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分化的村域居民点用地特征分析

从地块尺度探讨农户分化背景下的农户层面居民点用地演变特征及其趋势,为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分类调控方向与模式提供依据。以重庆市潼南县崇龛镇古泥村为典型案例,从农户家庭收入、就业职业、就业地点3个方面对农户分化类型进行界定基础上,解析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规模、形态、内部功能结构等方面的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规模存在"农业种养殖主导生计类型"农户户均面积最大,"既离土又离乡式非农主导生计类型"农户人均用地面积最大,"离土不离乡式非农主导生计类型"农户户均用地面积和人均用地面积均最小;非农型、农业型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最复杂,就地非农型和农业主导型农户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较为简单,且趋于规整的方形;就地非农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农户房屋形态更为紧凑和集约,农业型农户房屋形态更为松散和粗放;就地非农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农户房屋结构以砖混结构为主,非农型农户土木结构所占比例最大;农户分化对其居民点生产功能占地比例影响不大,农户非农化对其居民点居住功能影响较为显著,即农户非农化程度越高,其居民点居住功能越强;农户层面上居民点服务功能比例偏大是造成户均用地偏大和集约利用水平低下的重要因素,也是未来管制户均用地规模的重要突破口。     

基于遥感和GIS的农村城镇化进程分析及模式探索

为深入了解农村城镇化进程所处的阶段,掌握农户对农村城镇化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城镇化模式,该文选取河西走廊张掖市甘州区为例,首先基于Landsat TM/OLI 1990年、2004年、2014年3期遥感影像提取甘州区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信息,利用GIS空间分析和统计方法分析甘州区农村居民点变化规律,揭示甘州区农村城镇化进程和特点。然后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城镇化影响因素,最后构建了甘州区多元化的城镇化模式。主要的研究结果:1)从1990年到2014年,甘州区农村居民点数量和面积不断增加,特别是近10 a来农村居民点数量和面积增长显著大于前15年,且空间集聚效应明显。说明近10 a研究区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且具有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依据城镇化阶段空间异质性将甘州区农村城镇化划为成熟期,成长期和孕育期3个阶段;2)Logistic回归发现影响农户参与城镇化意愿的主要因素依次为:新型技能培训受教育水平年龄家庭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医院类型人均耕地面积是否支持土地流转7个因素,这7个因素包含了农户的生计特征、年龄及耕地资源禀赋。依据这7类主要因素将甘州区农户划分为非农技能型、农工兼营型和农业主导型3类城镇化类型;该研究最后依据不同阶段的城镇化和不同的农户城镇化类型,组合构建了多元的城镇化模式。该研究可为理清农村城镇化进程,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城镇化政策提取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多功能性划分及其农户利用差异性评价

受农户生计方式多元化和城市文化的影响,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分工更为明显且呈多功能性,探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多功能性及农户个体利用的差异性特征,既利于客观测算农村居民点用地资产价值,又能为合理设计农民新居内部构型提供理论基础。研究以重庆市江津区燕坝村1 923处农村居民点用地为研究对象,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多功能性划分基础上构建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优势功能,进而辨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势功能差异性。其结果为:按照二级分类体系,农村居民点用地可划分为居住用地、农业生产用地、非农生产用地、附属用地4个1级地类,堂屋用地、圈舍养殖用地、院落用地等11个2级地类;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势功能差异明显,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农户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导(优势度达1.987 8),而兼业发展型农户优势功能不明显,具均衡性;农业多样化发展型农户、非农多样化发展型农户、非农专业化发展型农户分别以服务功能(优势度1.873 0)、居住功能(优势度1.569 2)、非农生产功能(优势度2.387 9)为主导。农户生计方式与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势功能是相适应的,农民新居建设应根据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生计方式设计不同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组合模式。     

