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化遗产地游客环境责任行为与饮食旅游偏好关系研究——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

传统饮食是农业文化遗产地重要的旅游资源,饮食旅游偏好影响着游客对旅游产品的选择。引导和培养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对遗产地传统饮食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通过问卷和访谈实证调查分析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和传统饮食偏好之间的关系。运用SPSS18.0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3项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因子,分别为传统饮食认知因子、传统饮食环境责任态度因子、传统饮食环境责任行为因子;同时根据提取出的3项游客传统饮食偏好因子,将游客分为传统饮食口味追逐型、传统饮食参与体验型、传统饮食文化体验型, 3种类型所占比重分别为38.05%、35.63%和26.31%。其中传统口味追逐型游客关注饮食的口味、种类、环境等食用体验,传统饮食参与体验型游客更多地关注饮食的制作过程以及部分饮食文化内涵,而传统饮食文化体验型游客更加关注当地文化、生态保护和对本地食材的应用以及传统饮食所传递的文化价值,且三者中传统饮食文化体验型游客环境责任行为最强,传统口味追逐型游客最弱。最后将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因子和传统饮食偏好因子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游客环境责任行为因子与游客传统饮食旅游偏好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应考虑不同类型游客对农业文化遗产的饮食偏好,有选择有重点地适应游客的需求,避免为吸引大众游客而产生的饮食文化破坏与生态安全问题。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构建及评估(I):价值体系构建与评价方法研究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类典型的资源可持续利用保护地，其水土管理方式、知识体系、文化内涵等对于协调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具有积极作用。这类传统生计区域往往与自然保护地毗邻或在其范围内，对其蕴含的价值进行识别与保护，不仅是提升农业文化遗产管理的诉求，也能够支持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与功能区划管理。本研究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进行系统识别，基于农业文化遗产的广义概念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狭义概念，借鉴多类型自然保护地与世界遗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自然资源资产等价值体系，从农业文化遗产的复合性、活态性与战略性特点出发，把握其核心价值，构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在充分吸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自然文化遗产价值评估、品牌价值评估等定量或定性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完整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货币价值评价方法。以系统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主要包括存在价值和潜在价值，其中存在价值以载体价值和服务价值为核心，服务价值则可细分为产品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9类，25个具体指标。研究进一步提出存在价值的评价方法与潜在指标可能测算路径。构建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以及所提出的评价方法，可为以价值保护为基础进行农业文化遗产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为管理决策者在区域保护与发展协调决策中提供科学基础。     

基于SEPLS模型的GIAHS恢复力评估框架及其在保护成效评估中的应用

由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是一类典型的社会生态生产景观(SEPLS),在传统知识传承保护、粮食与食物安全保障、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应对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更有效地开展GIAHS保护及管理工作,本文在分析GIAHS评估重要性和恢复力概念的基础上,以联合国大学(UNU)等团队开发的社会生态生产景观恢复力评估框架(SEPLS模型)为基础,构建了GIAHS恢复力评估框架(GIAHS-RAF),明确了其评估及计算过程。并以中国第1个GIAHS项目——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Qingtian Rice-Fish Culture System in Zhejiang Province, RFC)为例,通过对核心保护区——龙现村在2004年(GIAHS项目授牌前)和2016年(GIAHS授牌11年)的恢复力状况进行评估,探讨模型在GIAHS保护成效评估中的适用性。研究结果显示:1)2016年龙现村恢复力整体状况相对较弱,各项资本评估得分为:物质资本(0.75)经济资本(0.63)人类资本(0.61)社会资本(0.57)自然资本(0.38);2)虽然农户收入来源多样且社会经济基础设施能较好地满足社区需求,但是遗产地内部农业物种较少,农户对于系统提供的粮食多样性尚不是非常满意; 3)相较于2004年,经过11年的保护工作,研究区恢复力有所提高,说明GIAHS项目的实施对该遗产的恢复力有积极影响,尤其是物质资本和经济资本两方面。评估结果与该区域相关研究结果及实地调查情况一致,说明所构建的GIAHS恢复力评估框架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对GIAHS项目及其他相关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效评估工作。     

基于世界遗产监测经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监测体系构建

为了保护具有全球重要性的传统农业系统,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倡议。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目前拥有的GIAHS数量最多,但也面临着GIAHS科学保护与有效管理的艰巨任务。作为遗产管理的重要内容,监测对提升遗产管理水平具有重要作用。科学有效的遗产监测不仅可以实现遗产自身的保护及其价值的维护,而且可以实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我国的GIAHS监测工作刚刚起步,尚未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GIAHS监测体系,也缺乏相关理论研究作为支撑。为此,本文在充分借鉴世界遗产监测经验与实践的基础上,对GIAHS监测概念与内涵、监测范围与内容、数据收集与管理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提出由三级监测网络、动态监测系统和两级巡视制度构成的GIAHS监测体系。动态监测系统是GIAHS监测体系的核心组成,包括监测范围、监测内容、监测方法、数据管理的多个方面。三级监测网络和两级巡视制度是GIAHS监测体系的基础保障,不仅有助于形成主动监测与监督巡视相结合的监测巡视机制,而且将监测数据汇交与评估意见反馈形成闭合回路,从而提高GIAHS保护与管理工作的科学性与系统性。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丰富GIAHS监测理论,进一步推动中国的GIAHS监测工作,也能为国际GIAHS监测提供中国经验。     

