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搬迁距离约束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析是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环节.为了合理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该文提出了现实潜力测算新思路.通过农户搬迁意愿调查,以搬迁距离为约束条件,该文构建了 农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改进模型,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为例,定量分析了基丁农户搬迁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测算结果表明在考虑农户搬迁距离情况下的测算潜力仅为传统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测算潜力的69.67％,说明搬迁距离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认为通过农户搬迁意愿调查,在ArcGIS半台辅助下选择适宜搬迁居民点测算的潜力,在整理实施过程中能得到农户积极支持,并减少搬迁面积和资金投入,因此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基于农户意愿分析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优化居民点空间布局、改善农村环境及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重要手段,开展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对农居点整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南京市江北新区桥林和星甸街道为例,在农户意愿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居民点整理潜力,从整理迫切性、整理能力等角度选取关键指标,构建了农居点整理时序指标评价体系。基于评价结果,对研究区进行村域尺度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分区。结果表明:(1)桥林和星甸街道可整理的理论潜力2 594.02hm~2,整理潜力较大,且各村整理潜力存在显著的差异;(2)对农户意愿影响较显著的因素有:补偿满意度、家庭收入、政策执行满意度、户主职业、邻里关系、现有宅基地面积、搬迁以后的生活成本及从众心理,结合指标获取难易程度及代表性,选取了表征农户意愿的指标。(3)研究区可分为优先整理区、重要整理区、次要整理区及最后整理区4类,它们可整理的理论潜力依次为718.63hm~2,861.85hm~2,875.70hm~2及136.03hm~2。     

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与优化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与结构优化是农村居民点问题研究的核心。该文以湖北省嘉鱼县为例,统筹农村居民点政策指标、农户意愿与空间分布三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模型,定量分析了基于嘉鱼县实际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中心村、交通条件、坡度、土地利用类型等要素,应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对嘉鱼县各镇农村居民点进行空间布局定量优化。研究结果表明,嘉鱼县2007－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为326.35 hm2,居民点整理区与置换区在GIS空间分析辅助决策下,可以较好地实现其空间结构的优化布局,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和集约化程度,为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依据。     

生计转型背景下河北省农村宅基地整理分区与潜力研究

基于农户生计转型背景对河北省农村宅基地整理进行分区调控,并基于不同整理目标测算农村宅基地整理潜力与面积标准。结果显示:受农户非理性决策影响,户均宅基地面积随农户非农就业程度的提升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非农就业拐点在0.496～0.564之间,城镇化率、人均耕地面积、农业分区、宅基地容积率、人均GDP对各县域户均宅基地面积产生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由此,划分了优先整理、适度整理、适度挖潜、限制整理4类整理时序分区,以宅基地制度改革、农业结构优化、深化农村土地管理水平为工作导向的5类整理模式分区。优先整理区宅基地整理潜力为45 429.70 hm~2,户均宅基地面积标准为401m~2,经济条件是限制宅基地整理的主要因素;适度整理区宅基地整理潜力为446.32 hm~2,户均宅基地面积标准为26 m~2,宅基地用地需求较小;适度挖潜区宅基地整理潜力为33 471.92 hm~2,户均宅基地面积标准为407 m~2,自然、经济条件是限制宅基地整理的主要因素。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多功能性划分及其农户利用差异性评价

受农户生计方式多元化和城市文化的影响,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分工更为明显且呈多功能性,探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多功能性及农户个体利用的差异性特征,既利于客观测算农村居民点用地资产价值,又能为合理设计农民新居内部构型提供理论基础。研究以重庆市江津区燕坝村1 923处农村居民点用地为研究对象,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多功能性划分基础上构建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优势功能,进而辨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势功能差异性。其结果为:按照二级分类体系,农村居民点用地可划分为居住用地、农业生产用地、非农生产用地、附属用地4个1级地类,堂屋用地、圈舍养殖用地、院落用地等11个2级地类;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势功能差异明显,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农户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导(优势度达1.987 8),而兼业发展型农户优势功能不明显,具均衡性;农业多样化发展型农户、非农多样化发展型农户、非农专业化发展型农户分别以服务功能(优势度1.873 0)、居住功能(优势度1.569 2)、非农生产功能(优势度2.387 9)为主导。农户生计方式与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势功能是相适应的,农民新居建设应根据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生计方式设计不同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组合模式。     

城镇近郊区空心村整治农户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成都市5个县(市、区)17个村为例