农村居民点多功能识别与空间分异特征

多样化和分异是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国农村居民点演变的重要特征。以山西省长治市为例,根据距离衰减原理,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县城为中心将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中村、近郊型、远郊型和边远型4类。基于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视角将农村居民点多功能识别为生活功能、农业生产功能和非农生产功能。构建农村居民点功能表征属性指标体系分析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多功能表征属性分异。最后,基于农村居民点功能表征属性指标,构建农村居民点多功能量化公式,测算农村居民点功能优势度,从而揭示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优势功能的差异。研究结果揭示了空间内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生活功能、农业生产功能、非农生产功能及其表征属性的分异特征,可为农村居民点分类整理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搬迁距离约束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析是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环节.为了合理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该文提出了现实潜力测算新思路.通过农户搬迁意愿调查,以搬迁距离为约束条件,该文构建了 农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改进模型,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为例,定量分析了基丁农户搬迁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测算结果表明在考虑农户搬迁距离情况下的测算潜力仅为传统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测算潜力的69.67％,说明搬迁距离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认为通过农户搬迁意愿调查,在ArcGIS半台辅助下选择适宜搬迁居民点测算的潜力,在整理实施过程中能得到农户积极支持,并减少搬迁面积和资金投入,因此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耕地流转胁迫下农户生计多元化选择与可持续性水平——基于重庆市合川区188户的调查数据

农户生计资源重组是在耕地流转胁迫下对经济机会的反馈响应。基于重庆市合川区川柠柠檬示范园188户耕地流转农户及其394块流转耕地地块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流转农户劳动力特征和流转耕地的数量、质量及耕作半径特征,进而剖析耕地流转后农户多元化生计选择策略,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成果3方面构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生计多样化指数、收入多样化指数、非农化水平及家庭纯收入指标,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耕地流转致使农户自然资本严重减少,家庭生计结构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主导型转变,生计种类显著增加,趋于多元化。2）耕地流转后,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增加,且农户生计资本属性间及各类型农户间的增长率存在分异。耕地流转导致5大资本失调,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降低。3）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在流转后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提升强度从大到小表现为非农主导型农户>农业主导型农户>非农型农户>纯农型农户。总之,农户在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的内部冲击下,生计资本得以重组,致使农户生计的分化与转型,而多元化生计有助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利益趋向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主体的意愿评价是开展土地整治工作的基础。该文运用实地调查与访谈、GIS空间分析等手段与方法,对山西省武乡县115个抽样村进行逐级筛选,并划分为自然地质灾害型、人为地质灾害型、城镇改造型、自然衰退型和内部发展型5种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村民集体整治意愿博弈模型,分别从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趋向入手选取指标,量化分析地方政府与村民对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为整治工作地合理开展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整治偏远山区的小规模农村居民点,而对于城郊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不够强烈;自然衰退型和城镇改造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整治意愿均不够强烈,而内部发展型和人为地质灾害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比较支持整治工作。该研究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前期分析具有科学有效的指导意义。     

基于规划导向度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及模式

各种类型的规划分区不仅影响区内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模式和发展方向,而且它们的外部“溢出”效应对于周边农村居民点同样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以北京市顺义区为例,统筹考虑城市、产业、交通、生态规划外部性特征,建立规划导向度分析指标体系,定量分析相关规划的外部性对于农村居民点整治和发展的影响,并划分规划导向区和限制发展区;在此基础上,结合顺义区农村居民点社会经济实力,将全区农村居民点划分为高度实力、中度实力和低度实力3个类型,并与规划导向度分析结果相结合划分出4类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区;最后根据各整治规划区内农村居民点社会经济实力分别提出相应的整治途径和发展模式。结果表明,基于规划导向度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可以充分利用规划分区的外部性和自身社会经济实力,实现农村居民点多元化和因地制宜的整治和发展模式,为编制城乡统筹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重要依据。     

