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丘陵地区县域农用地经济效益评价研究——以重庆江津区为例

以重庆市江津区26个镇(街道)为评价单元,从农用地的产出、效率、产投比3方面建立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各个指标权重,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2005年江津区及各镇(街道)农用地经济效益评价值.结果表明;江津区农用地利用经济效益水平不高,各镇(街道)间农用地经济效益差异显著.分别依据各镇(街道)农用地产出评价值、效率评价值、产投比评价值和经济效益评价值划分出Ⅰ,Ⅱ,Ⅲ,Ⅳ级4个等级层次.并分析了区域差异的原因.     

海南岛农业绿色发展指标时空变化特征

海南自建省以来农业生产规模、结构及生产方式均发生了很大改变,影响了其农业绿色发展程度。本文借助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利用NUFER模型(NUtrientflowsinFoodchains,EnvironmentandResources use),选取并定量计算1988—2017年海南岛20项农业绿色发展指标,研究其时空变化特征,探究制约海南岛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30年间海南省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较低级别(Ⅲ、Ⅳ级)指标数量由12个增加至15个,较高级别(Ⅰ、Ⅱ级)指标数量由8个减少至5个。随着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增加,畜禽养殖规模扩大与集约化程度提高,海南农业产值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升高,农业产值和农业机械化投入分别从0.62×104$·hm–2和3 kW·hm–2增加至16.1×104$·hm–2和13 kW·hm–2。30年来农业资源(氮素、磷素、农药和农膜)过量投入,其中农药和农膜的使用强度增幅最大,分别从8.0kg·hm–2和0kg·hm–2增加至41.9 kg·hm–2和34.7 kg·hm–2;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导致养分(农田氮素盈余量、农田氮素径流量、农业源氨挥发等)环境排放量大幅增加,农业源氨挥发和单位播种面积农田氮素盈余增幅最大,分别从61.0 kg·hm–2和152.1 kg·hm–2增加至131.4 kg·hm–2和297.9 kg·hm–2。农业资源投入过量、农牧分离导致的环境污染是制约海南岛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原因。在空间上,由于中部为山地林区,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开发力度较小,因此沿海平原的资源投入增长更快、养分环境损失量更多,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农业生产3类指标提升更为迅速。今后海南岛应合理优化沿海地区种植结构,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加强农牧结合减少资源损失,实现海南岛农业绿色发展。     

西南喀斯特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西南喀斯特地区是中国乡村振兴建设的重点及难点地区。针对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条件及面临的问题,该文探讨了西南喀斯特地区城乡发展关系、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表明:1)西南喀斯特地区应在已有城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以小城市、小城镇、重点镇及中心村为主体的新型山地特色城镇体系,完善城乡城镇体系,在提高城镇化率,减少乡村人口及乡村数量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振兴。2)以新型山地特色城镇体系和农业现代化转型为核心,促进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深度融合,形成乡村振兴的"内源"驱动发展机制。3)乡村振兴路径,应结合西南喀斯特山地特色,实施新型山地特色城镇体系建设工程,通过城镇的辐射带动,促进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融合;实施以"劳动+技术+资本"多重集约化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转型,提高单位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保障农户收入持续增加;实施山地特色农业的纵向、横向延伸产业化工程建设,实现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实现农业的内源驱动发展。4)乡村振兴政策,应着力从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加强智力、人才支持,创新农村土地利用管理体制机制,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保障乡村发展转型与振兴。     

基于功能分异的都市农业发展模式研究

为指导特大型城市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和乡村振兴发展,该文基于功能空间分异特征开展上海市农业多功能空间分布规律和发展模式研究。研究将上海市农业多种功能确定为农产品供给、社会保障、文化和休闲以及生态调节4种,评价分析结果显示单项功能和综合功能空间分布情况和自然本底、土壤条件、区位交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密切相关,但相关性特点有所差别,利用好这些关系是因地制宜利用农用地的关键。单项指标的聚类分析将上海市各街镇农业多种功能聚类为5种发展模式,分别是生态结构型、传统农业型、农耕文化型、文化休闲型和功能均衡型发展模式,多功能发展模式呈圈层分布,依次是文化休闲型、农耕文化型和传统农业型发展模式街镇,而生态结构型发展模式的街镇穿插在文化休闲型发展模式街镇中。将农业多功能发展模式空间分布图和农业功能区规划图进行对比分析,街镇农业发展模式和规划农业功能区和生态功能区相关性较好。     

