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意愿分析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优化居民点空间布局、改善农村环境及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重要手段,开展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对农居点整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南京市江北新区桥林和星甸街道为例,在农户意愿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居民点整理潜力,从整理迫切性、整理能力等角度选取关键指标,构建了农居点整理时序指标评价体系。基于评价结果,对研究区进行村域尺度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结果表明:(1)桥林和星甸街道可整理的理论潜力2 594.02hm~2,整理潜力较大,且各村整理潜力存在显著的差异;(2)对农户意愿影响较显著的因素有:补偿满意度、家庭收入、政策执行满意度、户主职业、邻里关系、现有宅基地面积、搬迁以后的生活成本及从众心理,结合指标获取难易程度及代表性,选取了表征农户意愿的指标。(3)研究区可分为优先整理区、重要整理区、次要整理区及最后整理区4类,它们可整理的理论潜力依次为718.63hm~2,861.85hm~2,875.70hm~2及136.03hm~2。     

基于农户分化的村域居民点用地特征分析

从地块尺度探讨农户分化背景下的农户层面居民点用地演变特征及其趋势,为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分类调控方向与模式提供依据。以重庆市潼南县崇龛镇古泥村为典型案例,从农户家庭收入、就业职业、就业地点3个方面对农户分化类型进行界定基础上,解析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规模、形态、内部功能结构等方面的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规模存在"农业种养殖主导生计类型"农户户均面积最大,"既离土又离乡式非农主导生计类型"农户人均用地面积最大,"离土不离乡式非农主导生计类型"农户户均用地面积和人均用地面积均最小;非农型、农业型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最复杂,就地非农型和农业主导型农户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较为简单,且趋于规整的方形;就地非农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农户房屋形态更为紧凑和集约,农业型农户房屋形态更为松散和粗放;就地非农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农户房屋结构以砖混结构为主,非农型农户土木结构所占比例最大;农户分化对其居民点生产功能占地比例影响不大,农户非农化对其居民点居住功能影响较为显著,即农户非农化程度越高,其居民点居住功能越强;农户层面上居民点服务功能比例偏大是造成户均用地偏大和集约利用水平低下的重要因素,也是未来管制户均用地规模的重要突破口。     

江苏省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

以江苏省江都市为研究区域,从居民点景观布局,整理居民点能力和对居民点整理需求3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综合评价结果和人均居民点面积为依据划定整理分区.研究结果表明,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划分成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A区、重点整理B区、适度整理区与优化调整区.优先整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应注重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重点整理A区应以经济基础为依据,注重农村空间重构;重点整理B区应加强闲置土地整治,且结合小规模迁村并点整理;适度整理区不宜开展大规模整治,应有步骤地对空闲和闲置土地进行整理;优化调整区主要是对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作优化,同时控制居民点外延扩张.该研究根据综合评价分值和人均居民点面积两层指标划定居民点整理分区,对制定居民点整理时序和居民点整理内容提供科学依据.     

县域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潜力测算与时序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关系到区域转型与城乡统筹发展,而充分调动相关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则是其关键。该文以如皋市为例,依据政策指标法测算各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并基于时间管理优先矩阵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优先度判别矩阵,提出反映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相对重要性与紧迫性的区域重要性指数与紧迫性指数及评价方法,从各镇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的相对重要性和紧迫性程度出发对如皋市20个镇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优先度进行判别,并进行时序分区,并针对各分区提出统筹建议。结果表明：1）如皋市未来9 a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为14 859.87 hm2,占现有农村居民点面积的46.73%和理论整理潜力的56.71%,各镇现实整理潜力之间具有明显差异,以长江镇和如城镇为最大,均超过1 000 hm2;2）如皋市20个乡镇可被划分为优先整理区、次先整理区、后先整理区和末先整理区4类,其中优先整理区现实整理潜力达3 598.04 hm2,次先整理区为926.87 hm2,后先整理区达4 539.31 hm2,末先整理区为5 435.64 hm2,仅优先整理区和次先整理区的总现实整理潜力就能满足如皋市未来9 a发展可能的建设用地需求;3）建议对优先整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予以资金扶持与指标倾斜,对次先整理区予以指标激励,对后先整理区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持并重,而对末先整理区以政策引导为主即可。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县、镇2级政府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积极性,为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以及居民点整理项目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现实潜力测算及分区——以重庆市丰都县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与结构优化是农村居民点问题研究的核心,对统筹城乡土地利用具有重大意义。针对丰都县各乡镇的自然、社会和经济因素,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相结合、层次筛选法、SPSS聚类分析的方法,测算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现实潜力,并根据耕地系数对全县进行聚类分区。结果表明:①丰都县2011—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为1 287.78hm²,耕地增加率为13.37%;②依据整治潜力可将研究区划分为生态型整理乡镇7个、适度型整理乡镇16个、重点型挖潜乡镇7个,分区调控提高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和集约化程度。     