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模型分析

农民的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直接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决策。该文基于陕西关中地区545户农户调研数据,按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和承包地经营规模分异将农户进行分组,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将非农水平和承包地经营规模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综合影响最大,外部环境次之。农户对土地抵押权的认知对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家庭非农收入水平高、经营规模小的农户更容易将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土地流转行为。研究产权认知和外部环境因素能为制定土地流转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情景模拟下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决策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是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对推动农村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和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根据目前国内部分试点地区的退出政策和实践,设置7种情景模式,分析了农民在不同情景下的退出决策及选择取向;此外,为进一步探讨影响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决策的因素,基于279份农户调查问卷,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情景模拟下农民对不同模式的退出决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情景下受访农户的退出意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单项权利退出和长期退出(梁平模式、内江模式和成都模式)为主,而对"三权同退"或单项权利永久退出方式(平罗模式、湄潭模式和金湖模式)的接受意愿较低。农户对不同情景模式退出决策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但其中预期风险程度对不同情景模式的退出决策均具有显著性影响,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特征以及认知特征等因素在农民行为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鼓励农户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成为解决土地资源短缺的关键途径。为了分析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利用陕西省关中地区579户农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方向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特征中的人均收入、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家庭总收入、户主文化程度,农户生产特征中的农业收入、耕地经营面积、劳动力数量,农户意识特征中的农户产权意识、农户行为意识、农户福利意识、农户技能意识,对农户的退地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是受到多因素综合影响的,并且各影响因素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共变关系。对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为制定合理的土地退出政策和机制提供意见参考。     

基于农户意愿分析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优化居民点空间布局、改善农村环境及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重要手段,开展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对农居点整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南京市江北新区桥林和星甸街道为例,在农户意愿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居民点整理潜力,从整理迫切性、整理能力等角度选取关键指标,构建了农居点整理时序指标评价体系。基于评价结果,对研究区进行村域尺度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结果表明:(1)桥林和星甸街道可整理的理论潜力2 594.02hm~2,整理潜力较大,且各村整理潜力存在显著的差异;(2)对农户意愿影响较显著的因素有:补偿满意度、家庭收入、政策执行满意度、户主职业、邻里关系、现有宅基地面积、搬迁以后的生活成本及从众心理,结合指标获取难易程度及代表性,选取了表征农户意愿的指标。(3)研究区可分为优先整理区、重要整理区、次要整理区及最后整理区4类,它们可整理的理论潜力依次为718.63hm~2,861.85hm~2,875.70hm~2及136.03hm~2。     

水冷式苗床根际降温效果及其对番茄幼苗生长的影响

作为水分和养分吸收运输的主要器官,根系及其代谢直接影响着植株的生长与发育,相对于地上部温度植株对地温更为敏感。根际高温是影响夏季蔬菜集约化育苗主要障碍因子之一,适宜、稳定的根际温度是幼苗根系生长和培育壮苗的重要保证。为了降低夏季集约化育苗时幼苗的根际高温环境,设计了一种低能耗的根际降温方式,该研究利用地下水作为降温媒介,采用梯形排管作为冷却管道,设计了一套水冷式苗床用于集约化育苗根际局部降温。试验结果表明,在番茄育苗期间,水冷式苗床番茄幼苗根际积温、日均温和平均最高温分别比对照苗床降低了154.1、4.5和6.5℃。水冷式苗床平均一天中番茄幼苗根际温度高于25℃历时比对照苗床减少了7.6 h,高于28℃历时比对照苗床减少了7.2 h。水冷式苗床番茄幼苗叶片的蒸腾速率比对照提高了36.3%,提高了叶-气温差。水冷式苗床番茄幼苗根系活力和光合作用显著高于对照苗床,壮苗指数比对照苗床提高了34.9%。因此,水冷式降温苗床能够较好的降低根际温度,缓解夏季高温对番茄幼苗生长的胁迫。     

生计转型背景下河北省农村宅基地整理分区与潜力研究

基于农户生计转型背景对河北省农村宅基地整理进行分区调控,并基于不同整理目标测算农村宅基地整理潜力与面积标准。结果显示:受农户非理性决策影响,户均宅基地面积随农户非农就业程度的提升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非农就业拐点在0.496～0.564之间,城镇化率、人均耕地面积、农业分区、宅基地容积率、人均GDP对各县域户均宅基地面积产生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由此,划分了优先整理、适度整理、适度挖潜、限制整理4类整理时序分区,以宅基地制度改革、农业结构优化、深化农村土地管理水平为工作导向的5类整理模式分区。优先整理区宅基地整理潜力为45 429.70 hm~2,户均宅基地面积标准为401m~2,经济条件是限制宅基地整理的主要因素;适度整理区宅基地整理潜力为446.32 hm~2,户均宅基地面积标准为26 m~2,宅基地用地需求较小;适度挖潜区宅基地整理潜力为33 471.92 hm~2,户均宅基地面积标准为407 m~2,自然、经济条件是限制宅基地整理的主要因素。     

