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耕地保护价值空间特征的非农化区域补偿方法

耕地资源是中国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保护耕地资源是国家重大战略。基于耕地价值评价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耕地保护价值进行测算,通过定量刻画耕地保护价值空间特征,并建立耕地非农化区域补偿模拟,以期为耕地保护与耕地非农化区域补偿机制构建提供创新性思路。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资源保护价值地区差异明显,最高为北京市,达185.21万元/hm~(2),最低为青海省,为44.61万元/hm~(2),两者相差近4.2倍。2)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单位面积耕地保护价值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布特征,经济价值呈现出东北及东部高、西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社会价值中西部区域较高,主要受人口、耕地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生态服务价值整体呈现出北部及西北低、东南高的空间分布特征。3)根据耕地非农化区域补偿机制,中央政府作为耕地保护主体之一,2012年需向各省（市、自治区）支付耕地社会稳定与生态服务价值26764.068亿元,占当年全国GDP的5.15%;上海、安徽、广东、广西、宁夏减少的耕地保护收益与耕地非农化补偿支付成本总额分别达10.907亿元、10.283亿元、74.680亿元、66.495亿元、8.529亿元。基于此理论模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耕地保护博弈过程中,耕地非农化成本收益自然会成为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这也是耕地资源保护由单一的行政管理向市场配置管理转变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基于农地流转的山地丘陵区土地整治技术体系优化及实证

为推动山地丘陵区农业现代化,该文论述了农业转型中的资源流动过程、优化路径和整合技术,并以重庆市江津区小园村为示范点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通过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联动实施,能够整合土地流转以经营权集中为方向的产权调整功能和土地整治的工程改造功能,既克服了土地集中过后田块归并整形和基础设施配套难题,又弥补了以农户地块为单元的工程规划与设计缺陷,适应了农业转型发展的资源流动与整合需求,为各类资源要素的耦合协调奠定了产权基础和工程基础。将基于土地流转的资源优化路径及其驱动下集成的土地整治技术体系应用于实践。结果显示,应用前后,示范点土地流转率由10%增至36.5%,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比例由5%增至54.02%,农业产业多样化指数由5增至18.56,平均田块密度由10.90降至6.69块/hm~2,耕作田块形状指数由15.85降至11.18,有效土层厚度由35~40 cm增至50 cm;同时,灌溉保证率提升13.15%,田间道密度提升值为41.39 m/hm~2,生产路密度提升值为87.04 m/hm~2,农业机械动力提升130.77%;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率达26.52%,农民新村建设集中率达39.56%,宅基地拆除废渣就地处理率达81.45%,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统筹城镇建设用地率达70.24%,农户宅基地复垦增值水平平均每户89 195元。由此可见,在山地丘陵区崎岖地貌背景下,释放农业规模经营的资源优化效应关键在于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联动实施,而基于农地流转的土地整治技术体系优化,能够为山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技术支撑。     

彭水县赋予万元增收办“五权”

黔江区探索“零租金模式”：一是土地零租金返租。动员龙头企业、种植大户把通过流转集中起来的0．13万公顷季节性闲置土地、桑园和林地,以零租金形式返租给农户种植粮食、蔬菜、饲养土鸡等,发展立体生态经济,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益。二是养蚕设施零租金使用。     

京冀平原区地块尺度农户耕地集约利用差异对比

为进行地块尺度耕地集约度的定量分析,该文选取北京市大兴区和河北省曲周县为对比研究区域,以全区域范围内的地块对应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采取价值和实物2种形态的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耕地利用集约度的价值形态,大兴区显著高于曲周县。大兴区地块的资本集约度平均值为9 797.30元hm2,曲周县为5 025.18元/ hm2;就价值集约度的构成来看,如果将农户家庭用工计入生产成本,劳动集约度所占比例较高,大兴区平均为67.03%,曲周县大于70%。对于实物形态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大兴区也高于曲周县     