高山区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研究

科学估算高山地区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并构建可行性较强的转化路径,有助于提高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优质耕地转化率,对于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提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研究思路为指导,选取十堰市郧阳区作为研究区域,以抽样行政村地籍调查成果为支撑,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实地调查的方法逐步验证本文的研究思路,并基于宜拆建筑结构形式房屋及附属设施修正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从而得到农村居民点整理综合潜力。结果表明,依据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的整个郧阳区的潜力面积为616.956 hm~2,修正后的综合潜力为1661.248 hm~2,其面积相较于人均居民点用地标准法测算的潜力面积仍较小,但是相较于传统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结果已经提升明显,且存在切实可行的潜力转化路径。研究测算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充分考虑了政策支撑和农民支持,从而提供了依托国家重大政策的切实可行的整理潜力转化为优质耕地路径,也能够有效避免高山区复垦耕地撂荒;提出的潜力测算方法对不同尺度间潜力测算的联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粮食生产类家庭农场的适度经营规模研究

当前中国超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户农业收入低下,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已是大势所趋。土地适度规模受到社会平均收入、粮食生产收益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是一个动态数值。该研究基于收入均等化测算法,以打工农户的收入水平为衡量标准,研究了中国地级市尺度的土地适度经营规模。研究表明,2016—2017年中国粮食类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在13～14 hm~2左右,相当于全国户均耕地面积的30倍左右。依据各市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参考区域耕地资源禀赋、经营规模形成的难易程度将全国划分为9个一级大区、38个二级亚区。东北地区大区与内蒙古高原大区适度经营规模在15～17 hm~2范围,华北平原大区在10 hm~2左右,长江下游大区与东南沿海大区在7～9 hm~2范围,西南山地大区为6 hm~2,黄土高原大区为18 hm~2,西北干旱大区为25 hm~2,青藏高原大区的适度经营规模为全国最高,达到30 hm~2。从适度经营规模与户均耕地面积的比值来看,内蒙古高原大区为8倍,华北平原大区、长江下游平原大区为35倍左右。中国实现规模经营整体难度较大,区域上呈现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难度依次降低的规律性带状分布。建议将适度经营规模标准提升至15～20倍范围,同时制度创新,消减高昂的土地流转交易成本。     

考虑农村建筑安全性的居民点整理潜力界定及估算方法研究

目前推广运用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定义和测算方法不能测算危房改造潜力,无法满足当前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要求。针对上述问题,该文首先从农村居民点和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定义出发,运用推理分析法重新界定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然后根据研究区居民点空心化成因,提出了基于居民点用地分类的整理潜力测算方法,居民点用地分为3级,一级依据用途分为5类,二级依据建筑设施安全性分为安全、不安全、无使用功能3类,三级依据利用状况分为使用、闲置、废弃3类;将不安全、无使用功能的二级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中的未利用地和边角地定义为整理潜力,并将用于居民点用地的潜力定义为改善生存条件潜力,其余潜力定义为土地利用扩展潜力,再根据整理的难度,将不安全使用类用地的潜力定义为难实现潜力,其余潜力定义为易实现潜力;最后运用该方法测算了下吐京村的居民点整理潜力。结果表明:该村有居民点整理潜力10.66 hm~2,改善生存条件潜力0.76 hm~2,土地利用扩展潜力9.90 hm~2,易实现潜力8.19 hm~2,难实现潜力2.47 hm~2。该文提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定义和测算方法可以测算危房改造潜力,依据测算结果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实现农村危房改造和空心村整理。     