基于产业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设施农用地来源需求及供需匹配

【目的】随着乡村产业转型发展,设施农用地的高效利用有利于满足农业产业多样化的用地需求,探索微观经营主体设施农用地的来源途径,揭示不同类型产业设施农用地的供需状况,以期壮大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方法】以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为例,基于156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研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空间缓冲分析法,对产业发展的设施农用地来源、需求意愿及供需匹配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在有/无设施农用地配套情况下义和镇从事果蔬产业的主体均较经营其他类型产业主体数多,且有设施农用地的产业规模较无设施农用地的产业规模大。(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设施农用地来源具有多样性,其中农户住房及附属地为主要来源,裸地、劣质耕地、荒山、荒草地、闲置居民点次之,最少的为闲置村办公室、废弃学校;同时不同类型经营主体设施农用地来源又具有差异性,如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中分别有12.50%、18.74%、45.45%、52.38%主体的设施农用地来源于农户住房及附属地。(3)有/无设施农用地配套的产业类型中果蔬产业经营主体意在扩大、缩小、不变设施农用地规模的比例均高于其他产业经营主体,且在无设施农用地的产业...     

福建省农业生态系统氧化亚氮排放量估算及特征分析

N2O是重要的温室气体,了解福建省农业生态系统N2O排放情况及其年代变化规律,对于寻找减排的技术路线与对策,进而实现全国的控制目标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建省农业活动水平数据,采用区域氮素循环模型IAP-N方法,估算1991—2010年福建省农业生态系统氧化亚氮(N2O)的排放量(以纯氮量计)并分析其排放特征。结果表明:(1)1991—2010年福建省农业生态系统N2O排放总量(包括农田直接、间接排放,田间秸秆燃烧排放,粪便管理系统排放)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从1991年的23 675.3 t·a–1增加到2006年的32 610.4t·a–1,之后降低至30 810.7 t·a–1(2010年)。1991—1995年、1996—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农业生态系统年平均N2O排放量分别为26 170.7 t·a–1、29 870.0 t·a–1、32 085.8 t·a–1、31 287.6 t·a–1。各类型排放量大小依次为:农田直接(66.2%)-粪便管理系统(20.7%)-农田间接(12.9%)-田间秸秆燃烧(0.2%)。(2)1991—2010年,农田N2O直接排放量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从1991年的15 108 t·a–1增加到2006年的21 547 t·a–1,之后下降到2010年的20 594 t·a–1。4个时期年平均N2O直接排放量分别为17 073.0 t·a–1、19 976.8 t·a–1、21 183.4 t·a–1、20 778.6 t·a–1。农田旱作(包括蔬菜地、非蔬菜旱地、水旱轮作的旱季)N2O排放占农田N2O直接排放量的83.0%~90.7%,是农田直接排放的关键源。(3)1991—2010年间,福建省粪便管理系统N2O排放量保持在5 213.2~6 988.0 t·a–1,变化较稳定。粪便管理系统N2O排放的关键源为猪,占粪便管理系统N2O排放量的57.4%~67.9%。(4)2010年,农业生态系统N2O排放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漳州市、南平市、泉州市和宁德市,其N2O排放量均在4 000 t·a–1以上,占全省总排放量的61.7%,应优先考虑削减这些地区的N2O排放。研究结果为决策者合理利用肥料,制定福建省农业生态系统温室气体减排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劳动投入回报率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经济驱动分析——以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为例