农户土地利用投入变化及其土地利用意愿分析

认识农户土地利用投入的变化规律,把握当前农户的生产意愿,对制订相关政策,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采用分层随机抽取样本的方法,基于湖北省咸宁市1 252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从粮食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农业机械、化肥与农药等生产因素方面,对1981年以来农户的土地利用投入要素的变化特征及当前的土地利用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近30 a来,农户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与用于主要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明显下降,而化学肥料与农药总投入量明显增加;经济因子与农机技术进步是驱动农户行为变化最重要的2个因素,劳动力转移与"三补一免"等惠农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投入变化的影响有限;农户农地利用的目标出现显著分化,传统"全民式粮食生产模式"正向"专业化规模化农户生产模式"转变,专业化规模生产农户应是国家惠农政策重点补贴与扶持的对象;国家在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的同时,如何有效稳定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面积,需要更加积极的调控对策引导;随着边际土地从农地利用范畴析出,区域性生态好转出现新的机遇,国家宜出台生态用地整理的相关政策,提升区域性生态服务功能。     

应用多主体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宅基地退出补偿定价

该研究以浙江省嘉兴市、义乌市、泰顺县3个宅基地退出的典型区域为例,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多主体模拟方法对微观主体的交互行为进行仿真模拟,从微观农户尺度对宅基地退出补偿进行定价。结果表明:1)不同区域宅基地定价区间具有显著差异,且同一区域城中村、近郊、远郊和边远型宅基地价值差距明显;2)农户退出意愿越强,在谈判中与政府交互次数越少,其定价区间的增幅越低。各地城中村均为退出意愿较低的区域,需要更多次谈判才完全同意退出,而边远型退出意愿则相对较强。随着初始农户强硬度μ值的增大,农户与政府的迭代次数近似符合线性增长;强硬度阈值增大,也会相应增加农户与政府的谈判次数,增加政府成本。宅基地退出定价可以为管理部门制定补偿价格范围提供科学参考,基于多主体复杂适应系统(CAS,complex adaptive system)理论的仿真模拟可以为该方面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也为进一步完善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Logistic和SEM模型的实证分析

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对提高城乡土地利用效率,增加耕地面积,缓解建设用地供需矛盾,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空间配置的意义不言而喻。基于农户调研资料,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SEM）,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农户对开展居民点整理的意愿。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农户整理搬迁意愿并不高,仅为41.5%;（2）在5个潜变量中,农户个人特征与其它变量对整理意愿产生了显著的负影响,农户分化、家庭经济、家庭住房等变量则产生了显著的正影响;（3）在反映潜变量的外生观测变量中,家庭收入、职业类型等对整理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年龄、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等有显著的负影响;（4）在农村居民点整理中,要实现农户生计多样化,探索创新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化,实现宅基地保障性功能转化,积极探索多样化整理模式,避免“一刀切”政策,保护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传统建筑。     

高山区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研究

科学估算高山地区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并构建可行性较强的转化路径,有助于提高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优质耕地转化率,对于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提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研究思路为指导,选取十堰市郧阳区作为研究区域,以抽样行政村地籍调查成果为支撑,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实地调查的方法逐步验证本文的研究思路,并基于宜拆建筑结构形式房屋及附属设施修正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从而得到农村居民点整理综合潜力。结果表明,依据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的整个郧阳区的潜力面积为616.956 hm~2,修正后的综合潜力为1661.248 hm~2,其面积相较于人均居民点用地标准法测算的潜力面积仍较小,但是相较于传统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结果已经提升明显,且存在切实可行的潜力转化路径。研究测算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充分考虑了政策支撑和农民支持,从而提供了依托国家重大政策的切实可行的整理潜力转化为优质耕地路径,也能够有效避免高山区复垦耕地撂荒;提出的潜力测算方法对不同尺度间潜力测算的联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内在驱动力分析

为充分发挥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积极作用,从理论上探究其与城乡统筹发展的关系,从历史角度对其进行定位,并进行理论升华。在对农村土地整治内涵剖析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政治3个方面分析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内在驱动力,揭示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进而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进行了理性思考,最后从规划管理、决策机制、产权制度、收益分配、主导主体和配套制度等方面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该文为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