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城镇化地区的耕地撂荒空间格局、影响机理与治理路径

揭示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撂荒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影响机理对保障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下的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首先构建了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撂荒影响机理的理论框架，然后以溧阳市为研究区，实证分析了耕地撂荒的程度、空间格局等特征，并探究了其影响机理，最后提出了治理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撂荒的政策建议。结果显示：1） 2019年溧阳市耕地撂荒面积1 344.48 hm2，撂荒率为3.03%，各村撂荒率介于0.01%～54.26%，快速城镇化地区的耕地撂荒现象普遍存在。2） 溧阳撂荒高密度区主要聚集在工业、商业和旅游业等发展水平高和旱地比例高的区域，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撂荒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集聚和带动效应。3） 快速城镇化地区的乡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劳动力流失加剧了耕地撂荒程度；而高比例水田、道路密度等基础条件和土地流转、基本农田保护政策能有效抑制耕地撂荒。快速城镇化地区的耕地撂荒应引起决策部门的重视，未来一方面应该继续推进土地整治工程，吸引农业资本下乡，创新"旅游业+农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在非农产业发展水平高和劳动力流失严重的农村积极推行耕地流转，并继续加强永久基本农田管理等举措来预防、治理耕地撂荒。研究结果可为快速城镇化地区小尺度的耕地保护与撂荒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和案例借鉴。     

黄土高原农村地区耕地流转模式及效益分析——以宁夏原州区为例

耕地流转是我国"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之一。在总结国内外耕地流转相关研究成果和对研究区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按照耕地经营主体性质归纳了当前黄土高原农村地区耕地流转的主要模式,基于农户家庭收支状况建立了农户家庭收益测算方法,分析了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的农民增收效益,并对耕地流转的社会、生态效益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当前耕地流转在黄土高原地区发展迅速,有42.5%的农户参与了耕地流转,耕地流转后,农民增收效益显著。不同耕地流转模式的农民增收效益存在明显差异,农业合作社带动模式的农户增收效益最明显,农户家庭收益达12 072.99元;农户自发模式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非常显著。龙头企业主导模式极大促进了耕地规模经营但农民增收效益有限,而政府引导模式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最为均衡。地理环境对黄土高原地区耕地流转模式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     

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复种指数的影响

探究农户耕地复种指数的制约因素,为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促进土地集约化利用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该研究基于2018年湖北农户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反事实分析框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GPSM)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复种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复种指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土地流转会显著提升耕地复种指数0.244个单位,水田转入和旱地转入会分别显著提升耕地复种指数0.299和0.204个单位;土地转入面积、水田转入面积和旱地转入面积对农户耕地复种指数的提升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即耕地复种指数提高的比例要比流转面积提高的比例更大,且水田转入面积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更明显;从作用机制检验来看,土地流转能够通过每公顷流转费反作用路径和要素集约促进路径提升农户耕地的复种程度,每公顷流转费起到调节作用,要素集约率起到中介作用,中介效应的大小为8.9%。建议健全土地流转市场机制,鼓励农户参与土地流转,因地制宜制定耕作制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从而提高耕地复种指数。     

山区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

研究山区耕地细碎化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对保障山区粮食安全、促进山区耕地整治与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贵州省剑河县白都村为例,基于无人机高分辨率影像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在提取农户耕地地块空间信息数据的基础上,选取综合指标测度法对农户耕地地块细碎程度进行刻画,从地块和农户两个层面分别运用Logistic和Tobit模型分析耕地地块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探析农户耕地细碎化程度与其撂荒规模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研究区耕地细碎化程度较高,耕地撂荒现象严重。农户平均地块面积为0.044 hm2,平均耕地撂荒占比为29.50%;2）从地块层面看,耕地地块细碎化会加剧耕地撂荒,其中地块耕作距离对农户耕地撂荒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地块面积对农户耕地撂荒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且地块面积对农户耕地撂荒的作用强度高于地块耕作距离;3）从农户层面看,农户耕地细碎化程度越高,耕地撂荒规模愈大,农户耕地细碎化指数每提升10%,其耕地撂荒比例增加4.22%。研究结果可为推动山区细碎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提供借鉴。     

