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经济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方式及其环境效应差异比较

以成渝经济区为研究区,比较成渝地区农地经营方式转变的地域差异,评估农地经营方式转变的可持续性.选取成都平原区的广汉市和重庆山地丘陵区的江津区为研究样区,基于两个区域的1 102份调查数据,运用能值分析法分析两地农地经营方式转变的差异.由于资源禀赋、家庭特征、经营方式、流转市场、流转价格等因素的差异影响,江津区与广汉市农户农地流转呈现区域"悖反"现象;从能值分析来看,广汉市通过规模化、产业化、机械化的大生产模式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水平,降低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了良性的农业集约化;而江津区通过高投入—高产出的高效农业产业模式大幅提升农业产出,但过度追加不可更新要素的投入方式却不可持续,引起了劣质的农业集约化.因此,就转变农地经营方式而言,成都平原区应着眼于"降本增效",发展规模化、产业化、机械化的大生产模式;重庆山地区应着眼于"提质增效",以农业科技、装备和设施更新为驱动发展生态农业.     

农地流转对农业资源整合的效果评价

农地流转是资源整合的重要手段,是疏通农业资源流动和显化农业资源价值的重要途径。以四川广汉市为例,将资源整合视角运用到农地流转的效果评价当中,通过理论分析农地流转带动资源整合的逻辑关系,采用灰色评价法对农业资源整合的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资源禀赋决定资源整合轨迹。内外部资源直接影响着流转主体对资源整合的识取和配用过程。(2)流转模式决定资源整合优势。3种流转模式综合整合效果呈现多元合作型(89.16)市场主导型(74.82)传统小农型(59.93),并且整合优势各异,分别在土地资源、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上整合优势显著。(3)整合强度决定资源整合效果。二者整体上呈现正相关,资源投入效率越大,整合强度就越大,随之整合效果就会提升。由此可知,不同流转模式的资源整合优势和综合效应表现各异,具有不同的适用性。     

山地丘陵区村级尺度耕地质量评价及保护分区

科学开展耕地质量评价,合理划定耕地保护分区,是实现耕地差异化保护和管理的重要前提。研究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以重庆市荣昌区为例,以国家等耕地质量指数为空间变量,从村级尺度探讨山地丘陵区耕地质量的空间关联性与集聚特征,并基于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提出了耕地保护分区方案。结果表明:(1)荣昌区耕地质量全局空间上呈现较弱正相关性,全局Moran′s I值表现为耕地等别指数>利用等指数>自然等指数;局部空间上呈现较强变异特征,70%以上空间类型表现为随机分布,正相关类型(HH型和LL型)多以"组团"形态存在,负相关类型(LH型)以"点状"形态存在;(2)基于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特征及顺序组合,将耕地保护划分为重点保护区、重点改良区、适度改良区和适度调整区4类,并针对性提出耕地保护措施及管控说明。因此,在自然地理条件欠佳的山地丘陵区,研究结果可为各级行政主体精准有效地实施耕地保护和质量建设提供参考。     

基于“三生空间”协调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

开展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对集约利用土地资源、重塑村落景观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选取典型丘陵区重庆市荣昌区河包镇为研究区,以农村居民点“共生斑块”为研究单元,基于“三生空间”协调理念,研究了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策略和方向。结果表明:（1）基于共生关系建立农村居民点“共生斑块”更加符合丘陵区的实际情况。将研究区相距50 m以内的农村居民点斑块进行合并处理后,其数量由2 584个减少到1 047个,实现了具有共生关系的农村居民点斑块一体化。（2）依据“三生空间”协调理念,对农村居民点“共生斑块”等级进行评价,其在空间上呈现出由内向外的差序格局,根据斑块等级、斑块规模、三生空间协调度、城镇规划,采取“城镇化、重点建设、规模管控、迁移合并”的差异化布局优化策略。（3）将重点建设型居民点中的优势斑块作为发生元,生成加权Voronoi图,可指导全镇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趋于合理化。研究认为,“三生空间”协调理念与空间分析工具的有机结合,既完成了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又维持了其空间结构的稳定,有助于实现乡村转型与乡土文化传承。     

高原传统农区土地利用功能演变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为探究高原传统农区不同梯度上土地利用功能演变及其对生态环境影响特征的差异性,选取云南省昌宁县作为研究区,基于2000年、2010年、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等方法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功能演变特征及其生态环境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高原农区垂直梯度上土地利用功能格局多样,近20 a来研究区土地利用功能结构变化表现为生活用地、生态用地分别增加2 784.18,2 561.29 hm²,而生产用地减少5 345.47 hm²,生态用地主要集中在中、高起伏地貌区,生产、生活用地主要集中在低起伏地貌区。(2)高原农区生态环境效应空间差异明显,研究区土地利用功能演变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总体平稳,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总体维持在0.598 2的良好水平,尤其在北部和中部的中、高起伏地貌区,坡耕地、低效园地等农业生产用地转入以林地为主的生态用地,促进区域生态环境稳定向好发展; 而由于人口集聚、土地承载和利用过度,在中南部的低起伏地貌区,农业结构调整以及城镇化占用耕地、林地和草地等现象多发,致使局部生态环境质量呈退化趋势。总体而言,伴随人口压力的转移和利用程度的减弱,高原农区土地利用整体格局趋于优化,土地利用功能可持续性增强,区内生态环境质量向好发展。     