城镇近郊区空心村整治对于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以成都市5个县(市、区)17个村419户农户为样本,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影响城镇近郊区空心村整治农户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模型的总体拟合度较好,农户的政策认知程度、生活改变接受度以及整治期望度与整治农户意愿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现有状况满意度与整治农户意愿呈负相关,且满意度对整治农户意愿的影响最大。对满意度潜变量影响最大的为搬迁补偿满意度,对认知度潜变量影响最大的为是否了解空心村整治政策,对接受度潜变量影响最大的为建房投入增加接受度,对期望度潜变量影响最大的为收入增加期望度。因此,对城镇近郊区空心村整治农户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需从农户的满意度出发,提高居民搬迁补偿满意度、加强对空心村整治相关政策的宣传、减轻农民新房投入建设成本以及增加收入来源等方面出发,提升空心村整治推广价值。     

农村居民点整理不同阶段农户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讨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农户参与行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该文基于江苏省5县531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阶段农户参与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1)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阶段,显著影响农户参与行为的因素存在较大差异。2)所有因素中,农户整理内容认知对农户整体参与行为、决策制定参与行为影响分别在5%及1%的水平上显著;农户参与能力认知对农户决策制定参与行为、施工建设参与行为的影响分别在1%及10%的水平上显著;来自外部环境中的政府支持度对农户整体参与行为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对农户施工建设参与行为以及后期管护参与行为的影响则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3)农户受教育年数以及家庭年收入均未对任何类型的农户参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建议未来应制定差别化政策激励农户全过程参与,并着重于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农户参与能力的提升、参与程序的制定以及参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建设。     

基于植被覆盖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及实证

为合理估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该文提出基于植被覆盖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新思路。借助植被覆盖率对农村居民点斑块进行分类,通过分析抽样农村居民点斑块的植被覆盖与内部用地结构得到整理潜力修正系数,从而建立基于植被覆盖率修正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模型,并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门头沟区无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占大多数,具有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乡镇,并且这部分农村居民点多远离主干道;山区具有中、高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略多于平原、浅山区,而低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明显多于平原、浅山区;门头沟区规划整理的农村居民点内部包含有大量农用地,其中建设用地比例只占63.19%～71.54%,但是,第二次土地调查将整个农村居民点都作为建设用地调绘;因而,一些不考虑植被覆盖修正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方法夸大了整理潜力,放大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效果。该文为进一步合理估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提供参考。     

基于集体土地产权权能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上海松江、金山区的实证分析

农户退出宅基地是关系我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问题。本研究从宅基地权能的角度探讨了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影响因素。通过实地调查上海松江、金山区的相关数据,建立了由29个指标作为基础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基于集体土地产权权能的农户对宅基地享有的各项权能基础的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宅基地享有的权利认识清晰,退出意愿强烈;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预期与福利感知中的期望补偿和宅基地退出后的经济状况较为关心,对宅基地发展权认知中的希望宅基地开发为商业用地意愿强烈。2)农户享有的宅基地权能主要有居住保障、使用权以及财产性权益等,对宅基地的权能认识越清晰,对自我权益的保护意识越强,保障农户权益不受损是其积极自愿参与宅基地退出的前提。3)在上海市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对宅基地权能认识清晰,各项权能能得到有效保障,退出意愿较高。因此,在宅基地退出的实践中,探索建立赋予农户宅基地更加完整的权能,满足农户合理预期及补偿标准的退出机制,有利于引导农户宅基地有序退出。     

基于遥感和GIS的农村城镇化进程分析及模式探索

为深入了解农村城镇化进程所处的阶段,掌握农户对农村城镇化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城镇化模式,该文选取河西走廊张掖市甘州区为例,首先基于Landsat TM/OLI 1990年、2004年、2014年3期遥感影像提取甘州区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信息,利用GIS空间分析和统计方法分析甘州区农村居民点变化规律,揭示甘州区农村城镇化进程和特点。然后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城镇化影响因素,最后构建了甘州区多元化的城镇化模式。主要的研究结果:1)从1990年到2014年,甘州区农村居民点数量和面积不断增加,特别是近10 a来农村居民点数量和面积增长显著大于前15年,且空间集聚效应明显。说明近10 a研究区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且具有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依据城镇化阶段空间异质性将甘州区农村城镇化划为成熟期,成长期和孕育期3个阶段;2)Logistic回归发现影响农户参与城镇化意愿的主要因素依次为:新型技能培训受教育水平年龄家庭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医院类型人均耕地面积是否支持土地流转7个因素,这7个因素包含了农户的生计特征、年龄及耕地资源禀赋。依据这7类主要因素将甘州区农户划分为非农技能型、农工兼营型和农业主导型3类城镇化类型;该研究最后依据不同阶段的城镇化和不同的农户城镇化类型,组合构建了多元的城镇化模式。该研究可为理清农村城镇化进程,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城镇化政策提取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利用对武汉市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以农户＂是否愿意减少化肥农药的施用量＂来衡量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意愿的指标,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愿意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农户具有以下特征：女性居多,家庭农业收入比例较高,家庭人口数较少,农田质量高,灌溉设施好,区位条件优,对环境关注程度高,认为施用化肥对环境造成危害和迫切希望尽快治理环境。（2）农户参与农田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愿与性别、农业收入比例、环境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与家庭人口数、灌溉条件、土地区位、施用化肥状况对环境有害认知呈显著负相关。提出加大农田生态环境的宣传力度,开展农田整治工作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等措施,增强农户参与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愿。     

