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赤字6000万公顷——中国的粮食危机及应对

保障粮食安全是中国农业的头等要务。多年来,政府有关部门及农业专家一再宣称,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粮食自给,守住了"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这条底线。然而,就在连续8年丰收之际,粮食及食品价格却持续大幅上涨。这种矛盾现象表明,粮食安全领域一定存在某种深层次问题有待去探索。为了揭示中国粮食安全的真相,通过对多年粮食生产及消费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后发现:2010年粮食自给率还不到65%,进口的粮油食品要用5948万hm2耕地才能生产出来。"耕地赤字"超过"三北"地区13省(区、市)耕地总和。研究表明:(1)粮食安全的底线已经失守,粮食危机业已显现,形势严峻,绝不可掉以轻心;(2)根据对粮食形势新的判断,政府部门应重新制定(或修改)粮食安全规划、方针和政策;(3)应对粮食危机,除经常提到的那些措施(如保护耕地、兴修水利、科技兴农等)外,严格控制人口和发展节粮型畜牧业是最根本、最具战略意义的措施。     

基于粮食安全的区域耕地压力测算——以江苏省为例

为了探究江苏省耕地资源的安全状况,以便为有效地进行耕地利用、保护和管理提供一定的参考,采用江苏省1971—2009年修正后的耕地数据,使用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对江苏省及其地市耕地压力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在20世纪的后2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耕地压力指数呈逐年减小的总趋势;进入21世纪后,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对耕地的大量占用,以及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降低,使得耕地粮食综合生产力下降,耕地压力逐渐增大,继而政府进行的宏观调控,又使全省平均耕地压力有所缓解。然而,全省13个地市耕地压力程度呈现出显著差异,其中南京、无锡、苏州和常州耕地承受巨大压力;徐州、镇江和南通耕地压力初现;其余6个地市无耕地压力。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压力研究表明,缓解耕地压力的途径一是提高耕地粮食综合生产力,二是防止耕地的继续流失。     

聊城市耕地生产潜力及人口承载力研究

为了弄清聊城市耕地生产潜力,进一步提高耕地产出率,笔者运用潜力递减法计算聊城市耕地生产潜力,通过分析未来聊城市耕地面积、粮经比和主要作物播种面积,探讨聊城市耕地资源人口承载力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聊城市小麦生产潜力为6911.37 kg/hm2、玉米为15445.88 kg/hm2;人口承载力在温饱型、小康型、富裕型水平上分别为938.25万人、750.6万人和625.5万人,这表明在富裕型水平上将出现超载。为此,笔者提出了提高聊城市耕地资源人口承载力的途径。     

鹤壁市粮食耕地人口承载力评价

土地承载力评价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基础,而耕地是土地的精华,其产品——粮食在人类生存发展中有着更为基础的作用,我国人多、地少、粮紧,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重大战略问题,开展耕地人口承载力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人口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鹤壁市人地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方法]本文借助土地资源承载力模型分析了鹤壁市耕地人口承载力现状,[结果]发现2006-2016年耕地粮食产量能够完全满足全市人口需求,并有一定盈余；对于2017-2030年耕地人口承载力状况,本文设定了温饱型、小康型、富裕型三种消费标准,通过对人口、耕地变化趋势的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在温饱水平、小康水平下耕地不超载,而在富裕水平下轻微超载,[结论 ]此分析说明未来一个时期保护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基于生态文明的半干旱区土地资源综合承载力评价研究

土地资源面积的有限性,位置固定性和区域差异性,造成了其供给稀缺性;而土地资源具有养育、支撑、资源和资产等功能,其需求旺盛;土地资源供给的稀缺性与社会需求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笔者运用经济学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AD-AS模型),立足生态文明角度,从供求方面对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探讨,以山西省大同市为案例区。研究结果表明:(1)由耕地需求量、建设用地需求量和生态用地需求量构成的土地资源综合承载力总需求,2011—2015年大同市土地综合承载力总需求分别为0.5309、0.5542、0.5770、0.5797和0.6030;其总体趋势增加;(2)由耕地支撑能力、建设用地支撑能力和生态支撑能力构成的土地综合承载力总供给,2011—2015年大同市土地综合承载力总供给分别为1.423、1.466、2.104、1.531和1.509;(3)2011—2015年大同市土地综合承载力处于超载,2013年超载最大,2015年超载最小,说明大同市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超载现象在改善。运用此方法进行土地资源综合承载力评价,在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中更为科学和合理,使得人们更为关注生态文明,为建立社会、经济、生态和谐的人地关系提供了新的依据。     

