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进展

作为连接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粮食安全的重要纽带,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逐渐成为国际生态学、地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建立科学合理的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保障耕地生态功能的稳定持续供给,是解决耕地保护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途径。本文将多元化、市场化的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作为最终目标,通过厘定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概念内涵,对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利益主体、补偿标准、区域协调内在机制等进行了系统梳理。耕地生态系统具有供给、调节、支持和文化等4个方面的服务功能,功能决定价值。然而,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主要存在有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理论基础体系尚未完善;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研究方法较传统,缺乏模型创新;区域补偿协调度较低等问题。基于此,今后研究中应注重构建"功能识别—供需分析—区域调剂—区内补偿—长效政策"理论分析框架;加强对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研究方法及其模型的创新性研究;构建"省—市—县"三个层级的耕地保护生态补偿区域协调机制等几个方面开展研究。     

耕地资源非农化价值损失评价模型与补偿机制研究

【目的】耕地资源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长期被忽视是我国耕地保护中最大的不足和缺陷,耕地非农化价值损失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价值损失。耕地资源流失、非农化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对耕地资源非农化价值理论认知的缺失,是对耕地资源（保护）非农化价值构成、体系、方法等科学问题研究还不够透彻、不够深入,这是必须认识到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通过构建耕地价值评价方法与模型,实现耕地资源（保护）非农化价值损失定量评价与模拟,以期为耕地保护、耕地补偿决策等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方法】以耕地资源价值分类为基础,运用收益还原法、等效替代法、市场价值法构建耕地资源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综合评价模型。耕地资源经济价值主要通过修正不同农作物的收益差异权重指数,运用收益还原法计算经济价值;耕地资源社会价值主要运用等效替代法计算,其中采用城镇养老保险金修正参数代替基本保障价值,用农民农业生产效益参数代替农民就业工资水平,用区域粮食供需差额参数代替社会稳定价值;耕地资源生态服务价值在修正单位耕地面积生态当量因子的基础上,考虑生态服务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与平均粮食单产市场价值的相关关系,运用市场价值法进行计算。【结果】（1）评价模型客观地还原了耕地资源货币化价值,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并可以实现不同区域耕地价值的评价与模拟,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和适用性。（2）实证研究表明,四川省耕地资源保护价值为122.85万元/hm2,其中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服务价值分别占5.74%、64.17%、30.09%。（3）以2010年为基准年,四川省耕地资源保护价值为82 555.20亿元,是四川省当年GDP的4.8倍,耕地非农化价值损失量为436.12亿元,为当年GDP的2.5%。【结论】（1）耕地（保护）非农化利益主体的微观响应表明,中央政府不能被排除在耕地资源（保护）非农化价值损失补偿之外,其应该承担耕地保护的生态服务价值和社会稳定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耕地保护基金提供给耕地保护者,地方政府和非农用地企业要承担耕地非农化损失全部价值补偿。（2）耕地资源价值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差异性,建立耕地价值评价和修正体系是今后需要解决的重要技术问题之一。（3）该评价方法和结果可用于耕地资源非农化价值损失评价实践,研究结果为中央政府应承担耕地保护基金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具体补偿标准制定提供了技术支撑,为耕地补偿机制建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改变传统耕地保护模式并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新机制。     

区域耕地保护外部性研究——以绵阳市为例

以耕地资源价值类型为基础,运用收益还原法、等效替代法、市场价值法测算2001—2010年绵阳市及其所辖各区县耕地外部性价值,并采用自然断点分级法划分耕地外部性价值损失等级,编绘绵阳市耕地外部性价值损失等级分布图并讨论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绵阳市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呈下降趋势且供应不稳定;耕地社会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是外部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且社会价值与耕地面积变化呈高度负相关;耕地外部性价值损失呈现出"大交错,小集中"的空间分布格局。提出实行耕地非农化制约机制,以达到制约耕地非农化和促进耕地保护的双重效果;巩固农民在耕地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在粮食价格中体现耕地经营的生态社会价值,引导耕地保护向"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方向发展。     

