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产生活可达性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及模式

农村居民点整治应满足农户生产生活的需求,提高农村居民点的生产生活可达性。该文从生产生活可达性切入,以农村居民点生产生活可达性作为整治分区和采取何种整治模式的依据,从生产可达性和生活可达性两方面出发构建生产生活可达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可达性测度方法和指标综合评判法计算得到农村居民点(斑块)生产生活可达性,将其分为I、II、III、IV 4个等级,分别对应发展区、优化区、引导区和拆迁区。根据整治分区并结合实际情况,划分了城镇化发展模式、城乡统筹发展模式、综合优化模式、辐射引导模式、增减挂钩模式和生态搬迁模式等6种整治模式,并对整治思路和具体做法做了探讨。该研究尝试将生产生活可达性评价结果应用于农村居民点整治,对有序整治农村居民点和改善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有指导意义。     

基于物元模型的村镇建设用地综合适宜性评价

从自然、经济、空间布局、生态4个角度构建了村镇建设用地综合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尝试将物元模型运用到村镇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中,以湖北省大冶市为例进行实证论证,在评价结果的基础上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其与区域综合发展状态间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大冶市建设用地现状存在差异性,高适宜、中适宜、低适宜、不适宜比例分别为:31%、25%、13%、6%、25%,评价结果与大冶市城镇化水平、农村现代化水平呈极显著正相关,与村镇发展水平、工业现代化水平呈较相关,基本符合大冶市建设用地利用特征。相比传统的加权求和方法,物元模型可以更详尽地描述单指标的分异性,在村镇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上具备精确、客观等优势,将有效提升村镇空间评价的准确性,为村镇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与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多维产业引导的鄂西生态圈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及分区

农村居民点承载了农户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功能,是农村人地关系的核心表现。针对中国农居点分布散乱、经济贫困和功能性弱的现状,开展因地制宜的整理模式研究将有助于推动乡村空间重构进程。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是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中的关键要素。现有关于产业与整理模式的研究多强调生产空间的可达性、适宜性与协调性,较少探讨产业现状及其发展前景所产生的多维引导与带动作用。该研究面向中国鄂西生态圈农村居民点落后散乱以及生态农业潜力大、水平低的特点,选取鹤峰县邬阳乡为研究区,基于产业引导、统筹协调的思路,从产业发展、生活便利和生态健康3个方面综合评价农居点发展潜力,并在此基础上,从产业现状水平、产业辐射能力与产业融合潜力3个维度出发,开展顾及产业现状影响与多元发展前景的农居点整理模式识别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试验区整理模式主要包括统筹协调发展型、产业稳定发展型、产业辐射带动型、产业融合引导型和产业调整培育型5种,在空间上以邬阳村为中心向外呈现圈层分布,存在多样化的未来发展格局。差异化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是确保其实际落地的关键,该研究通过结合地域特征及区域规划,构建的多维产业引导下的农居点整理模式及分区,对创新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理论与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望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和"产业扶贫"政策的具体实施。     

基于点轴理论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

为合理确定农村居民点整治范围和布局优化方向,揭示农村居民点布局的点-轴空间作用机制。该文系统分析了村镇增长极点(城镇、中心村和基层村)与发展轴(道路)对农村居民点规划布局的空间作用机制,引入空间引力修正模型,测算村镇之间的相互作用值,采用加权Voronoi图划分各增长极点空间作用范围,结合道路与地形对农村居民点的综合作用,构建面向点-轴空间作用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体系。研究以大冶市大箕铺镇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点-轴空间综合作用分析与测算,将大箕铺镇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划分为城镇化型、内部改造型、迁村并点型(包括中心村建设、村中心建设)3种模式;通过不同优化模式的空间引导与整合,实现村镇层次农村居民点科学规划与合理布局。     