经济欠发达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研究——以吉林省舒兰县为例

为了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挖潜的可行性,促进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探讨了经济欠发达区域农村居民点的用地标准。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通过农村宅基地挖潜的可行性分析推定,农村宅基地数据主要来源于农户调查。结果表明:(1)农村宅基地可以划分为生产用地和生活用地2个类型,生产用地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内的种植、养殖以及农机具存储用地,生活用地主要包括起居室、堂屋、粮食储存等用地;(2)在保障农民必要生产和生活用地的基础上,舒兰县农户的人均农村宅基地标准在162.46m2左右比较合适;(3)通过农村宅基地用地标准推定,舒兰县合理的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应在232~295m2之间。人均150m2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缺乏挖潜的可行性,标准应该按照保证农民正常生产与生活需求的原则确定。     

基于适度人口容量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分析——以宁夏5个地级市为例

通过构建经济承载力、土地承载力、可供水资源承载力、建设用地承载力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人口容量模型综合测度研究区5市理论城镇化发展水平,从而与实际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银川市与石嘴山市实际城镇化发展水平高于理论城镇化发展水平,且城市人口潜力指数大,具有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2)吴忠市、中卫市和固原市实际城镇化水平低于理论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偏低,且人口潜力指数较小,不具备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以此为依据,为不同人口密度等级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1)对于人口极密集区与密集区,一方面应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引导作用,推动人口市民化进程与城市空间协调发展;(2)对于人口中等区,一方面,加强中心城市的拉力作用,另一方面,创造农村推力作用,着力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流动人口的"后顾之忧";(3)对于人口稀少与极稀区,一方面应鼓励就地城镇化,另一方面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本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     

甘肃省耕地集约利用及其驱动力研究

为探索甘肃省近十年来耕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力,运用综合分析法、聚类分析法以及因子分析法,分析影响其耕地集约利用时空差异的各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甘肃省耕地集约利用虽在逐年提高,但总体水平较低,增长速度缓慢,时间特征不明显;(2)受到降雨、地形等因素的限制,甘肃省耕地集约利用空间特征较为显著,尤其是以黄河为界,河东和河西的差异比较明显。以2008年为例,集约度最高的是嘉峪关市达到了0.12,而最低的甘南州只有0.05,相差一倍多;(3)通过因子分析法,确定甘肃省耕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力主要有社会经济因素、耕作条件及自然因素三类。通过研究发现,甘肃省的耕地集约利用主要受到人口、科学技术水平、政策制度、经济发展、自然灾害的限制。相关部门应该从上述五方面着手提高甘肃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     

2002-2015年临夏州耕地生态足迹动态研究

为了解临夏州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临夏州2002-2015年耕地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动态分析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002-2015年,临夏州人均耕地生态足迹由0.2858hm2/人增长至0.4753hm2/人,增长了66.31%。2002-2015年,人均耕地生态承载力从0.2775hm2/人下降至0.2431hm2/人,下降了12.40%,呈下降趋势。临夏州耕地未出现生态盈余,人均耕地生态赤字由0.0083hm2/人增长至0.2322hm2/人,增长了26.98倍,整个研究时间尺度内生态赤字呈较快增长趋势。表明临夏州农业生产超出了耕地的生态承载力范围,再加之人口的持续增长,人地关系愈发紧张,引起耕地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在不断加剧,临夏州耕地资源的利用为不可持续发展状态,最后根据存在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基于生态足迹的西南喀斯特山区生态适度人口研究——以贵阳市为例

城市的发展,在客观上存在一个适度、合理的人口承载量。一个城市生态适度人口的确定,取决于区域生态承载力与区域人口对生态资源的需求。笔者应用生态足迹方法,通过对贵阳市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计算来研究贵阳市人口规模的生态容纳量。结果表明,贵阳市目前已经出现过度人口和生态赤字,人地矛盾比较突出,目前的人口规模非常不合理。因此,贵阳市需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对耕地实行严格的保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降低能源消耗,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等,从而增强生态承载力,减少生态赤字,缓解区域环境承载的人口压力,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基于STIRPAT模型的广州市耕地变化社会经济驱动力分析

摘要：根据广州市1978-2005年耕地面积数据及相关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时间序列数据,应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人口、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对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及富裕度与耕地占用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在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诸多因素中,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主导因素,而是人口、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共同综合作用影响着耕地面积的变化;在观察的数据范围内,富裕度和耕地面积之间并未形成类似环境Kuznets曲线。据此认为,对于缓解广州市的耕地面积减少的压力问题,可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统筹决策。     

基于粮食安全的河南省耕地压力动态分析及预测

为了明确阐述河南省的耕地压力状况和粮食供给情况,依据统计数据,分析了1978-2012年河南省耕地、人口、粮食产量等的动态变化,计算了耕地压力指数和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最后应用灰色马尔科夫模型对2013-2022年的耕地压力指数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但由于耕地生产率的提高,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却逐渐增加,从而耕地压力指数和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呈波浪式递减趋势。通过预测,2013-2022年河南省的耕地压力指数持续缓慢减小。可见,农业科技水平以及复种指数的不断提高能够减轻耕地压力,保障区域粮食安全。     