基于分形理论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定量研究

农村居民点分形特征作为农村居民点自主演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以很好地反映其发育情况及空间占据能力。以晋城市长河流域为例,通过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主要影响因素的分形分析,探讨了农村居民点分维与其之间的关系,并引入证据权模型量化了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对该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1）晋城市长河流域农村居民点分维数值随着高程和坡度的增加总体呈降低趋势,农村居民点分维数值显著高于交通维数与水系维数,长远来看,农村居民点与交通维数将会升高,而在采煤的影响下,水系维数则会降低;（2）社会经济因素中的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可以直接影响居民点维数值,且与居民点维数变化趋势一致;（3）用证据权模型计算出的各指标影响程度排序为:坡度>道路>高程>水系>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居民点占地面积,研究结果与分形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致性。该研究可为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与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参考。     

农民对参与式水资源管理的认知响应

[目的]促进农民充分参与水资源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方法]以甘肃省高台县农户为对象,运用参与式调查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民对参与式水资源管理的认知和响应。[结果]农民的认知程度对其满意程度和参与意愿路径系数分别为0.18(t=4.08)和0.42(t=7.03),满意程度对参与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45(t=3.86)。(1)农民的认知程度对其满意程度和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满意程度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2)对认知程度影响最显著的外生结构变量为个人因素,观测变量为自信程度和受教育程度;(3)对影响满意程度影响最显著的外生变量为生产状况,观测变量为耕地面积、农业收入比例、家庭人均纯收入;(4)对参与意愿影响最显著的外生变量为家庭特征,观测变量为家庭人均纯收入。[结论]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认知水平;提高水资源管理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和满意程度;建立完善管理制度,为农民参与创造条件。     

北京市顺义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推动力分析

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是我国农村土地整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不同地貌类型区域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点不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居民点的演变趋势也不一样,开展居民点土地整理受到多方面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该文在分析位于发达大城市北京市郊区的顺义区的居民点分布及用地特点基础上,找出顺义区居民点用地存在的重要问题,说明居民点整理的必要性,并着重从城市化进程、农业现代化水平、产业结构、城镇用地扩展特点等方面系统论述顺义区开展居民点整理的现实社会经济推动力。     

基于农户分化的村域居民点用地特征分析

从地块尺度探讨农户分化背景下的农户层面居民点用地演变特征及其趋势,为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分类调控方向与模式提供依据。以重庆市潼南县崇龛镇古泥村为典型案例,从农户家庭收入、就业职业、就业地点3个方面对农户分化类型进行界定基础上,解析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规模、形态、内部功能结构等方面的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规模存在"农业种养殖主导生计类型"农户户均面积最大,"既离土又离乡式非农主导生计类型"农户人均用地面积最大,"离土不离乡式非农主导生计类型"农户户均用地面积和人均用地面积均最小;非农型、农业型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最复杂,就地非农型和农业主导型农户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较为简单,且趋于规整的方形;就地非农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农户房屋形态更为紧凑和集约,农业型农户房屋形态更为松散和粗放;就地非农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农户房屋结构以砖混结构为主,非农型农户土木结构所占比例最大;农户分化对其居民点生产功能占地比例影响不大,农户非农化对其居民点居住功能影响较为显著,即农户非农化程度越高,其居民点居住功能越强;农户层面上居民点服务功能比例偏大是造成户均用地偏大和集约利用水平低下的重要因素,也是未来管制户均用地规模的重要突破口。     

丹东市进一步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若干建议

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是国家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有助于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节约农村建设用地,促进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还有助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小康社会的建设。目前,很多地区已经开展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但在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运行机制、政策配套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     