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传统小规模农业一直被认为是经济效益较低的产业。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小规模农业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仍发挥生计功能,为何仍有大量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为解释这个现象,本文选取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宽城板栗栽培系统为例,以宽城板栗种植户为单位,采用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构建劳动投入回报模型,计算农户板栗种植和外出务工的劳动投入回报率。研究结果表明:宽城板栗种植户使用化肥和农药比例不高,耕地面积小(0.57 hm~2·户~(–1)),田间管理、采摘是板栗种植消耗劳动量较多的农事活动,年均只需要投入121.4人·d·户~(–1)的劳动量;外出务工劳动力约2人·户~(–1),人均务工时间为8.9月·a~(–1),每年每户外出务工的总劳动量为537人·d·户~(–1),是板栗种植劳动投入的4.4倍。板栗价格相对略高,每户种植板栗所获得的收入是15 623.3元·户~(–1);农民文化程度较低、技能不足,外出务工的月收入较低,每户劳动力外出务工所获得年收入为59 243.7元·户~(–1)。但从农户劳动投入回报率的角度看,小规模板栗种植业较外出务工高约1.2倍。这一结果与人们对农业低效益的普遍印象存在较大差别,也从经济维度解释了多数农户不愿意放弃板栗种植的原因。板栗种植需要的劳动量较少,使得农户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农户兼业化是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以适应社会转型的适应性现象。     

农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建设用地规模时空耦合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为了缓解快速城镇化发展中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的争地矛盾,促进经济建设和农业之间的协调发展,综合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以湖南省109个区(县、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2010—2016年农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建设用地规模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农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建设用地规模的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均为正且有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具有高、低值集聚分布的正相关特征;(2)湘西和湘中南大多数区(县、市)建设用地规模和农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小于0.4,呈非耦合协调状态,但2010—2016年向好趋势明显,衡阳市发展迅速;(3)各个区(县、市)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自然因素影响下形成不同的建设用地规模和农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未来要进一步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促进协调发展。     

江苏省星级乡村旅游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江苏省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江苏省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合理参考意见。选取江苏省726处三星级及以上乡村旅游区作为研究样本,利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分析、缓冲区分析、不平衡指数等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和SPSS相关性分析技术,以旅游资源类别为分类依据,研究分析江苏星级乡村旅游区的具体类型、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江苏省星级乡村旅游区可划分为农园型、村庄型、农园+村庄复合型3大类;2)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在空间上呈均匀型分布,其他星级和各类型乡村旅游区在空间上呈集聚型分布,集中化程度较高,主要分布在苏南苏中地区;3)江苏省星级乡村旅游区在空间分布上呈轻度不均衡,在苏南苏中地区形成高密度聚集区、次高密度聚集区,苏北主要为低密度聚集区;4)各星级乡村旅游区主要分布在城市近郊20～40km区域范围内。结论得出:经济水平、旅游资源、旅游政策导向以及交通条件等是影响江苏省各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对此,结合江苏省乡村旅游区发展问题提出讨论:1)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尤其苏中苏北地区;2)强化整合集聚发展,打造乡村旅游集聚区; 3)重点推进升级发展,促进低星级向高星级乡村旅游区升级建设。     

东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明晰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的增长效应与发展作用,以东北地区36个市(州)范围内的87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空间统计方法,阐释了东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东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态势。(2)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南多北少”的特征,大体可分为辽宁中东部、吉林中部、吉林东北部和黑龙江中部4个“中心—外围”片区。(3)从乡村旅游重点村所在市(州)来看,延边州与本溪市是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最多的地区; 从空间关联来看,“高—高”集聚区在延边州,“低—高”集聚区在白山市,“高—低”集聚区在本溪市。(4)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受到地形、水资源、区位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综上,东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具有集聚特征,各区域受自然条件与社会人文等因素影响显著。     

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对乡村振兴水平进行评价是保证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和乡村振兴效果的前提。因此,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于乡村振兴水平的监测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通过对文献中评价指标的统计分析,采用频数分析法并结合专家咨询以及实地调研等方式,围绕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方面提出乡村振兴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山东省肥城市安庄镇、王庄镇、桃园镇、汶阳镇、孙伯镇5个乡镇进行实证研究,乡村振兴水平评价的各评价指标权重根据层次分析法与德尔菲法进行确定,采用综合评价法建立了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模型并计算其乡村振兴水平。安庄镇、王庄镇、桃园镇、汶阳镇以及孙伯镇的乡村振兴水平指数分别为0.8507、0.8488、0.8442、0.8112和0.7810。总体来说,安庄镇、王庄镇、桃园镇、汶阳镇的乡村振兴水平较好,孙伯镇的乡村振兴有水平略低于以上4个乡镇。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及评价模型的研究不仅对科学地度量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也对乡村振兴水平进行监测预警及纠偏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与稳步推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奶业全产业链绿色发展指标的时空变化特征