关于对耕地生态补偿的思考与探索

耕地资源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功能价值,其稀缺性和公共物品的属性决定了开展耕地生态补偿的必要性.该研究在当今非农化建设快速发展和大力提倡建设生态文明的背景下,思考和探索针对区域耕地进行生态补偿可能存在的难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为建立符合区域发展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构建我国区域间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探讨

在界定区域耕地保护补偿的基础上,对国内外耕地保护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分析了建立区域间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及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俱乐部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财政转移支付理论,并提出为区域耕地保护补偿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进行合理的组织安排和构建区域间多样化的补偿机制等建议。     

耕地资源的价值体系及其经济补偿机制研究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对耕地的功能和价值体系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定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构建旨在使耕地保护外部性内部化的经济补偿机制,以解决耕地持有及保护主体激励不足、耕地占用主体或破坏主体约束不足的问题,建立起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并对补偿机制构建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吉林省辽河流域耕地生态价值时空分异及差异化生态补偿研究北大核心CSCD

耕地保护生态补偿在确保耕地生态功能持续供应、内化耕地保护外部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研究基于耕地“三位一体”保护逻辑,通过引入景观格局指数,充分考虑耕地景观空间配置差异,建立流域多尺度耕地生态价值核算体系。结合耕地生态可承载能力,制定流域差异化耕地保护生态补偿额度及财政转移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吉林省辽河流域耕地生态价值逐渐凸显,且空间异质性显著,整体北部高于南部,中下游区域是耕地生态价值的主要贡献区域。2)截止2020年,流域内耕地整体处于生态盈余状态,盈余量为48.45万hm^(2)。各区县耕地供需呈现出“县(市)盈余、区赤字”的特点。3)流域耕地保护生态补偿额度和方式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和尺度依赖效应。其中流域耕地保护受偿总额度为13.50亿元,各区县耕地保护补偿额度为-0.03亿~6.57亿元。因此,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应充分考虑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可承载能力、区域差异及尺度依赖特征等相关因素,提高补偿的精度与有效性。同时,可以通过设立中介平台等方式实现耕地生态补偿的横、纵向财政转移。     

湖南省耕地保护补偿分区实证研究

进行耕地保护补偿分区研究是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一个重要步骤。文章立足湖南省耕地的实际情况,依据外部性理论,将全省划分为耕地赤字区、耕地平衡区以及耕地盈余区,确定了各市级单位间的耕地保护补偿关系。对补偿分区与传统粮食分区进行比较,显示出了湖南省耕地资源的恶化趋势及补偿的迫切性。分区结果为建立湖南省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及区域横向补偿额度和流向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重庆市耕地非农化时空变化与调控途径研究

利用重庆市1997~2006年耕地数量和社会经济数据,分析直辖以来重庆市耕地非农化的时空变化特征,进一步探讨耕地非农化的经济驱动机制,并提出保护耕地资源的调控途径。     

经济增长、城镇化与耕地非农化关系的计量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非农用地增加且耕地缺乏有效保护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大障碍。运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利用江苏省1999~2014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江苏省耕地非农化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耕地非农化的单向Granger成因,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城镇化水平和耕地非农化存在协整关系且互为因果。应正确地认识与积极地看待耕地非农化问题,加强耕地保护,集约利用土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甘肃省耕地利用效益时空分异特征

以甘肃省14个市(州)为研究单元,选取影响耕地利用效益的指标,采用多因素综合指数评价法和聚类分析法,从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三方面对各市(州)耕地利用效益进行评价,分析耕地利用效益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999～2008年,各市(州)耕地利用经济效益以嘉峪关市最好,白银市最差;耕地利用社会效益张掖市最好,甘南州最差;耕地利用生态效益平凉市最好,甘南州最差;耕地利用综合效益嘉峪关市最好,甘南州最差。从时间上耕地利用效益呈现出不稳定的波动状态。     

县域耕地数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耕地是土地的精华,是维护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笔者针对当前中国学者对耕地数量变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重庆市荣昌县1996—2004年耕地数量变化为例作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1996—2004年全县耕地数量减少较快,平均每年净减少率为0.99%;(2)耕地变化区域性差异明显,且耕地相对减少较快的乡镇并不是经济发展较快的乡镇;(3)生态退耕是全县耕地减少的主导因素;建设占用耕地并不是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4)当年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与社会经济发展各因素间的相关性不大,而累计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较强,且建设占用耕地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时间上的错位性,即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于对耕地资源的占用。     

