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域水平乡村耕地流转的时空分异及其驱动机制

为了解乡村土地流转的镇域差异,丰富对土地流转尺度效应的认知,选取重庆市现代农业与统筹城乡示范窗口江津区为样区,基于2007—2012年24个乡镇的农经统计面板数据,利用统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与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法,从镇域尺度视角研究乡村耕地流转形式、流转去向和流转规模的时空演变特征,并从区位状况、经济水平、资源禀赋、农业政策和市场5个方面剖析驱动镇域水平耕地流转时空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镇域水平耕地流转形式均以出租和转包为主,呈现多样化;土地流转去向中,农户是耕地最主要流入方,其次是企业,专业合作社最少;镇域水平耕地流转年际差异显著,变化趋势以“先增后减再增型”和“增加型”为主,呈现多元化;镇域水平耕地流转规模属随机分布,空间自相关程度逐年减弱,且空间关联类型格局随年际变化总体表现出不稳定性;镇域水平上,农业劳动力数和养殖业商品化率对耕地流转规模影响最大,流转率随农业劳动力数减少而增加,而随养殖业商品化率提高而增加。此外,固定资产、劳均耕地和农转非率对耕地流转规模也有正向促进作用。最后立足镇域特色,以不同层次发展需求为导向,提出促进土地顺畅流转的施政策略。     

丘陵区土地流转与整治联动下的资源整合及价值变化

土地顺畅流转并带动各种资源高效整合和土地价值提升是农业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该文以重庆市江津区慈云镇小园村和永兴镇黄庄村、旸岩村为研究区,将流转地块图件数据与农村经济统计数据、农户调查数据有机结合,采用收益还原法、市场价格法、机会成本法和影子工程法对耕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发展权价值进行估算,探讨了土地流转与整治联动下土地分散小户经营与集中规模经营的资源整合及价值变化。结果表明:土地流转与整治联动下田块规模扩大、形状趋于规则、田面更加平整,农业基础设施体系完善。田块平均面积、平均形状指数和平整度指数的相对改善程度分别为38.19%、2.54%和30.95%,田间道路密度与沟渠密度指数的绝对改善程度分别达50和75 m/hm2以上;生产成本增加,但综合效率明显提高。土地流转后每公顷人工成本和农资成本分别高出流转前的1.58~24.84倍和1.22~8.04倍,而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本产出率分别高出流转前的21.46~45.74倍、6.26~14.59倍和1.09~3.71倍,且总投入产出率均高于流转前的1.1倍以上;农业发展投资主体由一元化转为多元化。土地流转前农户自筹资金占100%,土地流转后自筹资金与政府投资占比分别介于24.53%~79.31%和20.69%~75.47%之间,且样区Q1和Q6分别引入了18%和13.54%的社会资金;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在土地流转后均提高2倍多,而生态价值降低,平均损失率达34.83%,价值结构不均衡在加剧。因此,在产业政策导向下整合各涉农部门资金集中进行田块规划和农业基础设施改造或续建,建立以土地整治为先导,在市场利益驱动和政府引导下农户自主或委托村集体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新思路,既促进土地向专业大户、龙头企业、家庭农场顺畅流转,带动产业类型与经营模式双重转变,又有效整合土地、设施、资金、劳动力和农资等农业生产要素,发挥资源整合效率,还极大提升了土地综合价值。     

乡村土地资源整合模式：土地流转与整治

受耕地细碎化、宅基地空置化、土地利用粗放化、耕地保护严峻化和新型四化同步推进的多维驱动影 响,乡村土地顺畅流转并带动城乡资源高效整合成为我国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互动机制创新的难点。为此,从土地 产权流转、农用地整治和建设用地整治三个层面,论述了乡村土地资源整合模式。研究表明院土地流转是土地使用权 转移和收益再分配,农用地整治是土地自然属性与利用方式的重构和调整,而居民点复垦、新村建设和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是城乡建设用地的布局优化和整体效用的提升。尽管从土地产权和工程改造层面,构建了特定区域或特定目 标的土地产权流转模式和田-水-路-林-村工程建设模式,但尚未形成“协调、互动、统筹”土地流转与资源整合模式 体系。因此,如何将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融为一体,通过政策引导与工程改造双向加力,搭建城乡资源高效整合和双 向流动的统筹链,成为土地流转与资源整合耦合模式创新的关键点。而该模式的创新发展,既应突破土地流转体制 障碍,又应突破新增耕地受路、沟、渠、林等占用多且乱的限制,农业产业化受土地细碎化、基础设施薄弱化的限制, 城乡建设用地受置换不对接的限制,还应吻合区域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现实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