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18年东江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

[目的] 分析东江流域1990-2018年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为该流域土地利用优化提供科学参考。[方法] 利用流域土地利用数据及统计年鉴数据，结合土地利用评价指标、主成分分析法及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 ①东江流域1990-2018年土地利用以耕地和林地为主，流域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其余地类面积均呈减少趋势，耕地和林地是建设用地面积的主要来源；②流域土地利用综合指数逐年增加，变化率为0.038，土地利用处于上升发展阶段；③流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主要为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社会富裕程度和农业发展；各类驱动因子对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驱动作用不同。[结论] 1990-2018年，东江流域土地利用结构不断优化，土地利用集聚程度增加，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开发，未来流域内土地开发利用活动将更加频繁。     

基于蚁群算法的洱海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模拟

为了研究社会经济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作用下的洱海流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过程,以促进流域用地结构与配置的优化。基于智能体建模理论,结合GIS的数据处理和空间分析技术,利用蚁群智能算法模拟土地利用变化。针对洱海流域的现状,该文选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子,建立了智能体分类体系及其行为决策规则;基于Java语言和Repast J建模平台,完成了模型的程序设计、实现、模拟过程;针对模型的模拟结果进行了分析和验证。结果表明:蚁群算法提升了智能体模型模拟结果的精度,且基本与实际情况的空间格局保持一致。基于模拟结果分析了未来10 a(2010-2020年)洱海流域的人地关系矛盾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性用地(耕地和园地)的持续性减少与建设用地的不断增长,现有政策下的城镇化用地成本呈上升趋势。而生态用地中,湿地的增长最快,表明政府的用地规划和策略对流域的生态用地保护起到较好的宏观调控作用。     

蒙阴县土地利用动态与耕地变化驱动力分析

 基于1987、1997和2007年的TM影像,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法,对蒙阴县1987—2007年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耕地变化驱动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时间序列上,20年间该区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林地、城镇村及工矿交通用地面积增加,耕地等其他用地面积减少;在空间上,各类土地利用变化在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异,耕地减少去向被开发为林地和城镇村及工矿交通用地的面积较多;驱动耕地变化的因素是经济总量增长、社会发展和农业发展。研究成果可指导蒙阴县土地利用规划,为其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     

基于 GIS 的沿海与内陆城镇用地变化差异分析——以福建省漳州市和龙岩市为例

以 1996-2005 年漳州市和龙岩市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和经济发展数据为依据,运用 GIS 空间分析技术,对漳州市与龙岩市城镇用地变化及驱动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996-2005 年漳州市城镇用地现状结构变化快于龙岩市,在变化幅度、变化速度、区域分异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性.导致两市城镇用地变化的区域差异主要是在自然因素差异基础上,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及政府决策行为叠加而造成的.     

空间交互视角下中国城市群耕地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城镇化发展对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是中国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传统研究较多关注城市个体增长与耕地非农转换间的关系,鲜有关于城市空间联系及协同发展视角下耕地变化影响因素的研究,而随着城市空间交互作用的加强,人口集聚、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等催生出的多元用地需求激化了其与耕地保护间的复杂用地矛盾。城市群是中国当下新型城镇化的主体,从城市群视角探讨耕地变化的影响机制更具前瞻性和现势性。该文采用引力模型与城市流强度模型对城市群空间联系进行度量,从城市与城市群双重尺度出发,构建了耕地非农转换影响因素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探索2005—2015年间全国主要城市群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区域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城市群耕地数量变化的尺度效应和地区分异特征显著。在城市尺度上,耕地变化与农业人口、工业经济及农业科技均呈正相关关系,与城镇化背景下建设用地扩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资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城市群尺度空间联系指标均与耕地面积变化呈负相关关系。区域差异体现在农业人口、城镇人口规模等级、建设用地面积对内陆城市群耕地面积变化影响较大,而工业化、农业机械化水平在沿海有着更大推动作用;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的影响在沿海地区较明显,外向功能作用力则在内陆有所体现。与零模型、半条件模型的对比分析表明,多层线性回归用于城市群耕地变化影响因素研究具有有效性,同时也揭示了不同尺度因素对耕地变化的影响机制,从而为国土空间开发战略下城市群发展与耕地保护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     