基于污染足迹的太湖流域稻作农业污染评估--以常州市和宜兴市为例

稻作农业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贡献巨大,但因经济利益驱动,化肥农药被过量施用,造成了氮、磷等营养物质流失,对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本文基于全国第一次污染普查数据,结合各类污染物的产排污系数计算了稻作农业COD、TN和TP入河量,通过污染足迹模型计算了稻作农业COD、TN和TP的污染足迹,通过污染压力模型计算了稻作农业COD、TN和TP的污染压力指数,并对其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常州市、宜兴市稻作农业生产过程中向水环境排放的污染物中以COD和TN为主,其入河量分别为792.96 t·a^-1和605.28 t·a^-1,TP入河量为27.16 t·a^-1;(2)常州市、宜兴市稻作农业TN污染足迹最大(3 944.50 hm²),其次为TP污染足迹(2 578.95 hm²),最小的是COD污染足迹(523.52 hm²);(3)常州市、宜兴市稻作农业对水环境的污染压力指数为2.10,处于中度污染压力状况,表明常州市、宜兴市稻作农业生产活动超出了当地水域的承载能力,对当地水环境产生了压力。     

基于生态足迹的传统农业地区可持续发展评价—— 以贵州省从江县为例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历史等原因,贵州省从江县至今还保持着比较完好的稻田养鱼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为全面认识这一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为其合理保护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基础,本文分析了从江县2007年的生态足迹及其构成,总结了传统农业地区的资源消耗特点以及传统农业在区域生态平衡、资源消耗、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从江县居民对食物和住房的需求很高,分别占总需求的45.9%和33.3%,导致从江县耕地和林地生态足迹构成生态足迹的主体部分;相比之下,从江县的化石能源地生态足迹仅占总生态足迹的3.0%,而由林地提供的主要燃料柴薪才是能源生态足迹的主体部分,这与资源消耗较高的工业化地区明显不同.资源的低消耗使得从江县可以维持在生态平衡状态,人均生态盈余为0.058 1 hm2.可见,传统农业通过影响人们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消费模式,不仅对区域的生态平衡维持和文化传承起着重要作用,且对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生态补偿标准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以云南省红河县哈尼稻作梯田为例

设计和制定针对农田面源污染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促进农田环境治理与保护。但补偿政策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农户对政策的接受程度、响应情况和实施力度。为研究不同的生态补偿标准对优化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哈尼稻作梯田为例,将农户分为高、低海拔两个小组,建立农户多目标生产决策模型,通过设定不同补偿标准,对农户生产行为进行预测,分析了不同补偿标准对农户种植决策和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激发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热情,农户倾向选择更为复杂但收益更高的种植结构。随着生态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户的种植决策对标准的敏感性逐渐降低;同时高海拔组对标准的敏感性高于低海拔组,其种植结构变化的幅度也明显高于低海拔组,其化肥农药投入强度的削减幅度大于低海拔组。当生态补偿标准达到3 000元·hm~(–2)时,水稻、玉米、套种大豆、套种玉米的面积比分别为60%、4%、18%、18%,化肥农药分别减少37%、49%、37%、44%。生态补偿标准通过改变农户的种植决策和化学品投入,最终对农户的收入产生影响:高海拔组,随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户总收益先降后升,当补偿标准为1650元·hm~(–2)时,收益到达拐点;当生态补偿标准超过1 650元·hm~(–2)时,不仅能达到农户减施化肥农药的效果,也能保障农户的收益。但低海拔组,随补偿标准的提高,水稻、单作玉米、玉米套种大豆的总收益持续下降,农药化肥减施对总收益的影响较大,农户对生态补偿的响应也较低。总之,生态补偿对农户生产行为有明显影响,且此影响与生产环境相关。     

转换灌溉方式对农户种植决策和经济的影响——以河北省张北县为例

国内外研究表明节水灌溉技术具有田块尺度上的节水效益和对作物的增产效果。但从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的角度，灌溉方式的转变是否会改变农户的种植决策和农业生产行为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以河北省张北县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建立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等模型，研究了转换灌溉方式对农户种植决策和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效率的灌溉方式可以使旱作作物、低耗水作物和普通耗水作物的水分生产力提高25.0%~347.7%；但同时也促使了研究区域88.9%的农户种植用水强度更大、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以期获得投资的回报；灌溉方式改变会影响农业生产的投入和产出，高效率的灌溉方式会增加灌溉设施建设成本（6.6%~16.2%），增加农药投入（2~4倍）、减少劳动力投入（20.6%~59.3%）。研究结果证明转换灌溉方式后，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驱动下，会改变其种植决策和农业生产行为，从而改变农户的经济效益。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深入分析节水灌溉对区域农业生产的用水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太湖流域农业污染压力分析

太湖及其流域的水环境质量呈现严重恶化趋势,农业污染物的排放是太湖流域水体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太湖流域农业污染物主要来源于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的生产过程。本文从综合考虑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对水环境影响的角度,构建农业污染压力模型,计算农业污染压力指数,定量分析了处于太湖流域的江苏省常州和宜兴两市农业污染物排放对水环境影响的严重性。研究结果表明:两市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氮和磷污染物是造成水体污染的主要贡献者,其污染压力指数普遍大于1;农业污染压力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异;虽两市近年来单位面积化肥农药的使用量有所减少,但仍远远高于安全使用量的上限,以常州市为例,2008年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为452.71 kg.hm 2,为2000—2008年期间最少的一年,但仍然高于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水体污染所规定的平均化肥施用量的安全上限225 kg.hm 2。本文从整体上分析了农业污染物排放对水环境产生的影响,对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水环境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授牌仪式”综述

2012年9月5日上午,农业部国际合作司、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办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试点授牌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屈四喜巡视员、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AlexanderMaller先生、粮农组织驻华代表PercyMis—ika先生、GIAHS项目指导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