西南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与分区优化

农村居民点是中国农村人口的主要聚居形式。以西南山区丘陵区的重庆市丰都县兴义镇为例,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SPSS聚类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构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影响评价体系。在评价结果基础上对兴义镇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分区优化。(1)通过单因素量化分析和综合评价法分析可知,兴义镇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综合适宜度0~45.52,其中高度适宜性区域面积占兴义镇土地总面积的25.16%,中度适宜区面积占29.49%,低度适宜区面积占29.09%,不适宜区面积占16.26%。(2)利用聚类分析法划分出了4个类型区域:即适度挖潜区、重点发展区、限制扩建区和优先整治区,各区农村居民点面积分别为:113.30,188.59,104.01和41.72 hm²。(3)针对各类型区的具体特征,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方案。     

基于搬迁距离约束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析是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环节.为了合理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该文提出了现实潜力测算新思路.通过农户搬迁意愿调查,以搬迁距离为约束条件,该文构建了 农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改进模型,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为例,定量分析了基丁农户搬迁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测算结果表明在考虑农户搬迁距离情况下的测算潜力仅为传统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测算潜力的69.67％,说明搬迁距离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认为通过农户搬迁意愿调查,在ArcGIS半台辅助下选择适宜搬迁居民点测算的潜力,在整理实施过程中能得到农户积极支持,并减少搬迁面积和资金投入,因此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耕地流转胁迫下农户生计多元化选择与可持续性水平——基于重庆市合川区188户的调查数据

农户生计资源重组是在耕地流转胁迫下对经济机会的反馈响应。基于重庆市合川区川柠柠檬示范园188户耕地流转农户及其394块流转耕地地块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流转农户劳动力特征和流转耕地的数量、质量及耕作半径特征,进而剖析耕地流转后农户多元化生计选择策略,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成果3方面构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生计多样化指数、收入多样化指数、非农化水平及家庭纯收入指标,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耕地流转致使农户自然资本严重减少,家庭生计结构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主导型转变,生计种类显著增加,趋于多元化。2）耕地流转后,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增加,且农户生计资本属性间及各类型农户间的增长率存在分异。耕地流转导致5大资本失调,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降低。3）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在流转后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提升强度从大到小表现为非农主导型农户>农业主导型农户>非农型农户>纯农型农户。总之,农户在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的内部冲击下,生计资本得以重组,致使农户生计的分化与转型,而多元化生计有助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农用地整治项目农户满意度分析

[目的]诊断基于农户满意度的农用地整治项目绩效水平,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建立基于农户满意度的农用地整治项目绩效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法、配对样本T检验、IPA分析法分析农用地整治项目绩效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农用地整治项目农户满意度得分达到3.747 5,其绩效水平达到"良好"等级,农用地整治项目结果绩效水平高于过程绩效水平。影响农用地整治项目农户满意度高低的因素主要包括立项决策农户意见采纳程度、规划设计征询农户意见情况、规划设计农户意见采纳程度、后期管护主体明确程度、生产成本降低、后期管护制度健全程度、后期管护资金供给程度、后期管护措施完善程度、立项决策农户参与程度、农业规模生产、生物多样性保护、农田抗灾能力、农田防护林质量、竣工验收中农户参与情况等。[结论]基于农户满意度建立的农用地整治项目绩效测度指标体系和运用综合评价法、配对样本T检验、IPA分析法分析农用地整治项目绩效水平是合理可行的。     

土地流转农户生计转型中生计资本整合特征及效益

为了揭示土地流转下异质性农户的生计资本整合特征,该文基于267户流转农户调查数据,将农户划分为稳定型纯农户、非农化纯农户、稳定型兼业户、非农化兼业户和稳定型弃农户,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异质性农户生计资本差异,并采用雷达图、生计资本扰动指数与生计资本增长指数,剖析了异质性农户生计资本整合的方向、强度及效益。结果表明:1)土地流转前,非农化纯农户和非农化兼业户在人力资本、生活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上占优势,稳定型纯农户和稳定型兼业户在自然资本和生产资本上占优势;2)土地流转后,非农化纯农户和非农化兼业户侧重整合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而稳定型纯农户和稳定型兼业户侧重整合生产资本,稳定型弃农户整合方向不明显。3)生计资本扰动指数非农化纯农户(0.169)非农化兼业户(0.144)稳定型纯农户(0.124)稳定型兼业户(0.105)稳定型弃农户(0.098),生计资本整合强度非农化农户高于稳定型农户;4)生计资本增长指数非农化兼业户(0.135)非农化纯农户(0.120)稳定型兼业户(0.094)稳定型弃农户(0.093)稳定型纯农户(0.088),生计资本整合效益非农化农户亦显著优于稳定型农户。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加深对农户生计资本整合与土地流转互动机制的认识,以期为促进土地顺畅流转实现"失地/得地"农户的生计可持续化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基于参与式调查的广西生态移民迁入区农户收入效应评价