关中平原西部耕地季节性撂荒的农户行为机理研究

为揭示关中平原地区农户季节性撂荒的行为机理,基于实地调研所获取的342份数据,并利用计划行为理论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探究了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感知行为控制对农户撂荒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经由行为意愿间接影响撂荒行为,感知行为控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产生影响;(2)行为特征因素中,感知行为控制对撂荒行为的直接影响效应最大,缺乏对撂荒耕地的认知、农田水利设施的缺失和劳动力供给的不足是造成耕地撂荒的关键因素;(3)行为态度上,农户既面临粮食种植的低效益,又受到粮食自给自足传统观念的影响,经济理性和传统文化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农户耕地季节性撂荒的态度;(4)主观规范上,个人性规范的效应最大,为遏制耕地季节性撂荒可以加强个人感知和道德约束。由此可以得出,农户主要是依据经济利益、个人感知以及水利设施不足来判断是否撂荒耕地,缓解季节性撂荒困境要为农户创造有利的耕种条件。     

土地用途管制框架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四川省成都市和湖北省武汉市2个典型区域的比较

[目的]探讨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区域差异及其受土地用途管制的影响,为更好引导农户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及完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提供借鉴。[方法]以率先试点耕地保护基金的四川省成都市和尚未实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湖北省武汉市2个典型城市的43个村庄433名受访农民为例,利用非参数检验及回归模型分别从土地利用意愿、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强度和土地保护程度4方面探讨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1)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呈现出农地利用意愿较低,倾向兼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单位农地投资强度较低,农地利用效率呈两极分化且忽视农田环境保护的特点。(2)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成都受访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较武汉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高12.61%。(3)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土地用途管制程度及区域因素均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有显著影响。[结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呈现两极分化,且其受农户个体及地域差异显著影响。     

农牧交错区农户耕地流转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因涉及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粮食安全,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以内蒙古太仆寺旗为例,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牧交错区农户间的差异对的耕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太仆寺旗近一半的农户存在耕地转入或耕地转出行为;务农劳动力数、农业机械、种植业收入占比和畜牧业收入占比对农户转入耕地有显著正面影响,而对转出耕地的影响为负;由于机械替代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动力数较多的农户反而扩大经营规模的能力越强;户主年龄较大的农户不愿意再扩大耕地经营规模,但由于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强,也不愿意把自家土地转出;户主文化程度和劳均耕地面积对耕地流转没有显著影响。对农用机械实施补贴政策,会促进耕地向有扩大经营意愿和有明显优势的农户流转。     

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模型分析

农民的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直接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决策。该文基于陕西关中地区545户农户调研数据,按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和承包地经营规模分异将农户进行分组,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将非农水平和承包地经营规模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综合影响最大,外部环境次之。农户对土地抵押权的认知对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家庭非农收入水平高、经营规模小的农户更容易将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土地流转行为。研究产权认知和外部环境因素能为制定土地流转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重庆市铜梁区耕地撂荒情况调查及盘活利用建议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耕地撂荒现象日益突出,严重阻碍农业可持续发展。通过入户问询、座谈交流等方式,对重庆市涪陵区28个镇街的耕地撂荒、撂荒地的盘活利用现状进行调查,发现铜梁区撂荒地总面积1 052.72 hm~2,占全区耕地总面积的1.70%;耕地撂荒原因主要有种植业效益差、农村劳动力缺乏、土地流转监管机制不健全、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等。提出了促进铜梁区撂荒地盘活利用的建议:加强宣传培训,减少耕地撂荒;落实惠农政策,激发农民种地热情;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收益;推进规模经营,遏制耕地抛荒撂荒;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强化科技支撑,促进农业科学发展。     

基于农户调查的江汉平原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意愿研究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是参与农地流转的主体之一,实现土地合理流转必须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以江汉平原为研究区,运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对研究区278户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研究区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较低,流出土地的农户比例为17.99%,流入土地的农户比例为25.17%;(2)影响农户土地流出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农地收入功能、外出务工劳动比例和耕地面积,农地收入功能越高,外出务工人数越少,耕地面积越多,农户的土地流出意愿越强;(3)影响农户土地流入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户主文化水平、农地政策了解程度、是否具备耕种能力、农地收入功能、耕地质量和村集体经济状况,户主文化水平越高,对农地政策越了解,耕种能力越强,农地收入越高,农户的农地流入意愿越强,而耕地质量越高,村集体经济状况越好,农户的农地流入意愿越弱。     