低丘缓坡土地开发影响下生态服务价值损益分析——以重庆市江津区为例

以重庆市江津区的低丘缓坡土地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开发为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的潜力,采用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方法评价了土地资源综合利用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结果表明:江津区低丘缓坡地的理论潜力面积为137 652.55hm~2,可实现潜力面积为31 428.37hm~2,宜农、宜建和宜林面积分别占低丘缓坡地的74.19%,11.27%和14.53%。低丘缓坡土地开发利用能够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改变原有的生态服务价值。其中,生态服务价值贡献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为林地,生态服务系统工程中贡献最大的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区生态服务价值可以增加617.88万元/a,生态服务价值发生了正向变化。低丘缓坡土地开发利用既能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又能提升研究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     

丘陵区土地流转与整治联动下的资源整合及价值变化

土地顺畅流转并带动各种资源高效整合和土地价值提升是农业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该文以重庆市江津区慈云镇小园村和永兴镇黄庄村、旸岩村为研究区,将流转地块图件数据与农村经济统计数据、农户调查数据有机结合,采用收益还原法、市场价格法、机会成本法和影子工程法对耕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发展权价值进行估算,探讨了土地流转与整治联动下土地分散小户经营与集中规模经营的资源整合及价值变化。结果表明:土地流转与整治联动下田块规模扩大、形状趋于规则、田面更加平整,农业基础设施体系完善。田块平均面积、平均形状指数和平整度指数的相对改善程度分别为38.19%、2.54%和30.95%,田间道路密度与沟渠密度指数的绝对改善程度分别达50和75 m/hm2以上;生产成本增加,但综合效率明显提高。土地流转后每公顷人工成本和农资成本分别高出流转前的1.58~24.84倍和1.22~8.04倍,而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本产出率分别高出流转前的21.46~45.74倍、6.26~14.59倍和1.09~3.71倍,且总投入产出率均高于流转前的1.1倍以上;农业发展投资主体由一元化转为多元化。土地流转前农户自筹资金占100%,土地流转后自筹资金与政府投资占比分别介于24.53%~79.31%和20.69%~75.47%之间,且样区Q1和Q6分别引入了18%和13.54%的社会资金;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在土地流转后均提高2倍多,而生态价值降低,平均损失率达34.83%,价值结构不均衡在加剧。因此,在产业政策导向下整合各涉农部门资金集中进行田块规划和农业基础设施改造或续建,建立以土地整治为先导,在市场利益驱动和政府引导下农户自主或委托村集体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新思路,既促进土地向专业大户、龙头企业、家庭农场顺畅流转,带动产业类型与经营模式双重转变,又有效整合土地、设施、资金、劳动力和农资等农业生产要素,发挥资源整合效率,还极大提升了土地综合价值。     

丘陵山区地块尺度耕地社会稳定功能价值测算与提升

在构思地块尺度耕地社会稳定功能价值测算方法,测算调查水田、旱地地块社会稳定功能价值的基础上,识别耕地社会稳定功能价值影响机理,构建耕地社会稳定功能价值提升综合措施体系。结果表明:耕地质量总体较高的水田地块的社会稳定功能价值普遍高于旱地地块,耕地质量越高,越利于耕地社会稳定功能作用的发挥;大多数调查耕地地块社会稳定功能价值内部构成特征均表现为固定资产量所占比重 > 培肥投入折现值所占比重 > 收益损失折现值所占比重,要促进耕地社会稳定功能作用的发挥,关键在于提高决定耕地地块固定资产凝结量的耕地质量水平;3个村耕地社会稳定功能价值均受到耕地地块自然质量条件、水利设施条件、耕作便利性的影响制约,具有价值提升空间;耕地社会稳定功能价值提升应从增加耕地资源数量和提高耕地资源产出能力两个方面综合践行。     

河南省耕地流转价格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分析

为探究耕地流转价格的空间结构及其形成机制,该文以河南省耕地流转租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关联分析研究了耕地流转租金的空间集聚状况和空间布局,并通过建立指标体系,采用相关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去揭示耕地流转租金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局趋势上,河南省耕地流转租金在东西方向呈现明显的倒“U”型,在南北方向上总体呈北高南低的态势;全局Moran’s I达到0.63,表明耕地流转租金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现象;热点分析发现耕地流转租金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集中分布在南太行山前平原和豫东平原地区,次冷点区域分布于次热点区外围,冷点区主要布局在豫西伏牛山区和豫东南大别山区;相关分析表明耕地流转租金与耕地平均质量等别、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影响因子具有显著的统计相关性和空间耦合性;空间计量模型结果显示,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的拟合效果优于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其中耕地平均质量等别、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在模型中分别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GDP与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共线性,从而解释了GDP在空间计量模型中系数为负的原因;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当模型只引入耕地平均质量等别和农民人均纯收入2个变量时达到最优。基于以上分析可知:河南省耕地流转租金在省域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呈现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在耕地流转租金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上,耕地流转租金受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耕地平均质量等别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较GDP、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对耕地流转租金的影响更显著。     