采煤塌陷区景观格局演变的驱动力分析

为探究采煤塌陷区景观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以山东省微山县地面塌陷较严重的11个乡镇作为研究区,基于遥感影像解译结果,分析研究区2000—2016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选取自然、社会经济等多个驱动因子,运用CLUE-S模型及二元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区各土地利用类型与驱动因子间的相互关系及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耕地在整个研究期呈减少、增加、减少的趋势,城乡建设用地、塌陷积水区2000—2005年面积增幅最大;距居民点的距离是影响耕地、城乡建设用地及水域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因子,距工矿的距离是影响塌陷积水区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因子。研究结果可为当地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整治、保护等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多智能体遗传算法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

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是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手段,然而现有模型在解决土地利用优化配置问题时存在一定缺陷。该文将多智能体系统的建模框架与遗传算法的计算框架有机结合,设计了土地利用规划多智能体决策框架,将多智能体在空间决策行为与遗传进化算子相结合,构建基于多智能体遗传算法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模型,促进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与空间布局向可持续方向发展。该文选取武汉市蔡甸区开展了实例应用研究,试验结果表明:模型能够合理地对区域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与空间布局进行配置,协调不同土地利用决策主体的需求,明显提高了区域土地利用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促进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基于多智能体的土地利用变化模拟

建立土地利用变化模型,模拟多种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能够为科学的土地利用决策提供辅助支持。以常州市新北区为研究区,从政策特征因子、全局特征因子和空间特征因子3个方面构建土地利用情景特征因子体系;运用多智能体建模方法构建基于主体的土地利用情景模拟模型;设定快、中、慢3种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的土地利用情景(I、II、III),模拟研究区2006-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结果表明:3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全局拟合度都相对较高,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和耕地的空间全局拟合度分别为78.45%、99.85%、98.35%;空间变化拟合度较低,分别为55.18%、0.02%、69.11%。在3种土地利用情景下,城镇用地增加面积分别为3788.44、2922.83和2114.64hm2,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面积分别为1106.60、858.61和592.35hm2,耕地减少面积分别为5378.72、4817.03和4238.97hm2。说明情景I下城镇化速度较快,城乡用地转换明显,农村居民点整治力度较大;情景II下城镇用地空间扩张和人口增长都减缓速度,耕地资源的流失得到一定程度控制;情景III下城乡用地变化速度显著放缓,耕地资源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以河北省张北县为例

[目的]研究河北省张北县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为该区域土地管理决策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供科学依据。[方法]以1989,1995,2000,2010年TM遥感影像为数据源,运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数理统计分析等技术与方法,系统分析了张北县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剖析了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张北县主要地类为耕地、林地和草地,1989—2010年土地利用数量变化主要表现为耕地和草地面积的减少,林地和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其中2000—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更为剧烈;地类转换主要表现为耕地、草地向林地转变以及耕地、草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变;空间变化主要表现为东部坝头地区林地增加明显,中部平原地区建设用地扩张明显。[结论]近20年来张北县土地利用变化明显,主要受自然及社会经济因素综合影响。此外政策因素也是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陕西省2000-2018年土地利用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

[目的] 分析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因素,为促进该省土地资源综合优化配置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基于2000,2010和2018年陕西省的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通过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定量分析陕西省土地利用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 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耕地面积下降最多,工矿建设用地面积增速最快,水域面积变化最小。土地利用类型受自然条件的影响,空间差异性显著。农村居民用地、未利用地、耕地、林地、草地的空间聚集性强,水域、城镇居民用地和工矿生产用地的空间集聚性性相对较弱,草地、工矿建设用地形成新的集聚区。陕北高原和关中平原土地利用转移相对频繁,陕南山区土地利用转换相对较小。榆林市和延安市主要表现为耕地向林地和草地转移以及未利用地和草地向工矿建设用地转移,西安市主要表现为耕地和农村居民用地向城镇居民用地转移。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结论] 陕西省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差异较大,应因地制宜制定土地利用规划,促进人口—经济—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土地整治的内涵重构与系统特征

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面向农业农村现代化而提出的长远战略部署,目标导向十分明确,关键在于选择可行路径。农村土地整治是地方主体对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的能动响应,其本质在于协调乡村人地关系,核心内容是调整土地权属和组织土地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聚焦土地利用问题,以土地整治为切入点,注重激活与整合乡村人口、土地、产业、政策等关键要素,形成"土地利用转型→农村土地整治→乡村空间重构→乡村转型发展→乡村振兴"的逻辑机制链,可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技术路径。乡村振兴背景下土地整治被赋予新的内涵、价值与功能,实践中需重视土地权属调整和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土地整治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外界持续输入物质要素才能正常运行,客观上要求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和加强配套制度供给。     

