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1省的多维贫困测度

为探究我国农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选取31省农村居民消费的8个维度,运用ELES方法测算出基本需求支出份额,建立多维贫困测度模型,进而计算出各地区不同维度的相对贫困指数和各地区多维贫困指数,并着重分析了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贫困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各区域的相对贫困指数与多维贫困指数都呈现出"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的空间梯度分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空间格局的主次因素,对影响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一个区域农民收入水平越高、非农收入占比越大、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则区域总体贫困程度越轻。因此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比重,加大农村文化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有助于改善农村贫困问题。     

“后扶贫时代”下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CHFS2019的实证分析

全面小康后我国进入“后扶贫时代”,数字金融的使用对缓解多维贫困具有重要价值。采用CHFS2019年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机理及其异质性。研究显示,数字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户多维贫困,金融能力的提升是重要应用机制。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对“收入能力贫困”这一维度的影响效应最大,网购这种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减贫效应在空间和个体上均存在“数字鸿沟”。据此建议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和积极推广引导农户使用数字金融技术,最后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尽量消除其负面影响。     

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效应与区域异质性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检验

普惠金融是消除贫困的有效方式,为区域性减贫提供了解决路径,但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及区域减贫的效果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安徽省2011—2017 年16个地级市有关经济指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减贫存在收入效应与区域异质性,即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收入水平,减缓贫困,但各区域在减贫效果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其中皖南地区的减贫效果显著,皖中地区反而会抑制贫困的减缓,而皖北地区的减贫效果则不显著。因此,应推行普惠金融的区域差异化政策,以提升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江苏省财政支出农村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减缓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渠道,基于江苏省2012—2018年各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借助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省层面来看,财政教育支出、社保支出和农林水支出具有积极的减贫效应,其中教育支出减贫效应最佳,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而医疗支出则不利于农村减贫。在苏北、苏中和苏南三大区域,各项财政支出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苏北地区社保支出减贫效应最大,苏中地区农林水支出减贫效应最大,而在苏南地区,则与省级面板较为一致,教育支出有着最大的减贫效应。基于实证结论最后得出了一些政策启示:(1)各地政府应该因地制宜,适当加大有利于农村减贫的相关财政支出;(2)各地政府应当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大减贫效应的发挥;(3)各区域之间应做好协调和互助工作,解决好区域性贫困问题。     

空间理论视角下的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研究

贫困地区内生动力不足是导致贫困地区无法摆脱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之所以存在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贫困地区空间结构的影响。在我国整体的社会空间结构中贫困地区往往位于空间结构的发展边缘,在减贫发展的过程中又会受到空间错位的影响,导致政府部门的相关减贫扶贫政策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从空间理论视角出发,探讨空间理论视角下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相关问题,希望通过研究能够帮助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拓宽发展空间,激发其内生动力,进而达到减贫脱贫的目标。     

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村公共支出对减贫的空间溢出特征,为能够更好地发挥中国农村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提供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公共支出减贫效应的结构性差异明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农村公共支出减贫效应显著,而农村人居环境支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农村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具有空间外溢特征,农村公共支出不仅对本地区的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对空间特征相似地区产生了一定的溢出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中,各项农村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表现不一致,空间差异性明显。基于此,决策者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农村公共服务减贫的结构性差异;充分发挥空间合理分布的溢出效应,解决区域贫困问题;根据各区域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从大局出发,加强区域间特别是经济地理相似地区的合作与联系,以期发挥各项农村公共支出的最大减贫效应。     

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分析——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多元化现象普遍,从多维视角分析贫困问题对科学制定民族地区扶贫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Sen的能力贫困理论,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A-F法对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和各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进行测算和分析,探讨致贫原因。结果表明,南疆三地州农户家庭不仅在收入维度存在贫困现象,在受教育程度、健康、卫生设施、做饭燃料、安全用水等指标上也表现出较为严重的贫困状态。三个及以上维度存在剥夺的人口达到了89.1%,多维贫困程度达到了39.8%,多维贫困比收入贫困更为严重。虽然随着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覆盖率不断下降,但是贫困强度在逐渐加大;教育、收入和健康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分别达到了35.73%、19.37%和11.19%,是多维贫困产生的重要源头。未来反贫困工作的重点是大力投资教育,促进农牧民增收,加强医疗卫生保障事业的投入,改变并扭转贫困人口落后的思想观念,建立多维贫困精准瞄准机制。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问题研究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尤其是农村贫困问题一直制约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当前政府将农村金融视为农村地区减贫工作的重要工具。但现阶段农村金融体系仍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所以针对农村金融的减贫问题进行研究,可为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本文首先从理论上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作用于农村减贫研究;然后阐明农村金融发展在减贫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最后就中国农村金融减贫的政策优化策略及其实现路径提出了合理性建议。     