基于两级选择性聚类集成的农用地整治时空配置分区

针对传统聚类算法易陷入局部最优、不兼顾地理空间的问题,该研究以湖南省怀化市为例,从生态敏感性、用地适宜性与整治迫切性3个维度建立分区评价指标体系,应用一种基于混合距离,同时具有聚类方案质量识别功能的两级选择性聚类集成方法对怀化市农用地整治进行时空配置。通过聚类运算,将怀化市300个聚类单元划分为：近期重点整治区、近期适度整治区、中期重点整治区、中期适度整治区和远期限制整治区5个类型,面积比例分别为9.05%、30.48%、22.58%、7.33%、30.56%,符合怀化现状条件;相较于传统聚类方法,两级选择性聚类集成方法具有聚类质量识别与兼顾地理空间的优势,且更适用聚类单元较多、属性空间复杂的情况。研究结果在客观上为未来土地整治工作与聚类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     

超早熟高产优质大豆新品种黑河41的选育

黑龙江省北部高寒山区及半山区是我省大豆主产区之一,该区过去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黑河14、东农41和北疆1号等早熟品种因熟期适宜,丰产性较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因这些品种种植年限较长,已经退化,针对生产中的问题黑河农科所育成了超早熟、高产、抗病大豆新品种黑河41.     

村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与整治分区规划

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是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规划的基础,该文以湖北省嘉鱼县鱼岳镇和官桥镇为例,选取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与生态因子,构建村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因子量化体系与表征方式;统筹城乡发展与适宜性评价分级,实现村镇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规划。研究结果表明,鱼岳镇与官桥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存在较大差异,以平原为主的鱼岳镇农村居民点用地整体适宜性明显高于以丘陵为主的官桥镇,鱼岳镇应以城镇化区为重点,官桥镇应以迁村并点为主要方向,通过不同分区间的空间整合,实现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合理引导与规划布局,为农村居民点整治提供决策支持。     

黑龙江省北部地区大豆高产栽培技术

黑龙江省北部地区(松嫩平原北部)土地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比较适宜,机械化程度高,大豆面积大,每年种植面积达66.7余万hm2,占黑龙江省大豆种植面积的1/4左右,商品率高,是我国重要的大豆产区和商品豆基地,亦是国家高油大豆优势产业带。生产上急需明确该地区大豆标准化生产技术     

空间交互视角下中国城市群耕地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城镇化发展对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是中国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传统研究较多关注城市个体增长与耕地非农转换间的关系,鲜有关于城市空间联系及协同发展视角下耕地变化影响因素的研究,而随着城市空间交互作用的加强,人口集聚、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等催生出的多元用地需求激化了其与耕地保护间的复杂用地矛盾。城市群是中国当下新型城镇化的主体,从城市群视角探讨耕地变化的影响机制更具前瞻性和现势性。该文采用引力模型与城市流强度模型对城市群空间联系进行度量,从城市与城市群双重尺度出发,构建了耕地非农转换影响因素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探索2005—2015年间全国主要城市群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区域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城市群耕地数量变化的尺度效应和地区分异特征显著。在城市尺度上,耕地变化与农业人口、工业经济及农业科技均呈正相关关系,与城镇化背景下建设用地扩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资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城市群尺度空间联系指标均与耕地面积变化呈负相关关系。区域差异体现在农业人口、城镇人口规模等级、建设用地面积对内陆城市群耕地面积变化影响较大,而工业化、农业机械化水平在沿海有着更大推动作用;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的影响在沿海地区较明显,外向功能作用力则在内陆有所体现。与零模型、半条件模型的对比分析表明,多层线性回归用于城市群耕地变化影响因素研究具有有效性,同时也揭示了不同尺度因素对耕地变化的影响机制,从而为国土空间开发战略下城市群发展与耕地保护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     

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与优化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与结构优化是农村居民点问题研究的核心。该文以湖北省嘉鱼县为例,统筹农村居民点政策指标、农户意愿与空间分布三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模型,定量分析了基于嘉鱼县实际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中心村、交通条件、坡度、土地利用类型等要素,应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对嘉鱼县各镇农村居民点进行空间布局定量优化。研究结果表明,嘉鱼县2007－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为326.35 hm2,居民点整理区与置换区在GIS空间分析辅助决策下,可以较好地实现其空间结构的优化布局,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和集约化程度,为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