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机制及其区域差异性

【目的】耕地资源的非农化过度产生了诸多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严重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影响了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耕地资源非农化的驱动机制及其区域的差异性,有助于揭示如何在坚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实现耕地资源安全与城镇化的发展。【方法】首先采用2001-2008年中国耕地资源非农化、城镇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和耕地资源禀赋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中国耕地资源非农化机制进行研究,为了对比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性,进而分别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数据进行模型检验,对比分析三大地区在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机制方面的差异性。【结果】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二次项、耕地禀赋变量均呈现显著状态。东中西部地区在耕地资源非农化机制方面存在差异性,在控制所有影响因素变量后,耕地资源禀赋变量在东部地区呈现出较强的显著性,而固定资源投资变量在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较强的显著性,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弹性系数要大于西部地区。【结论】耕地资源非农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倒“U”型规律。城镇人口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对耕地资源非农化的驱动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城镇人口每增长（或者下降）1%,耕地资源非农化数量将提高（或者降低）0.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或者下降）1%,耕地资源非农化数量将提高（或者降低）0.7个百分点。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因素在东中西部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东部地区耕地资源禀赋是影响耕地资源非农化的显著因素,耕地资源禀赋富足的区域趋向于更高的耕地资源非农化速度。中西部地区耕地资源的非农化则受到固定资产投资作用强烈,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作用要大于西部地区。     

耕地非农化与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

[目的]为了深入研究中国耕地非农化的作用机理,提高土地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效率。[方法]以1988~2004年为样本期,选取年内建设占用耕地新增数量和基尼系数两个指标,运用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探讨了两者间的因果关系。[结果]非农化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滞后3期的耕地非农化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滞后4期的收入差距扩大又导致了耕地非农化的加快。[结论]作者提出慎重对待耕地非农化过程、合理分配耕地非农化收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三条政策建议,为耕地非农化的调控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     

基于GIS的陕西省耕地质量等别更新技术研究

在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基于GIS的耕地质量等别更新的技术方法,以推进耕地的管护工作,加强耕地生态建设。     

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之面积标准探讨

以耕地保护产权不清为特征的基本制度缺陷是耕地保护制度失灵的主要原因。为保护耕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需要建立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由于各区域的自然环境、耕地质量以及复种指数的不同,不同区域耕地产出存在差异,耕地质量面积标准的确定成为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运行的关键环节之一。该文以区域及全国农用地分等成果为基础,对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中面积标准进行探讨。     

简论耕地生态外溢效益的经济评价

耕地既具有生产功能,又具有生态环境功能,而后者由于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的属性,市场往往不能准确反映甚至是完全忽略其价值,导致农民对保护耕地失去积极性,加速了耕地的农转非。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耕地保护与工业化、城市化用地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把耕地外部性问题内部化,有必要对耕地生态外溢效益进行评价。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评价方法,试图以货币形式对耕地生态外溢效益进行测度。     

城市边缘区耕地非农流转的驱动因素及保护对策

受区位条件、比较利益、土地级差收益和城市经济辐射的影响，城市边缘区是我国农地非农流转最集中的地区和耕地流失最主要的区域。特别是近10多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城市边缘区范围以城市建成区为中心向四周乡村扩展推进，造成了大量耕地资源不可逆转的流失，加剧了我国本已紧张的人地矛盾。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边缘区耕地非农流转的驱动因素，并从制度、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保护城市边缘区耕地资源的对策措施。     

基于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省域耕地休耕规模测算

借鉴增量城镇用地区域配置的方法和原理,运用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模型、趋势预测法及熵权法,基于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测算中国31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休耕耕地规模.结果表明:基于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中国31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可休耕耕地规模为1 690.73万hm2,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耕地生态安全及休耕规模差异明显,休耕规模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北、沿海地区休耕规模大,西南、东北地区规模较小的分布格局.研究既突破了仅从宏观层面及粮食安全视角研究休耕规模的局限性,丰富和完善了探究耕地休耕规模的视角和方法,又为我国休耕规模分配和确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及理论指导,有利于实现耕地休耕效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