基于“三生”功能协调的山地丘陵区土地综合整治分区——以重庆市江津区为例

为科学划分山地丘陵区土地综合整治类型区,实现分区域、差别化推进土地综合整治,以重庆市江津区为研究区,构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三生”功能综合指数测算与“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分区,探究研究区土地综合整治差别化策略。结果表明：研究区“三生”功能综合指数空间差异性特征显著,总体呈北高南低的带状分布趋势,高-高型、低-低型、随机型占比分别为34.53%、38.32%、26.01%。“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5,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呈现总体协调状态,其中协调区域占研究区总面积的56.29%,失调区域占43.71%。基于研究区“三生”功能综合指数及其耦合协调测度结果,将研究区土地综合整治类型划分为重点整治、选择整治、保护整治、不宜整治4种类型,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9.84%、14.24%、22.68%、23.24%。在此基础上,结合地形差异化特征设计土地综合整治策略。“三生”功能综合指数与耦合协调度相结合的方法能够有效指导土地综合整治分区,以地形条件为出发点制定差别化整治策略能够明确山地丘陵区土地整治目标与方向。     

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后影响评价

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是土地整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效益分析的基础上,土地整理项目的社会影响日益受到关注。选取重庆市19个已实施的土地整理项目组成评判对象集合,在跟踪调查和资料梳理的基础上,将AHP、熵权法与模糊综合评判方法相结合对项目实施后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社会效果,但并不显著。分析认为,调整完善目前土地整理的政策安排必要而迫切。     

农地流转综合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

合理评价不同农地流转模式的实践效果对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有的放矢地推进农地流转具有重要意义.分别从经济、社会、环境3个方面选取10项指标,构建了农地流转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成都郫县为研究区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综合绩效由大到小依次为:股份合作制模式(84.33),集体参与模式(37.37),农户自发模式(22.54);从单一绩效来看,股份制合作制模式最佳,集体参与模式的环境绩效最差,农户自发模式的社会绩效最差.研究认为,不同的农地流转模式因其适用条件不同,故各有其优缺点,因地制宜、规范有序、循序渐进、统筹兼顾是推进农地流转、获取绩效最大化的主要策略.     

基于地形梯度的三峡库区景观生态风险特征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可以较好地反映外界压力源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分析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特征,可为三峡库区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活动管控提供科学依据。利用Landsat(OLI/ETM+)2000年、2010年、2020年影像数据,采用GIS网格法、克里金插值法构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模型,选取高程、坡度、地形位指数,基于地形梯度对三峡库区景观态风险等级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三峡库区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分布呈现较强的空间分异特征,各景观生态风险等级面积呈现动态变化。整个研究期间,低风险区、中风险区、高风险区面积增加,较低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面积减少。(2)景观格局发生改变的区域优势分布集中在地形位指数小于1.24的区域。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变化类型以稳定型为主,其次是前期变化型、后期变化型、反复变化型、持续变化型,在前期和后期景观生态风险等级转化分别呈现为“较高—高—高”“较高—较高—中”型的转换特征。(3)景观生态风险等级地形梯度特征表现为库区上游的低风险区向地形位指数大于0.62的区域扩散较多,较低风险区的分布向地形位指数小于1.03的区域集中,库区中下游的较高风险区则主要向高...     

工业化进程中传统农区的土地利用变化——以重庆市荣昌县为例

选取四川盆地中部荣昌县为研究区,利用最近12年的数据分析了该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并结合社会经济因素对这种变化进行了解释.研究表明:①1996-2007年间,荣昌县土地利用变化明显.耕地、其它农用地、未利用地持续减少,林地、园地、建设用地显著增加,2001年前后两个时段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分异性.②工业化是传统农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根源.从土地利用变化机制分析,2001年之前,在人口压力下,建立在过密化基础上的农业增长是传统农区土地利用方式的延续,没有也不可能造成明显的土地利用变化;2001年之后,向反过密化方向发展的农业增长改变了传统农区长久延续的土地利用方式,引起了明显的土地利用变化.③工业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在退耕还林、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通过政府行为影响土地利用变化.④研究再次证实,社会经济因素不是直接驱动土地利用变化,而是通过人的响应改变土地利用方式驱动土地利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