应用多主体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宅基地退出补偿定价

该研究以浙江省嘉兴市、义乌市、泰顺县3个宅基地退出的典型区域为例,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多主体模拟方法对微观主体的交互行为进行仿真模拟,从微观农户尺度对宅基地退出补偿进行定价。结果表明:1)不同区域宅基地定价区间具有显著差异,且同一区域城中村、近郊、远郊和边远型宅基地价值差距明显;2)农户退出意愿越强,在谈判中与政府交互次数越少,其定价区间的增幅越低。各地城中村均为退出意愿较低的区域,需要更多次谈判才完全同意退出,而边远型退出意愿则相对较强。随着初始农户强硬度μ值的增大,农户与政府的迭代次数近似符合线性增长;强硬度阈值增大,也会相应增加农户与政府的谈判次数,增加政府成本。宅基地退出定价可以为管理部门制定补偿价格范围提供科学参考,基于多主体复杂适应系统(CAS,complex adaptive system)理论的仿真模拟可以为该方面的研究提供新思路,也为进一步完善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类型及调控策略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主导着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从全局上掌握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动态变化与空间格局,进而制定宏观调控策略,对于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建设新农村、优化村镇建设格局具有基础性的指导作用。该文利用全国农村居民点栅格数据(1 km×1 km),基于"公里格网-县域-省域"的不同空间尺度,通过构建和运用综合指标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揭示1995—2005年间全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数量特征、变化地域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并提出相应的调控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综合指标法综合考虑了总变化率、净变化率及份额修正,将全国县域农村居民点变化类型划分为增长型活跃区、增减平衡型活跃区、减少型活跃区、变化迟缓型区等4种类型,避免了单一指标将农村居民点集中分布区与小规模分布区因变化速率相当而划为一类的缺陷(实际上变化量与变化活跃程度差异巨大),同时较好地消除了部分区县被高估或低估的偏差。2)4种类型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平原区大城市周边,低值区集中分布在华中、西南、青藏等自然地理条件较差的区域。3)4种类型区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对应不同的国家宏观战略区,宜采取针对性的调控策略。     

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模型分析

农民的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直接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决策。该文基于陕西关中地区545户农户调研数据,按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和承包地经营规模分异将农户进行分组,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将非农水平和承包地经营规模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产权认知及外部环境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综合影响最大,外部环境次之。农户对土地抵押权的认知对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家庭非农收入水平高、经营规模小的农户更容易将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土地流转行为。研究产权认知和外部环境因素能为制定土地流转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都市郊区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究大都市城郊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该文应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了上海市青浦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因子分析法从地理空间和社会经济2个方面探讨了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特征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青浦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东西分异特征,斑块规模东多西少,分布东密西疏,形态东部破碎西部规整;地理空间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是影响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的主要驱动因素;地理空间差异是塑造该区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基本格局的首要因素,其中耕作半径、到最近国道距离和到城市中心距离是规模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到城市中心距离、到最近城镇中心距离和到最近主要河流距离是分布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到最近国道距离、到最近高速公路距离和到最近省道距离是形态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社会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社会经济因素加剧了乡村聚落景观空间的异质化、空心化和破碎化,深刻改变了乡村聚落景观空间格局的内在本质。研究结果可为大都市城郊区乡村景观保护规划和土地空间整治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农村居民点整理不同阶段农户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讨农村居民点整理中农户参与行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该文基于江苏省5县531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阶段农户参与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1)不同农村居民点整理阶段,显著影响农户参与行为的因素存在较大差异。2)所有因素中,农户整理内容认知对农户整体参与行为、决策制定参与行为影响分别在5%及1%的水平上显著;农户参与能力认知对农户决策制定参与行为、施工建设参与行为的影响分别在1%及10%的水平上显著;来自外部环境中的政府支持度对农户整体参与行为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对农户施工建设参与行为以及后期管护参与行为的影响则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3)农户受教育年数以及家庭年收入均未对任何类型的农户参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建议未来应制定差别化政策激励农户全过程参与,并着重于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农户参与能力的提升、参与程序的制定以及参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建设。     