奶业是关乎国民健康和食品安全的战略性农业产业,本文从社会发展、经济效益、产品生产、资源投入和生态环境5个方面选取28项指标,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奶业全产业链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分级标准。基于该指标体系,利用NUFER-animal模型,定量分析了1990—2017年中国奶业绿色发展指标的时空分布特征,剖析了产业绿色发展的限制因素,阐明了优化途径。结果表明:中国人均奶制品消费量稳步提高,从2.0kg?cap.?1?a?1增加到12.5kg?cap.?1?a?1;奶牛单产水平不断提高,从2.4t?head?1?a?1增加到7.0t?head?1?a?1,种养系统氮素利用效率由8.4%提升至14.4%;单位牛奶的资源投入和环境代价均呈下降趋势,生产单位牛奶的蓝水足迹由0.5 m3?kg?1降低到0.2 m3·kg?1,耕地资源投入量由18.5 m2?kg?1降低到3.3 m2?kg?1;养殖系统氨挥发量指标由21.9 g(N)?kg?1降低到7.0 g(N)?kg?1,但仍远远高于欧美国家水平;牛奶生产和加工成本逐年增加,利润却低于欧美等先进国家的水平。空间特征分析表明:农牧交错带和东部沿海地区产品生产、资源投入和生态环境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北方地区牛奶及奶制品的生产、消费水平均高于南方地区。发展种养一体化产业链融合绿色发展技术与模式、构建产销一体化产业链融合绿色发展利益共享机制和形成全产业链质量追踪服务体系与国民消费信任机制是促进中国奶业振兴和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     

气候变化对四川盆地主要粮食作物生产潜力的影响

基于四川盆地1961—2018年63个气象台站的逐日气象资料和1981—2018年46个农业气象观测站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玉米和冬小麦)生育期资料,利用逐级订正的方法计算作物气候生产潜力,分析太阳辐射、气温、降水及气候变化对四川盆地主要粮食作物气候生产潜力的影响,研究旨在为提高区域农业生产力并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结果显示:1961—2018年四川盆地作物多年平均气候生产潜力的分布为水稻由西向东递增,玉米在盆地北部和西南偏高、其他地区偏低,冬小麦南北高、中部低。辐射量减小对3种作物气候生产潜力的影响为负效应;平均气温升高对作物气候生产潜力的影响为正效应;降水量变化是作物气候生产潜力变化出现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降水量增加对作物气候生产潜力的影响为正效应,而降水量减少为负效应。气候变化对水稻气候生产潜力的影响在盆地西南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为正效应,其余地区为负效应;气候变化对玉米气候生产潜力的影响在盆地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为正效应,其余地区为负效应;气候变化对冬小麦气候生产潜力的影响在盆地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为负效应,其余大部地区为正效应。总体来看,气候变化对四川盆地冬小麦气候生产潜力的影响最大,为9.9kg·hm~(-2)·a~(-1),而对玉米和水稻的影响分别为-1.4 kg·hm~(-2)·a~(-1)和0.5 kg·hm~(-2)·a~(-1)。为了适应气候变化,四川盆地应选育光合效率高和抗旱性强的作物品种,并加强农田管理,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并保障粮食安全。     

刍议农民工进城就业与返乡创业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形势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这加快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的问题也愈发凸显。文章认为,劳动力实现合理的转移就业,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进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一方面,农民工进城就业参与城市的建设推进了"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农村的建设带动了"三农"的发展。     