建立荔枝生产基地 创立水保专业市场

<正> 官陂位于福建省诏安县东溪上游,是个人多耕地少的山区贫困镇,属革命老区.全镇26个自然村,6.76万人,土地总面积220km~2,其中山地面积162.53km~2,耕地1620hm~2.官陂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68.2%,其中强度流失面积4987hm~2,有     

耕地流转胁迫下农户生计多元化选择与可持续性水平——基于重庆市合川区188户的调查数据

农户生计资源重组是在耕地流转胁迫下对经济机会的反馈响应。基于重庆市合川区川柠柠檬示范园188户耕地流转农户及其394块流转耕地地块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流转农户劳动力特征和流转耕地的数量、质量及耕作半径特征,进而剖析耕地流转后农户多元化生计选择策略,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成果3方面构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生计多样化指数、收入多样化指数、非农化水平及家庭纯收入指标,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耕地流转致使农户自然资本严重减少,家庭生计结构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主导型转变,生计种类显著增加,趋于多元化。2）耕地流转后,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增加,且农户生计资本属性间及各类型农户间的增长率存在分异。耕地流转导致5大资本失调,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降低。3）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在流转后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提升强度从大到小表现为非农主导型农户>农业主导型农户>非农型农户>纯农型农户。总之,农户在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的内部冲击下,生计资本得以重组,致使农户生计的分化与转型,而多元化生计有助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地块级时序遥感的喀斯特石漠化地区撂荒地时空演变

撂荒地在全球呈扩散趋势,传统的调查方法已无法满足及时、精确掌握撂荒情况的需求。针对喀斯特石漠化耕地的撂荒因光学影像的不足和严重的混合像元不易精确识别和提取,以贵州省息烽县为例,运用高精度影像精确识别提取耕地地块,再叠加通过MVC方法计算Landsat数据得到的2003-2018年时序NDVI数据,得到撂荒和复垦时空分布。结果表明:(1)地块和时序NDVI组合能够精准地识别提取撂荒地,该方法对于光学数据缺乏的和耕地破碎的多云雨山区有很好的适用效果;(2)2003-2018年息烽县撂荒地呈随机散点状分布,主要分布在有岩石裸露潜在、轻度、中度石漠化地区,2008年撂荒面积最大2 545.6 hm^2,撂荒率最高7.7%;有7块耕地持续撂荒时间最长12年,有8块地累计撂荒最多15年。(3)2003-2018年息烽县复垦率与撂荒率波动趋势基本一致,复垦率的响应延后1年,较高的石漠化等级负面影响复垦行为。研究结果为喀斯特多云雨山区撂荒地的精准识别提取提供高效、可行的思路和方法,为撂荒地的驱动因子分析、趋势监测和风险评价、效应评估及政策设计提供精确的基础数据。     

山区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

研究山区耕地细碎化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对保障山区粮食安全、促进山区耕地整治与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贵州省剑河县白都村为例,基于无人机高分辨率影像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在提取农户耕地地块空间信息数据的基础上,选取综合指标测度法对农户耕地地块细碎程度进行刻画,从地块和农户两个层面分别运用Logistic和Tobit模型分析耕地地块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探析农户耕地细碎化程度与其撂荒规模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研究区耕地细碎化程度较高,耕地撂荒现象严重。农户平均地块面积为0.044 hm2,平均耕地撂荒占比为29.50%;2）从地块层面看,耕地地块细碎化会加剧耕地撂荒,其中地块耕作距离对农户耕地撂荒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地块面积对农户耕地撂荒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且地块面积对农户耕地撂荒的作用强度高于地块耕作距离;3）从农户层面看,农户耕地细碎化程度越高,耕地撂荒规模愈大,农户耕地细碎化指数每提升10%,其耕地撂荒比例增加4.22%。研究结果可为推动山区细碎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提供借鉴。     

