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下全球粮食安全与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政策选择

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持续紧张的俄乌冲突导致全球粮食供给趋紧、需求和价格双升，粮食安全恐慌席卷全球，全球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确定性和变局。虽然短期内中国粮食市场受俄乌冲突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从长期来看，粮食进口成本攀升、市场结构性矛盾、贸易格局失衡和生物质能抢粮等，给中国粮食市场安全和农业强国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风险。由于粮食生产具有周期性，供给和价格冲击容易诱发粮食市场系统性风险，导致政策调控失效和市场失灵。面对严峻的粮食安全局势，应统筹协调内外部关系，发挥宏观调控能力，防范和化解外部冲击的风险和威胁；以科技创新和法制保障，促进农业资源禀赋优势转化，全面增强粮食安全自主掌控力和粮食安全治理能力。     

基于TVP-VAR-SV模型的能繁母猪时变供给反应研究

探求能繁母猪供给波动的原因对实现生猪稳定保供的政策目标具有重大意义。为此,本文构建能繁母猪供给反应模型,应用TVP-VAR-SV方法研究能繁母猪供给反应的时变特征。实证结果表明：短期生猪和猪仔价格（活鸡价格）冲击对能繁母猪存栏量具有显著的正向（负向）影响,且生猪价格冲击影响效应最大;玉米价格冲击是能繁母猪存栏量短期波动的原因,而生猪疫情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是能繁母猪存栏量中长期波动的主要原因,该结论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相符;生猪疫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能繁母猪存栏量的负向（正向）影响程度较大,且生猪疫情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较高时,会对能繁母猪存栏量产生更大的冲击。建议提升养殖户的生猪疫情防范和应对能力;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提升养殖户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能力;充分应用保险和期货等经济手段稳定玉米和生猪价格,采用多种方式降低玉米价格、生猪疫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冲击对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影响。     

基于贸易视角的新形势下中国粮食安全研究

受资源、气候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粮食生产面临较强的约束性和不确定性;受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提高等影响,粮食需求呈现较强的刚性,中国粮食经济进入新的阶段。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可选模式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构想。研究认为,中国粮食安全可选择的模式有直接进口、对外投资种粮进口、援助其他粮食净进口国发展粮食生产以及建立国际"粮食协定",同时认为,中国粮食安全战略要实现从粮食安全到口粮安全、从粮食安全到食品多样化两个转变;因此,在保证口粮基本自给的同时,应适当扩大饲料粮进口,小麦和大米自给率分别维持在95%,玉米自给率可适当放宽到90%。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分析

保障粮食安全一直以来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而粮食价格的波动内在地会对粮食安全产生影响。利用VAR模型,基于1997—2017年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以及主要粮食产品价格数据,围绕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开展了系统分析,指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粮食价格的波动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阐明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不同滞后期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存在差异,且随着滞后期的增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会逐渐减弱;进一步研究了不同粮食价格在不同时期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应。最后,围绕未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提出相关建议。     

主编速递

<正>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面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加强对当前农业发展形势的分析和未来农业发展趋势的研判,是提高农业发展预见性和掌控能力的迫切需要。《新形势下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思考》指出,中国的粮食安全面临全新的形势与挑战,未来应进一步完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强化科技研发与服务,加强粮食品种资源挖掘与创新,优化粮食生产区域布局,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夯实粮食供给保障基础;同时科学引导居民食物消费,深化粮食市场化改革,处理好"两个市场"的关系,建立健全监测     

科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粮食以其独有的政治经济特性,成为关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2014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目前,国际粮食供给紧张,粮食危机风险加大;国内粮食需求刚性增长,资源制约日益突出。构建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要更加依靠农业科技,注重永续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以科技之力突破资源束缚,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从容应对外部冲击,确保粮食安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粮食期货价格波动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4年9月—2016年11月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大豆、小麦、玉米期货价格指数,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主要粮食期货价格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粮食期货价格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但不同品种间存在明显差异;2008年金融危机、2011年后危机时代及2015年股票灾难三个时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粮食期货价格呈现正负交替的冲击态势,冲击响应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影响在12期后仍然存在。     