基于脱钩理论与LMDI模型的农村居民点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分解

为研究中国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协同关系和驱动因素,以促进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该文基于农村人地变化脱钩和城乡人口转型视角,以全国和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为研究区,将Tapio脱钩模型和对数平均迪式指数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应用于农村人地协调演化研究及驱动效应分解。结果表明,近20 a来,中国城乡发展经历了快速转型,农村常住人口持续减少,降幅约为30.7%,而同期农村居民点规模不减反增,农村人地演化关系失衡,建设用地趋于粗放利用;中国及各地区农村人口和居民点变化的脱钩关系主要表现为强负脱钩,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负脱钩程度较为严重,且负脱钩程度总体上呈加剧趋势;1996—2008和2009—2016年期间,中国农村居民点规模分别增加了2.020×105 hm2、7.275×105 hm2,其中农村居民点利用集约度效应、城乡人口结构效应、城镇化效应、区域总人口效应的贡献量分别为33.497×105、-116.833×105、71.813×105、13.544×105 hm2和36.689×105、-68.271×105、32.164×105、6.692×105 hm2;不同时段各效应贡献度不同,1996—2008年城镇化效应大于农村居民点利用集约度效应,而在2009年之后,农村居民点利用集约度效应逐渐超过城镇化效应,成为农村居民点增加的主导因素。     

基于GIS与综合指数法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质量等级评价

为推进以质量为基础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和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价格评估提供依据,在分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内涵及其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差异性的基础上,选择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县余江县的4个乡镇为研究对象,借鉴城镇土地分等定级和农用地分等定级等的技术过程与主要方法,同时体现集体建设用地的特点和生态文明建设对土地质量的要求,构建了集体建设用地级别评价的技术思路和指标体系,在确定因素权重、划分评价单元、应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单元总分后,采用总分频率直方图法和实地验证相结合得出了锦江镇、潢溪镇、马荃镇和洪湖乡等4个乡镇的集体建设用地质量级别,将锦江镇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划分为4个级别、潢溪镇和洪湖乡划分为3个级别、马荃镇划分为2个级别,每个乡镇面积占比最大的都是II级土地。建议尽快制定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与估价的技术规范、加快推进集体建设用地的质量等级评价和基准地价评估。     

广西农民自主型细碎化耕地归并整治模式及效果评价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细碎化越来越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该文根据广西龙州县弄农屯实地调研,探究破解耕地细碎化的路径——农民自主型"小块并大块"土地整治模式,以期对创新土地整治实践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借鉴。该文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模型定量法和案例研究法。研究结果:1)农民自主型"小块并大块"土地整治模式是农民"自下而上"开展权属调整并主导实施,政府"自上而下"按照相关农田建设标准进行经济补偿相结合的土地整治模式创新;2)该模式机理是,细碎化通过直接或间接影响土地、资本、技术、劳动等耕地利用系统要素,进而影响产量、成本和效率;通过"小块并大块",改进的细碎化与高水平经济发展下耕地利用系统要素重新协调与适应,即"小块并大块"通过调整地块空间位置而调整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重新协调适应;3)弄农屯农民自主型"小块并大块"土地整治模式,通过填平土沟和归并田埂增加耕地面积,通过地块归并显著减少地块数量,完善田间道路和农田水利设施,从而显著提高耕地利用效率和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以显著增加收益。研究结论:农民自主型"小块并大块"土地整治模式是农民"自下而上"与政府"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典型模式,能够显著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促进细碎化与耕地利用系统要素优化与协调,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有效路径。     

农户土地利用投入变化及其土地利用意愿分析

认识农户土地利用投入的变化规律,把握当前农户的生产意愿,对制订相关政策,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采用分层随机抽取样本的方法,基于湖北省咸宁市1 252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从粮食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农业机械、化肥与农药等生产因素方面,对1981年以来农户的土地利用投入要素的变化特征及当前的土地利用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近30 a来,农户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与用于主要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明显下降,而化学肥料与农药总投入量明显增加;经济因子与农机技术进步是驱动农户行为变化最重要的2个因素,劳动力转移与"三补一免"等惠农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投入变化的影响有限;农户农地利用的目标出现显著分化,传统"全民式粮食生产模式"正向"专业化规模化农户生产模式"转变,专业化规模生产农户应是国家惠农政策重点补贴与扶持的对象;国家在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的同时,如何有效稳定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面积,需要更加积极的调控对策引导;随着边际土地从农地利用范畴析出,区域性生态好转出现新的机遇,国家宜出台生态用地整理的相关政策,提升区域性生态服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