广西农村耕地资源贫困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

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2005和2015年广西14个地市的耕地贫困程度和空间聚集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时间尺度上,广西农村耕地资源总体贫困程度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各市间的贫困程度差异仍然较大;空间分布上,广西农村耕地资源贫困程度呈现区域差异性和空间不平衡性,桂西北、桂东北地区耕地资源贫困程度较高,而桂中、桂南地区较低;空间格局上,广西农村耕地资源贫困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高-高集聚区分布于桂西北、桂西南地区,低-低集聚区分布地区由2005年的桂北地区转变为2015年的桂中和桂东南地区,呈现出由北向南转移的态势。针对广西农村耕地资源的状况,当前重点工作应围绕耕地资源贫困整治和严格耕地保护政策开展,以减少因耕地资源禀赋差异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广西农村耕地资源贫困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

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2005和2015年广西14个地市的耕地贫困程度和空间聚集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时间尺度上,广西农村耕地资源总体贫困程度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各市间的贫困程度差异仍然较大;空间分布上,广西农村耕地资源贫困程度呈现区域差异性和空间不平衡性,桂西北、桂东北地区耕地资源贫困程度较高,而桂中、桂南地区较低;空间格局上,广西农村耕地资源贫困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高-高集聚区分布于桂西北、桂西南地区,低-低集聚区分布地区由2005年的桂北地区转变为2015年的桂中和桂东南地区,呈现出由北向南转移的态势。针对广西农村耕地资源的状况,当前重点工作应围绕耕地资源贫困整治和严格耕地保护政策开展,以减少因耕地资源禀赋差异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重庆市县域交通可达性与多维贫困耦合关系研究

研究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贫困之间的关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以重庆市37个区县为例,采用地理信息技术对研究区的交通可达性进行定量评价,并构建以区县为单元的多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以此分析研究区交通可达性与多维贫困耦合度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重庆市县域交通可达性相对较高,区县之间差距较大,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梯度变化特征,可达性值由东向西逐渐降低;②重庆市县域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高,空间集聚效益较强,高多维贫困度和较高多维贫困度的区县主要分布在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低多维贫困度和较低多维贫困度的区县主要分布在都市圈和主城区;③将交通可达性与多维贫困的耦合水平分为低度耦合、中度耦合、高度耦合、极度耦合4种等级,重庆市县域耦合度整体较高,片区之间耦合水平具有差异,主城区和都市圈耦合水平相对较高,属于低贫困程度的高耦合水平,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耦合水平相对较低,属于贫困程度相对较高的低耦合水平;④将交通可达性与多维贫困的耦合类型分为交通可达性滞后型、多维贫困滞后型、双贫困同步协调发展型三大型,其空间分布具有一定规律,交通可达性滞后型区县较分散,多维贫困滞后型区县集中在重庆市西部地区,双贫困同步协调发展型区县则分布在市域西南和东北两端.     

Paths out of poverty: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e global community has committed, as the first priority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 to end poverty in all its forms everywhere. While the decline of global poverty continues, progress has slowed and remains uneven through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o ensure that no one is left behind in China and beyond, research will be critical to inform paths out of poverty. In this regard, it is valuable to take stock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the various pathways out of poverty with a focus on agriculture. Africa's agricultural growth has been largely driven by land expans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has been the slowest among all regions. South Asia agriculture has been led by diversification of smallholder agriculture and its poverty reduction impact has been large, but its future poverty reduction is limited by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lack of formal jobs in urban centers. Social protection programs have been used by many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s the region is more urbanized than any other developing regions.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economic success was driven by agriculture-led reforms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se changes brought significantly higher incomes among rural residents, which accounted for highest initial levels of poverty and hunger, and in increased availability of food at affordable prices. Investments in nutrition, health, education, clean water, and good sanitation also complemented progress. The foremost lesson is that smallholder-led agriculture growth in land scarce countries often have the largest impact on poverty reduction. Secondly, nonfarm employment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must follow onc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has reached a certain level. However, premature exiting from agriculture can do more harm. Thirdly, even before large scale poverty reduction through sector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exhausted, social safety nets must be established to cover those who have not benefited from growt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ve social safety nets have proven to be cost-effective in many countries. Urban poverty should also be part of the protection scheme when large propor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moves to cities.     