京郊卫星城区域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特征分析

分析大城市卫星城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利用特征及其空间布局,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结构与功能变化。该文选择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卫星城顺义区为研究区,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地理模型与GIS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其内部结构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反映农村产业经济活动的工业用地、仓储用地成为农村居民点重要的用地组合类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丰富,部分镇区内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中工业用地占据绝对优势。农村居民点利用空间差异显著,区位作用突出。中西部区域的农村居民点平均规模偏大,区位指数和多样化指数较高;而稳定性指数表现出自西向东逐渐提升的格局,但在空港物流经济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稳定性较高,用地形态相对规整。顺义区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在空间上的分布明显脱节,大量农村人口聚集于城镇边缘地带,该区域农村工业化倾向突出,农村人口基本上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其内部结构特征体现出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村产业发展已成为推动农村居住与生产空间形态发生变化的最直接的动力。研究结论表明,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特征及其空间格局,是对农村居住与生产空间形态的直接反映,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土地越来越具有城镇用地的特征,因而在农村土地管理和规划上也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改革和发展。研究结果可为土地规划、整治、农村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参考。     

不同栅格尺度下镇域农村居民点变化驱动力研究——以太仓市浏河镇为例

从空间角度研究农村居民点演变驱动机制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管理与优化具有重要意义,而栅格尺度的确定是其重要前提。以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太仓市浏河镇为例,基于GIS及SPSS统计分析软件,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不同栅格尺度对其农村居民点变化驱动分析的影响及具体驱动机制。结果显示,栅格尺度为10m×10m时驱动力模型的精度、解释能力及拟合度最佳,农村居民点变化能得到较好的解释;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可推动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空间调整,公路的吸引力可促进农村居民点向交通方便的地区调整,而人口密度、地均农业产值、人均耕地面积、基本农田及到水系的距离仅对农村居民点增加有影响,地均工业产值、人均居民点面积及到城镇的距离仅对农村居民点减少有影响。研究表明栅格尺度对农村居民点变化驱动力模型的精度、解释能力及拟合度存在影响,进而影响驱动因素及其重要性的识别,相关研究应结合研究区实际确定最佳栅格尺度;为推进农村居民点优化,应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合理规划乡村公路、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及加强基本农田保护等方面入手。     

典型农作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目的  按照最少数量农村居民点提供最大化农业服务能力的思路,探寻优化农作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方法。  方法  结节性指数、场强模型、集合覆盖模型、土地规模经营模型可以用作农村居民点优化的评价指标。  结果  （1）黑龙江省望奎县农村居民点以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为主,数量占比为94.26%,其特点为综合发展潜力较高、城镇化发展引力较低;（2）以耕作半径4720 m为约束条件,通过集合覆盖模型不仅实现了以最少数量农村居民点提供最大化农业服务能力的目标,而且还保证了布局优化后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均衡性;（3）在城乡收入均等化条件下,望奎县农业适度经营规模为户均9.60 hm2,布局优化后的农村居民点农村人口承载规模为6.81万人,用地总规模为953.40 hm2,用地平均规模为4.54 hm2。  结论  以耕作半径为约束条件,通过集合覆盖模型筛选实现农业服务能力最大化的农村居民点,并提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方案,为农作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合理布局调整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近40年来三峡库区农村人口与居民点用地演变脱钩及驱动效应分析

三峡库区是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而组成的独特的移民与生态敏感地理单元,库区农村居民点因受自然条件影响及人类活动的双重扰动,具有利用形态特殊性和驱动机制复杂性等特征。该研究基于人地关系视角,构建分析框架,采用核密度、Tapio脱钩模型和对数平均迪式指数分解法（LMD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分析三峡库区1980-2019年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脱钩及驱动因素,揭示了库区人口变动与农村居民点演变的作用关系,为协调库区人地关系,完善库区国土空间治理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近40 a来,库区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趋势相反。1980－2019年间,三峡库区农村人口持续减少,近40 a净减少714.75万人,同期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净增加11 992.88 hm2,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增加主要来源于耕地占用。2）研究区衰退负脱钩和强负脱钩是农村居民点和农村人口动态变化的主要状态,1990－2000年及2000－2010年农村人口和农村居民点的强负脱钩区县数比2010-2019年和1980-1990年多,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伴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不减反增趋势明显,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规模严重失衡。3）城镇化效应和利用集约度效应为增量效应,正向促进了农村居民点规模的扩张,而城乡人口结构效应是抑制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的主导因素,区域总人口效应在1980－1985年间与2000－2019年间促进了农村居民点扩张,1985－2000年间抑制了农村居民点扩张,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主要受居民点集约利用粗放的影响,区域总人口效应为减量效应的区县主要位于中部及东部区县,明显受库区移民使人口流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