基于江苏省调查研究农民对土地就业依赖的影响

农民对土地就业依赖程度指农民依赖耕地实现就业的程度,本项目着眼于农民对土地的就业依赖程度,研究分析影响农民是否对土地存有就业依赖的因素。在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地区,分别选择苏州、扬州、宿迁3个样本点,调查采取问卷访谈形式,获得本研究的样本数据。选用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农民在就业方面是否依赖土地的影响因素。研究分析得到承包地面积、实际经营面积、土地承包流转收入及土地承包流转收入占总收入比和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对土地的就业依赖具有显著影响。     

陇东黄土高原土地覆被变化的驱动力及生态环境效应

通过G IS空间分析,揭示了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区土地覆被和水土流失的时空分异特征。陇东地区土地覆被动态变化表现为丘陵区耕地、林地与草地的大互换,和在塬区建设用地大量占用优质耕地、林草地等土地覆被类型,这种变化使区域生态环境系统的功能发生退化。分析发现,该区土地覆被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有:脆弱的生态环境是生态环境恶化的自然环境背景;人口压力和经济发展落后是生态环境系统安全状态恶化的社会经济背景因素;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人为因素。     

土地整治农民需求层次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土地整治中农民有效需求是否满足是判断土地整治目标实现与否的关键。以河南省农村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作为实证,运用二项逻辑回归模型,研究土地整治农民需求层次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整治中农民需求呈现层次化、差异化特征。农民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需求层次Ⅰ)、土地流转(需求层次Ⅱ)和参与土地整治(需求层次Ⅲ)3个需求层次上存在需求的比例分别为89.1%、36.8%和62.7%,且不同区位的、已完成和即将开展土地整治项目区的农民,其需求层次选择存在显著差异;影响农民需求层次的关键因素差异明显。其中,家庭特征变量在农民的3个需求层次回归模型(分别为模型Ⅰ、Ⅱ和Ⅲ)中都是显著的,农民认知变量在模型Ⅰ和Ⅲ中显著,个人特征和村庄特征在模型Ⅱ和Ⅲ中显著;农民对土地整治的需求逐步从单纯地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向促进土地流转,并渴望通过参与行为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等多层次需求转变。该结论为探索农民参与土地整治的行为逻辑、构建土地整治公众参与机制提供参考。     

鄱阳湖沙区农户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以江西省都昌县多宝乡为例

为探讨鄱阳湖沙区农户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及其机理,以该区多宝乡238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Logistic模型从农户家庭和农户个体两方面分析了南方沙区土地利用变化对农户行为的响应机制,结果表明,农户与沙山距离、风沙危害程度、农地面积以及农户个体状态是影响该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显著因素。通过对鄱阳湖沙区人地关系的探讨,提出了通过政策、资金、技术等手段改善农户生存与生产条件,健全土地流转市场,优化能源结构,提高农户生态保护意识等措施,以期正确引导农户合理、高效、可持续利用土地,实现农村新型、集约化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晋西北地区开荒增洪增沙分析

195 9～ 1985年的 2 6年间 ,晋西北地区每增加 1人就要增加 0 487hm2 耕地 ,增加的耕地都是通过垦荒而获得的。垦荒导致地表植被、土体结构破坏 ,使区域内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据观测资料分析 ,荒坡开垦后基本不增洪 ,60～ 80年代晋西北地区开荒增沙量呈上升趋势 ,80年代年均增沙量达 95 64万t。     