河北省县域相对贫困度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区域贫困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综合分析县域相对贫困度对更好地实施扶贫攻坚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经济发展水平测量河北省县域相对贫困度,并采用空间自相关法分析空间特征,基于此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测区域贫困影响因素,为加快县域脱贫步伐、精准脱贫建议的提出提供参考.结果表明:①河北省县域相对贫困度空间分布差异显著,相对贫困度较高的县主要分布在冀西北、冀中和冀中南地区,且区域内有少数潜在贫困县分布,相对贫困度较低的县主要分布在冀东和冀中部分地区;②地理探测器分析发现,地区生产总值、固定社会资产投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等7个因子对县域相对贫困度影响显著,且因子之间交互作用明显;③区域发展过程中,在结合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实际状况下,应针对性地提出相应扶贫策略,逐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研究

随着现行标准下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将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点,因此发挥数字金融优势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A-F方法、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使用数字金融占比为39.7%,说明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数量仍相对较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以脆弱型和一般型相对贫困群体为主,发展能力已成为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维度,西部地区仍是我国相对贫困的集中区域。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对脆弱型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果更好,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金融对缓解发展能力贫困和经济能力贫困影响程度更深;进一步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高农户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现象。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金融能更好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据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金融相关知识技能的宣传与针对性指导,推进数字征信在农村地区发展等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社会资本及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缓效应,基于秦巴山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在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主要在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福利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困现象;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3.0%。2)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有效促进农户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均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表明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建议从多维视角改善农户的家庭福利,发挥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减贫作用,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农村减贫——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工作。利用2008—2017年中国除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外的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构建邻接矩阵和反地理距离矩阵,在进行空间相关检验的基础上选择相应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密度对农村减贫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省级层面上,农村贫困水平表现出显著(P<0.01)的空间集聚特征,省际分布呈现出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的特点,且随时间发展局部空间集聚特征逐渐增强。整体来看,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的增大不仅对本地的农村减贫具有显著(P<0.01)的促进作用,对邻近地区的农村减贫也具有显著(P<0.05)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在这2种效应上都以铁路的效果更好。从区域层面来看,公路密度的增大对本地的农村减贫仅在西部地区有显著(P<0.01)的直接效应,对邻近地区的农村减贫仅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的(P<0.01)空间溢出效应。铁路密度的增大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的农村减贫都具有显著(P<0.05)的促进作用,且这2种效应在中部地区的效果都较东部地区更好。据此建议,东部和中部地区应该优化铁路网络结构,提高路网质量,增大铁路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和通达程度;西部地区应该积极发展公路交通,同时补齐铁路短板,通过促进当地资源开发和物资输出,发挥带动就业和减贫的作用。     

妇女多维贫困测量、分解与精准扶贫——基于福建省“巾帼扶贫”五年攻坚计划调研数据

为了解妇女多维贫困度,采用MPI指数的A-F方法,利用2015年福建省妇联"巾帼扶贫"五年攻坚计划专项调研数据,从11个维度对贫困妇女进行多维贫困测量,并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福建省贫困妇女最为严重的贫困状况为9个维度同时存在贫困现象。社会关系、健康、教育、卫生设施、决策权这些维度对福建省贫困妇女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龙岩、泉州、漳州、南平等地区在不同维度取值下分别显示贫困贡献率较大。     

中国扶贫瞄准机制的创新与实践——以广东省连南县为例

本文以广东省连南县为例,介绍了"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简称"双到")的扶贫瞄准机制,即根据贫困户的发展意愿和特点,制定发展规划,明确贫困户对应的帮扶责任人和考评标准。通过此项目的实施,广东省有效地提高了贫困户收入,降低了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提高了农民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活跃了农村经济。"双到"扶贫项目是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案例,为实现低保和扶贫的衔接、城乡资源双向流动、动态贫困瞄准、扶贫任务的"官员问责制"提供了借鉴。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衔接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子——基于西南五省份的分析

当前中国正处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的政策叠加期和历史交汇期,探索两大战略的相互关系和互融程度具有战略紧迫性和历史必然性。本文基于所构建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衔接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选取西南五省份2011—2019年的相关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西南五省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衔接的时空分异显著,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从2011年的初级协调过渡至2019年的高级协调;(2)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受到经济驱动力、产业带动力、基础设施推动力、环境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等多重驱动因子的影响,且单因子驱动力和交互因子驱动力间均存在差异性。基于结果成因及问题的讨论,本文从制定参与主体协调联动机制、构建持续发展观下新的农村产业体系、优化政策制度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耦合衔接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