生态补偿标准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以云南省红河县哈尼稻作梯田为例

设计和制定针对农田面源污染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促进农田环境治理与保护。但补偿政策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农户对政策的接受程度、响应情况和实施力度。为研究不同的生态补偿标准对优化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哈尼稻作梯田为例,将农户分为高、低海拔两个小组,建立农户多目标生产决策模型,通过设定不同补偿标准,对农户生产行为进行预测,分析了不同补偿标准对农户种植决策和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激发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热情,农户倾向选择更为复杂但收益更高的种植结构。随着生态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户的种植决策对标准的敏感性逐渐降低;同时高海拔组对标准的敏感性高于低海拔组,其种植结构变化的幅度也明显高于低海拔组,其化肥农药投入强度的削减幅度大于低海拔组。当生态补偿标准达到3 000元·hm~(–2)时,水稻、玉米、套种大豆、套种玉米的面积比分别为60%、4%、18%、18%,化肥农药分别减少37%、49%、37%、44%。生态补偿标准通过改变农户的种植决策和化学品投入,最终对农户的收入产生影响:高海拔组,随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户总收益先降后升,当补偿标准为1650元·hm~(–2)时,收益到达拐点;当生态补偿标准超过1 650元·hm~(–2)时,不仅能达到农户减施化肥农药的效果,也能保障农户的收益。但低海拔组,随补偿标准的提高,水稻、单作玉米、玉米套种大豆的总收益持续下降,农药化肥减施对总收益的影响较大,农户对生态补偿的响应也较低。总之,生态补偿对农户生产行为有明显影响,且此影响与生产环境相关。     

基于意愿调查法的水稻田生态服务价值研究——以江苏省苏州市为例

[目的]水稻田具备重要的生态服务价值,通过调查城乡居民对稻田生态服务价值的支付意愿,量化水稻田的生态服务价值。[方法]以苏州市为例,在稻田生态系统服务及价值评价方法的基础上,采用意愿调查法(CVM)法和相关计量模型研究了稻田生态服务价值和城乡居民对稻田生态服务价值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1)苏州市稻田生态服务价值为3.75×1010元,单位面积稻田生态服务价值为4.52×105元/hm2;(2)68.99%市民和65%的农民家庭愿意为稻田生态服务价值付费,支付额度分别为1 230.43元/户和434.67元/户;(3)受教育程度、家庭总人数、工作人数(劳动力人数占比)、被抚养人数和家庭收入等是影响城乡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结论]稻田生态服务价值有其重要性,有必要将稻田生态服务价值纳入资源配置决策,建立稻田生态补偿机制。     

大渡河上游河谷与半山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

集约度变化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核心问题,而目前对西部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特征及原因解释的研究较少。该文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以大渡河上游典型河谷与半山区为例,共调查农户357户,通过Tobit和OLS估计方法,定量对比分析了河谷与半山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河谷区和半山区在耕地利用集约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资本集约度还是劳动集约度,河谷区均高于半山区。影响河谷与半山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的因素有承包耕地面积、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家庭固定资产、离集镇的距离、二三产业收入、农业劳动力、年需换工数量、人情往来支出等。耕地资源禀赋和农业劳动力数量是导致集约度差异的关键因素,农业生产条件或环境和家庭收入水平对其有重要影响。     

乡村振兴与农业工程学科创新

乡村振兴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长期目标和全方位发展过程,为涉农学科提供了空前巨大的创新与调整空间。该文旨在探讨农业工程学科在这一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面前,如何确定学科调整与优化的方向,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的科技与人才支撑。近年来,以新工科、新农科建设为标志的新一轮学科布局调整,十分注重引入新技术与产业革命成果,用信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改造、提升传统工科和农科;相对而言,针对乡村振兴引发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扩展与发展形态变革对学科创新的需求则重视程度不足。农业工程因其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殊与关键性作用,理应更重视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结构调整对学科创新的影响及其对应关系。当前形势下,农业工程学科创新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业工程学科的创新与拓展开辟了新空间,提出了新要求;2)农业工程技术体系的开发推广将从以农业生产领域为主向依托农业农村资源而形成的多产业融合领域延伸;3)农业工程人才培养与科研体系建设要面向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系统构建的全领域全过程;4)农业农村各产业及区域系统性建设要与城乡融合发展和推进农村治理体系与治理结构现代化的需求对接。现阶段,关于农业工程学科创新与扩展的新领域和新方向,在下述几个方面存在十分紧迫的现实需求:1)农村电子商务工程;2)乡村景观营造与维护工程;3)乡村新业态生产空间营造;4)乡村生态环境工程;5)乡村社会经济管理与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系统工程。     

农业机械化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贡献率理论分析

机械化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不仅包含农业机械投入量增减对产出的影响，而且应包括农业机械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贡献率大小可用农业机械产出弹性在规模弹性中的比值衡量；机械化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大小决定于它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大小和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农业机械化在某一时期对农村经济的贡献与由它产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成正比，与非农产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成正比，与初期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