定量评估生态移民工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可为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效果评价、完善移民政策提供决策依据。该文以广西环江县30个移民安置屯281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收集迁入区农户在工程实施前后收入及其组成结构的变化数据,根据研究需要将调查农户分为移民和原驻民,利用倍差法(DID,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分析了生态移民工程对迁入区农户收入及收入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农户的收入水平比搬迁前有较为明显的提高,1996-2011年,家庭总收入的年增长率达26.02%,此外,种植业、林业及非农收入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与安置区原驻民相比,移民的各项收入总量仍然偏低,除其他非农收入外,生态移民工程对移民各项收入的影响呈负效应,耕地、林地等土地资源占有量的不均衡是原因之一。因此,要保障生态移民工程实施的可持续性,应加强工程实施效果的跟踪评价,加快迁入区土地再分配与确权制度研究,促进移民与原驻民生计的协同发展。     

农村居民点整理不同阶段农户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讨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农户参与行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该文基于江苏省5县531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阶段农户参与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1)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阶段,显著影响农户参与行为的因素存在较大差异。2)所有因素中,农户整理内容认知对农户整体参与行为、决策制定参与行为影响分别在5%及1%的水平上显著;农户参与能力认知对农户决策制定参与行为、施工建设参与行为的影响分别在1%及10%的水平上显著;来自外部环境中的政府支持度对农户整体参与行为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对农户施工建设参与行为以及后期管护参与行为的影响则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3)农户受教育年数以及家庭年收入均未对任何类型的农户参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建议未来应制定差别化政策激励农户全过程参与,并着重于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农户参与能力的提升、参与程序的制定以及参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建设。     

快速城镇化地区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耦合协调度分析

为探讨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该文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从人地系统角度出发,将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分别作为子系统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和耦合协调关系,并借鉴强化理论探究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生计策略的反馈机理。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在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行为的耦合关系和耦合协调关系方面存在差异:耦合关系方面,4种类型农户的耦合度集中在0.4~0.5范围内,处于拮抗阶段,其中,专业农业型农户最高,为0.480 7;耦合协调关系方面,专业农业型农户耦合协调度为0.545 9,处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其余3种类型农户耦合协调度集中在0.4~0.5范围内,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2)专业农业型和农业兼业型农户的耦合协调度和土地利用效应较高,其保持原有生计策略的户数比例小于50%;非农兼业型和传统农业型农户的耦合协调度和土地利用效应较低,其保持原有生计策略的户数比例大于50%。3)专业农业型的生计策略有助于提高农户生计水平和促进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吸引力较大。研究结果可为实现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黄土丘陵沟壑区沟道土地整治对乡村人地系统的影响

深入开展土地整治对区域乡村人地系统的影响研究对于优化土地整治模式、促进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意义。该文以延安市某典型小流域为例,结合高分影像数据、景观格局分析和人文实地调查,从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生态安全、社会响应和综合研判等角度探讨了黄土丘陵沟壑区沟道土地整治对当地乡村人地系统的影响。研究表明:1)在土地整治工程措施的作用下,沟道底部及其两侧的台地、坡耕地、灌木林地和草地大多转变为高产稳产的坝地,部分灌木林地由于生物措施转变为生态功能更强的乡土适生林地;坝地和林地分别增加159.06 hm2和69.75 hm2,灌木林地、草地和坡耕地分别减少112.37、63.26和59.06 hm2。2)坝地平均斑块面积和凝聚度增加,生产功能提升;乔木林地和灌木林地的景观指数、斑块凝聚度指数均保持在较高水平,生态功能稳定;流域整体的景观破碎化程度降低,景观趋于多样化和均衡化发展,景观抗干扰能力和生态系统稳定性得到提升。3)从生态安全效应来看,流域植被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土壤侵蚀显著减少,防洪能力明显提升,但局部存在生态安全隐患。4)人类活动对流域地理环境变化有所响应,土地规模化、农业机械化、就业兼业化和非农化程度提高;但仍存在农业结构单一、效益不高等问题。应着力创新"共同商议、协同推进"的乡村治理机制,进而发挥土地整治综合效能,促进流域乡村转型与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