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度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耕地细碎化是中国耕地利用效率提高和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制约因素。2014年以来中央政府试图通过鼓励土地经营权流转以实现耕地细碎度降低和适度规模经营耕地的目标。然而，少有研究开展中国全域尺度的耕地细碎化趋势分析，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的相关实施效果也尚不明晰。该研究基于长时序土地利用数据，辅以景观格局指数、趋势分析和动态面板模型等方法，对1990-2020年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度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识别，并剖析了土地流转政策实施对耕地景观细碎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度大致呈"平原、盆地低、山地、高原高"的分布格局，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四川盆地、准噶尔和塔里木盆地等地区耕地景观细碎度低，而二三级地势阶梯过渡地带以及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东南丘陵等地区耕地景观相对细碎；2）1990-2020年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度大致呈"持续细碎化-细碎化改善-波动细碎化"变化特征，其中2004-2013年耕地景观整体呈细碎化趋势，超过70%的县域耕地斑块密度（Patch Density，PD）/形状指数（Landscape Shape Index，LSI）显著增加、聚集度指数（Aggregation Index，AI）显著减小，集中分布在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以及两广地区，但2014-2020年70%的省份耕地景观细碎度有所改善，以两广地区表现最为典型；3）土地流转政策显著降低了耕地景观细碎度，此外，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非粮化耕地利用、坡度以及灌溉条件等因素也是影响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度变化的重要因素。该研究从全域尺度剖析了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并揭示土地流转政策等因素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区域耕地景观细碎度变化以及不同土地利用/生态系统类型变化分析提供新思路。     

工业化区域撂荒耕地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该文以箱包产业发展迅速的河北省高碑店市为研究区,基于1999-2001年、2007-2009年、2015-2017年间18期Landsat TM/OLI数据,采用CART决策树分类方法提取出研究区的撂荒耕地范围并分析其空间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对CART决策树分类结果进行精度验证,18期影像的分类精度介于87.5%～96.4%之间,可以满足本研究的精度要求。2)高碑店市耕地撂荒类型以季节性(春季)撂荒为主,并且季节性撂荒和常年撂荒的耕地面积均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3)耕地撂荒的主要形式由大规模集中式撂荒向小规模分散式撂荒转变。4)农村工业发展是导致耕地撂荒的主要驱动因素,距离产业中心越近的地区其耕地撂荒率越高;交通条件及耕作半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耕地撂荒,但其影响程度逐年减弱;作物收益水平差距导致耕地撂荒呈现出季节性差异,而耕地流转能有效抑制当地耕地撂荒现象。该研究结果能为全国其他类似地区的撂荒耕地研究提供参考,并对制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及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户主导型农村土地流转价格影响因素

分析各因素对农村土地流转价格的影响方向与作用强度可为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提供依据.该文以黑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14个村的转入方农户为样本,采用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别确定单因素与多因素对流转价格的影响,并对比分析各因素对高于均价组和低于均价组中流转价格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单因素对流转价格的影响分析中,耕地粮食产量对流转价格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是影响流转价格最重要的因素;2)多因素对流转价格的影响分析中,耕地粮食产量、村域经济发达程度、县域交通通达性、户主年龄对流转价格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县域人均GDP、与市中心距离对流转价格产生显著负向影响;3)对比各因素对高于均价组和低于均价组的影响,发现交通通达性、与市中心距离对高于均价组流转价格的影响方向与总样本一致,这些因素对低于均价组流转价格的影响方向与总样本相反.需明确耕地信息、了解地区经济与交通情况,为确定土地流转价格、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创造条件.     

河西走廊农地流转中农户的意愿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了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和解放剩余劳动力,运用卡方检验和Logistic模型对河西走廊农地流转中农户的意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促进河西走廊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具有普遍的农地流转意愿,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流转方式对农户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差异;(2)农户的年龄和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3)不同的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均有差异,家庭状况与资源禀赋对转入及转出影响较大,且两者呈相反趋势;(4)农户个人特征中仅文化程度因子有显著影响,农地的重要性对农户流转的影响非常显著。     

耕地土壤质量保护中农户认知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

探讨耕地土壤质量保护中农户认知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在深化已经研究基础上,为政府制定引导农户合理利用和保护耕地土壤质量的政策提供依据。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利用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233户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经济因素特征、农户自身条件特征和耕地自然条件特征这3类外源潜变量对农户耕地质量土壤质量保护认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自身条件特征是影响耕地土壤质量保护中农户认知行为的主要因素,其特征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耕地土壤质量保护认知程度会提高0.877个单位;(2)可观测变量对3类外源潜变量的解释能力均较强,且显著水平、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农产品价格、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典型地块面积分别对这3类外源潜变量的解释能力相对较好。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本研究认为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稳定的农村土地经营权和将土地向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并针对这种类型的农户进行农业生产和耕地土壤质量保护方面的技术服务和培训,是未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