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水平相关性分析

为了探讨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水平的关联性,找出基于耕地质量视角的粮食产能提升途径,借助GIS技术,在分析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水平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耕地质量综合折算系数I_Q,统一折算标准,把分散质量等级转化成可比的综合质量,划分了耕地质量与粮食生产水平等级,构建了“耕地质量-生产水平”综合区,并分析了各综合区特点与“耕地质量-生产水平”耦合提升的途径。结果表明：耕地质量综合折算指数范围为3.56%~4.67%。将江西省耕地质量划分出了低质量、中质量、高质量3个质量等级类型;形成了时段Ⅰ、时段Ⅱ的低产区、中产区、高产区粮食生产水平类型区;据空间与属性匹配后得到了低质量-低产区(LQ-LP)、低质量-中产区(LQ-MP)等7类综合区;针对各综合区特点,基于生态环境、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投入等方面,提出促进耕地综合质量与粮食生产能力水平提升的途径与建议。     

基于STIRPAT模型的长沙市耕地面积变化驱动因素分析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是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对耕地面积减少的影响是当前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作者借鉴环境压力方程STIRPAT模型,以长沙市1978—2005年耕地面积数据及其相关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例,分析了人口、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对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及富裕度与耕地占用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人口数量的变化是引起改革开放以来长沙市耕地面积减少的最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变化(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和城市化率的变化对耕地面积的变化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STIRPAT模型计算发现富裕度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并不存在Kuznets曲线规律。研究认为缓解长沙市耕地面积减少的压力可从控制人口、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入手。     

基于粮食安全角度的三峡库区耕地保护研究——以重庆市巫山县为例

耕地的数量是粮食生产能力的核心要素,为保障三峡库区粮食战略安全及民生稳定,保护耕地是关键。笔者以库区巫山县为例,采用粮食安全耕地面积模型,综合分析人口、粮食单产、农业结构调整、建设占用耕地等因素,预测2010年、2020年巫山县耕地需求量及有效耕地供给量。分析得出,巫山县2010年、2020年耕地需求量分别为33428.57 hm2、33391.25 hm2;耕地可供给量分别为41102.82 hm2、40205.62 hm2。结合县情及当地农业生产条件,确定巫山县2010年、2020年的耕地保护规模分别为41200.00 hm2、40400.00 hm2。通过对耕地供需平衡分析得出,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可供给量大于耕地需求量,能够满足未来粮食生产目标。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保障耕地数量及粮食安全相关建议。     

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长株潭城市群耕地安全性评价

摘要：耕地是一种具有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的重要资源,它的数量、质量和生态状况关乎一个地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本论文运用长株潭城市群耕地利用历史数据,采取层次分析、障碍度分析等研究方法,以两型社会建设理论为依据,在定性描述耕地资源安全内涵的基础上,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两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长株潭城市群耕地资源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价和障碍度诊断。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耕地资源安全具有系统性特征,其内涵涵盖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2）研究区耕地安全总体及数量、质量和生态状况差异显著,1990-2007年间长株潭城市群耕地安全的总体状况趋于变坏,安全评估得分值从1990年的2.125降到2007年的0.158,表明该地区耕地资源安全存在制约因素;（3）通过障碍因素分析发现,研究区不同时段障碍因素不同,1990-1995年,耕地安全的障碍因素是城市化和经济的过快发展;1996-2002年,障碍因子则转变为地均粮食单产、地均经济产出等过低,而2003-2007年,则表现为环境污染排放等耕地的生态压力因素加大。     

贵阳市1998—2018年土地资源承载力分析与预测

为揭示和预测快速城市化与生态建设双重背景下喀斯特山地城市贵阳市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时间动态,从耕地承载力、生态承载力和社会经济承载力出发,运用熵权法对贵阳市1998—2018年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评价,引入障碍度模型得出贵阳市土地资源承载力的障碍因素,并预测研究区未来10年土地资源承载力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998—2018年贵阳市土地资源承载力逐渐上升,从1998年的0.1809上升到2018年的0.8908,年均增长0.0338,由危机状态转变为富裕状态。各子系统对贵阳市土地资源承载力的贡献程度不一,不同时间段内不同子系统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贡献不同,2005年以前主要是以耕地承载力的贡献最大,2005年以后则是以社会经济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为主导。城市建成区绿化率、就业人口数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密度是贵阳市土地资源承载力的直接障碍因子,人均粮食产量、人均水资源量和人口密度是潜在障碍因子。未来10年贵阳市土地资源承载力持续增加,达到富裕状态。研究可为贵阳市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土三生空间规划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