基于地貌分区的河北省近10年耕地时空变化分析

地貌可以制约地表水分和热量的分配，对耕地质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该研究基于土地利用现状、地貌区划和降水等数据，利用空间分析、单一地类流向分析等方法，分三个时段从地貌分区的角度研究了河北省2009－2018年耕地时空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近10年耕地面积基本保持稳定。耕地共减少2.91万hm2，平均每年减少0.32万hm2；平原和盆地耕地减少，丘陵、山地和高原耕地增加。2）耕地重心向北移动，耕地"上山"现象明显。2009－2012、2012－2015、2015－2018这3个时段内流入耕地较流出耕地平均海拔分别升高了321.89、120.25、102.78 m；流入耕地重心较流出耕地重心向分别向西北、东北、北方向移动了78.19、38.05、18.06 km。3）耕地向降水少、气温低的区域转移。流入耕地平均降水和气温低于流出耕地。降水量小于400 mm的区域耕地面积增加1.57万hm2，降水量大于400 mm的区域耕地面积减少4.48万hm2；平均气温大于8 ℃的区域耕地面积减少5.06万hm2，平均气温低于8 ℃的区域耕地面积增加2.15万hm2。4）流入耕地的主要来源为未利用地，流出耕地的主要去向为建设用地，村庄建设占用是最主要的去向。研究结果可为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和耕地后期监管提供决策支撑。     

快速城镇化地区的耕地撂荒空间格局、影响机理与治理路径

揭示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撂荒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影响机理对保障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下的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首先构建了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撂荒影响机理的理论框架，然后以溧阳市为研究区，实证分析了耕地撂荒的程度、空间格局等特征，并探究了其影响机理，最后提出了治理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撂荒的政策建议。结果显示：1） 2019年溧阳市耕地撂荒面积1 344.48 hm2，撂荒率为3.03%，各村撂荒率介于0.01%～54.26%，快速城镇化地区的耕地撂荒现象普遍存在。2） 溧阳撂荒高密度区主要聚集在工业、商业和旅游业等发展水平高和旱地比例高的区域，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撂荒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集聚和带动效应。3） 快速城镇化地区的乡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劳动力流失加剧了耕地撂荒程度；而高比例水田、道路密度等基础条件和土地流转、基本农田保护政策能有效抑制耕地撂荒。快速城镇化地区的耕地撂荒应引起决策部门的重视，未来一方面应该继续推进土地整治工程，吸引农业资本下乡，创新"旅游业+农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在非农产业发展水平高和劳动力流失严重的农村积极推行耕地流转，并继续加强永久基本农田管理等举措来预防、治理耕地撂荒。研究结果可为快速城镇化地区小尺度的耕地保护与撂荒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案例借鉴。     

区域土地开发整理新增耕地潜力及其贡献分析

为了指引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时空配置,保障区域“耕地数量和质量占补平衡”,从单位可整理面积新增耕地潜力出发,应用等级折算系数法,分别测算了耕地整理、农村居民点整理、未利用地开发和土地复垦新增耕地潜力,并借助分层聚类法划分出单位新增耕地潜力区,阐明了不同土地开发整理类型对区域新增耕地总潜力的贡献率。结果表明：重庆市不同土地开发整理类型按等折算单位可整理面积新增耕地潜力存在显著区域差异。耕地整理单位潜力Ⅰ、Ⅱ级区主要分布在渝东北中山区和渝东南低、中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单位潜力Ⅰ、Ⅱ级区主要分布在渝西方山丘     