城市化加速期粮食安全要素的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大面积农用耕地转为非农用地,粮食供求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粮食安全成为稳定社会经济的焦点问题。运用边际分析等方法从粮食安全要素角度对粮食安全主要架构,如:粮食生产安全、粮食供给安全、粮食消费安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得出城市化加速期粮食安全是粮食生产、粮食供给价格、农民种粮意愿和城市居民粮食消费偏好的函数,并提出达到粮食安全的相应对策。     

基于熵权TOPSIS模型的中国粮食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为探究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系统及其子系统安全水平,识别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障碍因子,基于数量安全、质量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和流通安全5个子系统,建立中国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就中国粮食安全(2000—2020年)进行评价和障碍因子诊断。结果表明:1)中国粮食安全总体水平可以分为缓慢下降、较快上升、快速发展和迅速提升四个阶段;2)从5个子系统来看,数量安全和资源安全子系统水平呈较快上升态势,质量安全子系统水平呈先较快下降而后缓慢上升态势,生态安全和流通安全子系统水平基本稳定且呈缓慢上升态势;3)从障碍因子诊断来看,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障碍因子已从数量安全和资源安全等供给性因素,向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等可持续性因素过渡。中国应从建立国家粮食安全新观念、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增强粮食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完善粮食流通体系4个方面综合施策。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本文基于1995年1月至2018年7月中国主要粮食和畜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及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借助带有随机波动性的TVP-VAR模型,系统考察了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测度了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冲击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具有显著时变影响,不同时期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冲击作用不同;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不同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粮食贸易所受影响比畜产品更大,大豆进口所受冲击最大,畜产品中猪肉进口所受影响更大。中国农产品贸易具有明显的"特朗普效应",特朗普政府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冲击的负面作用明显,稻谷、小麦、大豆负面作用最大,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积极影响;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特朗普执政并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政府开始实施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事件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冲击基本呈明显负影响,且冲击持续时间在1年以上。     

中国水产品的可持续供给

水产品是中国最重要的动物蛋白来源之一，为中国粮食安全和营养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水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有望进一步增加。为了降低未来中国水产品供给的风险，本研究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水产品供给和消费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表明，中国的水产品主要由水产养殖和捕捞渔业供给，进口水产品占国内水产品供给和消费的比例仍低于5.00%。目前水产养殖产量已四倍于捕捞渔业产量，且捕捞渔业增长乏力，而水产养殖产量将继续增加。然而，中国水产养殖面积和水产业从业人员数近年开始逐渐降低，增加了中国水产品稳定、可持续供给的风险。由于中国巨大的水产品供给和消费体量，未来中国水产品供给仍需要坚持立足国内生产。需要提高水产养殖产量来满足中国对水产品需求的增量，同时稳定海洋和内陆捕捞产量，并以进口作为水产品供给的适当补充。需要提高水产养殖集约化水平，努力提高水产养殖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效率，同时降低水产养殖引起的环境影响，实现“可持续集约化”。本研究还提出了需要加强水产品在粮食安全政策的地位、通过更好的统计数据支撑政策制定、更多和更均衡的资源投入支持水产业发展等建议。     

后疫情时代粮食安全现状、问题和对策

为探究后疫情时代我国粮食市场受国际联动效应的影响,切实保障疫情常态化下我国的粮食安全,从粮食供应角度,对疫情爆发以来的粮食安全现状进行了回顾,并对新时期粮食安全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通过借鉴主要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举措,提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政策措施和策略建议。结果表明:1)总体上,我国粮食安全发展是有保障的,但要高度重视全球粮食市场波动的潜在风险和挑战。2)针对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发展态势和我国粮食安全的现存问题,建议从监测预警、稳产保供、提质增效、加强国际政策协调、畅通全球供应渠道五方面综合施策。     

粮食主产区农户种粮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黑龙江省种粮农户的调查

新经济形势下,粮食安全特别是主产区的粮食安全供给关系到了整个国内粮食的稳定.采用黑龙江省265份种粮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黑龙江省农户种粮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种粮收益、生产灌溉水资源充足与否、粮食补贴政策、粮食销售交通便利性、生产资料价格合理性与农户种粮意愿呈正相关关系,非农收入比例与种粮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主产区农户粮食生产各项政策补贴,增加其种粮收益;改善主产区粮食生产基础设施条件,保障农田水利、道路交通等设施的政府投入力度;积极培育专业化种粮大户或家庭农场,集中有限的资源扩大其规模经营效益;深入探讨主产区承包经营体制,稳定推进种粮农户粮食生产投入.     

