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综合影响最大,外部环境次之。农户对土地抵押权的认知对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家庭非农收入水平高、经营规模小的农户更容易将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土地流转行为。研究产权认知和外部环境因素能为制定土地流转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土地用途管制框架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四川省成都市和湖北省武汉市2个典型区域的比较

[目的]探讨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区域差异及其受土地用途管制的影响,为更好引导农户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及完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提供借鉴。[方法]以率先试点耕地保护基金的四川省成都市和尚未实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湖北省武汉市2个典型城市的43个村庄433名受访农民为例,利用非参数检验及回归模型分别从土地利用意愿、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强度和土地保护程度4方面探讨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1)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呈现出农地利用意愿较低,倾向兼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单位农地投资强度较低,农地利用效率呈两极分化且忽视农田环境保护的特点。(2)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成都受访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较武汉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高12.61%。(3)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土地用途管制程度及区域因素均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有显著影响。[结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呈现两极分化,且其受农户个体及地域差异显著影响。     

环境规制下农户感知对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的影响

为提高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意愿,改善农村生态环境,顺应农民对美好人居环境的期待,本文基于河南、山东、四川、黑龙江4省693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s模型,研究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价值与技能感知、成本收益感知与市场回收条件感知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并引入环境规制政策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了环境规制政策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感知-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能感知、成本感知、与回收渠道间的距离感知、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均显著地影响其参与意愿;其中,农户技能感知和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对其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引导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与技能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约束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重要性感知、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激励型规制对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感知与技能感知、收益感知、回收渠道稳定性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与回收渠道间的距离感知-参与意愿关系存在显著负向调节效应。建议加强技术培训、增设更多补贴款项、健全农业废弃物回收机制,提高农户参与意愿,充分发挥3种规制政策的互补作用,不断调整优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持续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不同利益群体认知行为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影响

[目的]探索农村居民点整治中不同利益群体的认知行为的关注点及其相互影响关系,为新型城镇化下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关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利用博弈论和链接结构分析的HITS算法,挖掘不同利益群体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认知逻辑结构关系。[结果](1)专家群体的权威关键词是城中村等问题,中心关键词是农村居民点整治;(2)政府群体的权威关键词是城镇化,中心关键词是农民参与;(3)公众群体的权威关键词是宅基地纠纷,中心关键词是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结论]各个群体通过发表各自关于农村居民点整治问题的见解和观点产生相互影响,同时各个群体对农村居民点整治问题的认知存在着不一致性,而这种不一致性推动了不同群体更深层次的互动。建议政府一方面要加大政策的公众宣传力度,有效利用互联网平台引导公众舆论导向;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农民全程参与机制,保障农民权益,缓解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冲突。     

快速城镇化地区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协调度分析

为探讨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该文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从人地系统角度出发,将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分别作为子系统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和耦合协调关系,并借鉴强化理论探究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生计策略的反馈机理。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在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的耦合关系和耦合协调关系方面存在差异:耦合关系方面,4种类型农户的耦合度集中在0.4~0.5范围内,处于拮抗阶段,其中,专业农业型农户最高,为0.480 7;耦合协调关系方面,专业农业型农户耦合协调度为0.545 9,处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其余3种类型农户耦合协调度集中在0.4~0.5范围内,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2)专业农业型和农业兼业型农户的耦合协调度和土地利用效应较高,其保持原有生计策略的户数比例小于50%;非农兼业型和传统农业型农户的耦合协调度和土地利用效应较低,其保持原有生计策略的户数比例大于50%。3)专业农业型的生计策略有助于提高农户生计水平和促进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吸引力较大。研究结果可为实现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三峡库区水土保持工程农户参与行为调查

[目的]研究三峡库区水土保持工程农户参与程度、参与阶段性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为区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方法]采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法调查了113户农户,并通过深度访谈重点了解农户对水土保持的相关诉求,运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水土保持工程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1)库区农户对水土保持的认知度和对水土保持工程的满意度均不高。(2)库区农户多以有偿投工方式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农户参与程度低,以零参与和低度参与为主,中度参与和高度参与仅占12%。水土保持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后期管护三阶段农户参与比例分别为19%,42%和2%。(3)参与工程能否挣钱和农户对水土保持的认知是影响农户参与水土保持工程的主要因素。农户参与工程收入越多、水土保持认知度越高,其参与水土保持工程积极性越大。[结论]三峡库区农户水土保持认知度偏低,农户参与水土保持工程偏少,参与阶段主要集中在施工期,不利于水土保持工程的开展和效益发挥。今后要加强水土保持宣传和教育,改革农户参与激励机制,增强水土保持工程实用性和适宜性,以更好发挥水土保持工程的作用。     

基于PSR模型的粤北山区农户行为对水土流失的影响研究

[目的]了解农户自身行为对水土流失影响,为保护和改善粤北山区生态环境、实现精准贫困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方法]以贫困胁迫下的粤北山区农户行为为研究对象,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进行农户调查,并通过"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建立粤北山区农户行为对水土流失影响评价指标体系,从农户行为视角出发,结合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定量评价农户行为对水土流失影响程度。[结果](1)由于薪柴依赖度降低、坡耕地比重下降等因素,2012—2016年农户行为对水土流失影响的压力值逐渐降低;(2)虽然农户区水土流失状态值降低,但农户水土保持状态增加,总状态值稍有增加;(3)农户和政府对水土流失治理响应值逐渐增加;(4)综合PSR值,最终农户行为对水土流失影响值稍微降低,生态环境有所好转。[结论]粤北山区农户对水土流失影响压力值降低,状态值增加,最终农户行为对水土流失影响值稍有降低,农户行为对水土流失影响减小。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农户参与重金属污染耕地休耕治理行为

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不仅需要有效的技术支撑,也需农户积极配合。针对农户层面研究较少的情况,该研究以湖南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试点区的茶陵县为研究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农户参与休耕行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发现农户参与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的行为逻辑遵循"认知-意愿-行为"的基本路径。农户的休耕行为响应受其行为意向及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等前置因素的影响。农户行为意向在其认知和行为响应之间起到中介效应。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强调,实行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式休耕需以尊重农户意愿和稳定农户收益为基本原则,对乡村干部和农户加强休耕相关宣传培训,并增加农户参与休耕治理的工作机会,以提高农户行为积极性,提升休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