基于县域尺度的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空间差异分析

为探索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在数量及来源上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2006-2012年土地整治项目信息,基于县域尺度,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近年来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及来源结构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合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政策等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得到以下研究结论：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总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经济发达区高于欠发达区、粮食主产区高于非粮食主产区、平原地区高于山地丘陵区;在空间关联性上,县域尺度下新增耕地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区、土地开发重点区为新增耕地高-高集聚区,中、西部欠发达、自然资源条件较差及后备资源有限的地区为新增耕地低-低集聚区;在新增耕地来源结构上,具有显著的区域及省际间差异。东部发达地区主要以整理和复垦来源为主,北方地区的新增耕地多由土地开发和整理获得,中部地区来源复杂,四川、重庆以整理来源居多,陕西中部、湖北大部多为整理、复垦类型;南方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江西多为开发类型。经济水平及资源条件相似的广东与浙江、辽宁与吉林等省份之间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该研究结果为相关宏观决策提供数据参考。     

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的陕西省耕地保护补偿研究

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视角测算耕地保护补偿价值,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有利于明确耕地保护权责、调动耕地保护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各区域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均衡和谐。因此,为准确测量耕地发展权价值,建立起融合耕地发展权价值在内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该文以陕西省为例,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视角,构建耕地发展权价值测算方法体系,测算了耕地盈亏平衡和耕地发展权价值,最终依据该价值确定出相应的补给和受偿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2015年陕西省总体处于耕地亏损区,总赤字面积为39.52×10~4 hm~2,人均耕地赤字面积为0.0136 hm~2,耕地总面积赤字率为9.89%;2)在省级层面,陕西省现实耕地发展权价值为50.57元/m~2,考虑到陕西省耕地盈亏量,陕西省总体耕地发展权价值处于亏损状态,因此在国家未给予政策优惠的情况下实际需要支付1998.50亿元的耕地发展权资金;3)在地级市层面,西安市、汉中市、商洛市、延安市、安康市和铜川市6市(亏损程度从重到轻排序)处于耕地发展权价值补给区域,而榆林市、渭南市、宝鸡市和咸阳市4市(盈余程度从高到低排序)则处于耕地发展权价值受偿区域。     

湖北县域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加强对湖北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时空格局的认识,以2001-2010年批复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为基础,以县域为研究单元,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地理集中度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全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土地整治资金、技术的持续投入,2001-2010年湖北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总量呈显著增长趋势,地理分布上表现为高度集聚;2001-2010年县域新增耕地数量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其地理重心呈现了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偏移的运动轨迹;县域新增耕地来源结构以整理来源型、开发-整理来源型和综合来源型为主,区域差异特征明显,鄂西南山地区、鄂中平原区和鄂东丘陵区的新增耕地主要为整理来源型,鄂北岗地区主要为开发-整理来源型,鄂西北山地区以及黄石、随州、孝感等地多为综合来源型;2010年县域新增耕地数量空间格局的主要影响因子及其影响力为耕地面积(24.26%)、地貌类型(23.65%)、项目投资(19.94%)、建设规模(18.16%)和人均GDP(11.05%),自然条件和土地整治政策为主要影响要素,社会经济要素对2010年新增耕地数量空间分异的影响偏小。该研究为湖北省土地整治战略制定和重大工程布局安排提供科学依据。     

粮食主产区耕地生态安全障碍诊断及调控策略

生态安全作为耕地“三位一体化”的核心保护任务,越来越得到政府、公众及学术界广泛关注,耕地生态安全评价视为关键技术及重要依据。基于PSR模型构建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以国家粮食主产区安徽省为例,综合运用改进熵权法、TOPSIS模型、ESDA模型及障碍诊断模型,评价安徽省2000年以来,以及分市级2000年、2010年、2018年3个年份的耕地生态安全度,剖析耕地生态安全时空分异特征,进一步诊断耕地生态障碍因子及对应调控策略。结果表明：(1)安徽省耕地生态安全度具有一定波动性,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0.234 1增至2018年的0.724 7,大致分为低位震荡阶段、快速增长阶段及高位爬坡阶段;(2)近20年来耕地生态安全状态进一步呈现不平衡、不均衡演变趋势,导致全省耕地生态安全空间格局差异显著,尤其是以高风险、安全两类区域分布空间集中区域发生很大改变,基本呈现皖南地区安全程度高并由皖中地区过渡至皖北地区风险程度高的空间梯度格局,耕地生态安全空间集聚情况并未显著;(3)从全省维度分析,障碍因子以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污水处理率等响应准则层为主,逐渐转变至复种指数、单位耕地粮食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