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与粮食安全

在研究国内外粮食供给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粮食安全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的新观念;在阐述粮食安全基本理论时认为,耕地数量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耕地质量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石,基于此,提出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夯实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的方法和途径,即要有健全的投入机制,要有统一的建设目标、标准和内容,要有可操作的管护机制。     

2000年来中国水产养殖发展趋势和方向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水产养殖国家，为全球粮食安全和营养供应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水产养殖需要解决与粮食安全、减贫和提供就业、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相关的复杂且敏感的问题，以期达到更加可持续地发展。本文系统综述了2000年来中国水产养殖发展趋势、存在问题和发展方向。中国水产养殖业自2000年以来获得了持续的发展，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新增的特种养殖品种使得产业多样化水平增加，一些传统的养殖模式逐渐消失，而新的养殖技术和模式不断涌现。中国水产养殖的变化和发展响应了社会发展对水产养殖业的需求。然而中国水产养殖目前仍面临诸如生态环境、科技水平、产品供应结构、小农生产和政策风险等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不断进步，发展水产养殖的主要侧重点也逐渐从提供食物到提供就业和发展经济，再到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中国水产养殖业需要充分利用最新的设施装备技术、信息技术、遗传育种技术、营养饲料和病害防治技术促进水产养殖业发展，努力提高水产养殖业规模化和组织化，促进渔业“一、二、三产”协同发展，并在新形势下逐渐走向国际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中国粮食产量增长率波动的计量研究

对中国粮食产量增长率的波动性进行了实证计量分析,利用最大似然方法估计了3种GARCH族模型(GARCH、T-GARCH和E-GARCH)。实证研究表明,GARCH模型提供了最好的统计拟合,它表明波动率是变化的,中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率是非对称的,国家持续稳定增长的粮食供给很难实现。国家根据此结论,应该制定出有利于粮食供给的保护性政策,才能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     

基于LMDI模型的我国省域粮食生产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从耕地利用角度对影响粮食生产变化的因素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的影响进行科学分析;应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weigh division,LMDI)将影响1980—2010年我国省域粮食生产变化的因素分为粮食单产、复种指数、耕地面积和粮作比例;对粮食生产及其分解因素的统计指标在省级层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80—2010年我国粮食产量增加22 592.3万t,粮食生产格局重心由南重北轻逐渐演变为北重南轻;4个因素中粮食单产对粮食产量变化起到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增产作用逐年降低,并被复种指数和粮作比例所替代;耕地面积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粮食产量的持续增加;全国各省域之间粮食生产变化的分解因素效应有比较显著的空间差异,河北、湖北、新疆等14个区域的粮食单产和复种指数效应的叠加效应使得其粮食生产增加显著,而上海、浙江、福建等复种指数与粮作比例的叠加效应对粮食增产的影响最大。粮食单产效应的逐渐减小与耕地面积累积效应起负面作用表明我国粮食生产增加主要是粮食单产作用,且正逼于其上限,耕地利用中要严格保护数量,提升耕地质量。     

基于时间序列趋势图的我国粮食产量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历年样本数据,选取影响粮食总产量的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受灾面积、机械总动力、粮食生产成本指数、粮食生产价格指数、财政支农资金等8个主要因素,并将这些因素划分为物质投入、资源环境和政策因素3类,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这些典型影响因子通过时间序列趋势图逐一进行多角度分析.结果发现,化肥施用量、粮食播种面积和旱灾面积成为影响粮食产量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针对如何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