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与优化策略研究

【目的】研究台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与优化策略,为台地区农村居民点整治提供方法参考。【方法】文章在区分地貌类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发展基础、资源禀赋、生活便利和生态环境的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模型,并以屯昌县为例提出了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与优化策略。【结果】(1)屯昌县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空间分布不均衡:高级别居民点多分布在台地平原区,生产生活条件良好,属重点发展区;而低级别居民点多零散分布于山地丘陵区,发展潜力较小;(2)综合考虑居民点影响力以及地形地貌与图斑面积,屯昌县1734个居民点被分为城镇化型、重点发展型、规模控制型和迁村并点型4种优化类型;(3)基于加权Voronoi图生成了77个重点发展型居民点的势力影响范围,确定了迁村并点型居民点的搬迁方向。【结论】基于台地区特殊的地貌类型,提出了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与优化策略,服务于区域农村居民点整治与规划。     

征地冲突中多元利益主体决策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与实证研究

立足于对农村征地冲突中不同利益诉求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探讨当前农村征地制度和征地过程中多方利益的冲突与协调问题。运用演化博弈论和实证分析法对高铁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征地案例进行分析,厘清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三者两两之间演化博弈的关系与过程,研究表明:(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失地农民的博弈中,主要考虑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违规时监管尽力的收益、中央政府实施介入的成本、监管失效带来的损失等因素;(2)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失地农民的博弈中,主要考虑地方政府选择违规的额外收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违规的罚款等因素;(3)失地农民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主要考虑失地农民上访的概率、失地农民上访的成本等因素。并提出化解征地冲突可以从完善土地征用制度、规范征地程序、加强中央政府的监督职能和地方政府的权利管制及合理处理争议等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点综合整治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对江苏、甘肃、新疆3个省(区)下属的5市5镇500份实地随机抽样样本,采用数据分析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综合整治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综合整治主要的制约因素有补偿方式、农民受教育水平、农民收入及其构成等。提出了促进农村居民点综合整治的对策。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农村居民点布局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遥感影响提取2010—2020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数据,利用Fragstats软件、GIS技术等工具研究米东区农村居民点演变特征,从自然因素分析不同坡度和高程区间范围内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和面积,社会经济因素通过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农村居民点整体变化呈现出先减少再增加的趋势;(2)米东区农村居民点集聚发展具有不稳定性,展现出分散到聚集的状态,密度整体分布由西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聚集;(3)米东区农村居民点分布的数量以及占比随着坡度和高程的增加而显著下降,农民倾向于在低坡度、低高程地区设立居民点;(4)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现有基础设施满意度等9个社会经济指标对米东区农村居民点变化产生显著影响。     

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利益各方的博弈行为分析

当前,土地管理存在两个主要矛盾,一是城市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大量废弃的矛盾,二是建设用地的增加和耕地保护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其中的关键就是如何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该文运用博弈论的方法,以中央、地方和农户三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户在宅基地退出、退出后用途中的博弈行为和收益情况。在理性假设前提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与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自然环境现状相关;(2)地方政府缺乏将宅基地退出后的建设用地指标用于生态用途的动机;(3)由区位决定的宅基地升值空间直接影响了农户策略选择;(4)政府主导的宅基地退出应满足退出农户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宅基地退出政策是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重要手段,既有利于减少农村的土地浪费,又可以满足城市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     

基于熵值法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及整治分区研究——以鹤壁市为例

科学合理地测算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尤其是现实潜力,是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重要依据。以鹤壁市为例,从各乡(镇)的自然、社会、经济和土地4方面的限制性因素进行分析,利用熵值法和聚类分析,对鹤壁市各乡(镇)农村居民点进行了现实整治潜力测算与整治分区。结果表明,鹤壁市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综合修正系数为0438　7,增加耕地系数仅为2967%,农村居民点整治理论潜力转化为现实潜力的可行性较差。鹤壁市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较大的地区主要位于城市郊区和浚县的粮食主产区,此区域地形基本以平原为主,土层深厚、质量较好,土地自然限制性较小。     

基于乡村振兴视域的农村居民点整治经验总结与启示

乡村振兴是乡村系统内部多种要素的协调耦合和共生共荣,居民点作为乡村地域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空间布局与调整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在当前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完善城乡布局结构显得尤为重要,在推进和完善城乡统一规划的基础上,通盘考虑城镇和乡村的发展,科学安排县域村庄布局和规划,对零散的居民点进行综合整治,以镇带村、以村促镇,推动镇村联动发展。该文首先阐述了农村居民点的现实意义和概念;结合现有文献资料,分析了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模式;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居民点类型了分类;并借鉴国外村庄整治经验和国内地方居民点典型,对地方农村居民点整治进行了总结。今后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综合运用管理措施,充分发挥村民的意见和因地制宜的理念,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我国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中主体行为的动态博弈分析

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户作为保护主体,因目标不同而产生利益冲突,进而导致保护政策失效。基于对主体行为倾向的分析,采用动态博弈方法,构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农户间的博弈模型。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采取监督检查的概率与地方政府违规的收益呈正相关性,与对地方的政绩损失、被查处的概率及罚金呈负相关性;(2)地方政府落实保护政策的概率与中央政府在监管中查处的概率、罚金以及农户保护投入呈正相关性,与中央政府的监管成本、保护补偿额度及基本农田产出效益的增加呈负相关性。(3)农户采取保护行为的概率与对地方的政绩损失呈正相关性,与保护补偿额度呈负相关性。据此提出建议:在中央层面,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及违规处罚力度,在地方层面提高保护效果在政绩考核中的地位,在农户层面构建异质性保护激励机制。     

农村居民点土地整治潜力分析——以烟台市牟平区为例

农村居民点土地整治是解决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浪费、居住环境差和增加耕地面积的重要措施,而土地整治潜力分析与计算是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的基础。本研究以烟台市牟平区为例,以乡镇为单位,在社会经济条件和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进行了测算,得到各镇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及潜力系数,并分成四级整治潜力区。结果表明,一级整治区潜力系数为51.30%,距城区较近,经济条件好,应规划为重点整治区和近期整治区;二级潜力区和三级潜力区分别规划为中期整治区和远期整治区;四级区为暂不整治区。研究结果可为牟平区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提供依据。     

城乡统筹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与模式——以重庆市两江新区为例简

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基于城乡统筹视角构建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多重目标指标体系,划分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区域与时序,并在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结果表明:1两江新区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可分为近期整治、中期整治和远期整治三大区域,整治潜力分别为599.26,732.93,507.73hm2.2根据农村居民点的适宜性及利用特征,两江新区农村居民点可划分为城乡结合型、生态发展型、培育改造型和优化挖潜型4种整治模式.     

土地整理项目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分类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法、多维评分法等方法对土地整理项目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和分类,确定了25种利益相关者,将其分为3类:核心利益相关者,包括县级政府、县级国土部门、县级土地整理中心、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乡级政府、村民委员会;中间利益相关者,包括中央政府、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省级国土部门、省级土地整理中心、县级财政部门、县级水利部门、政府监察部门、政府审计部门、社会公众;外围利益相关者,包括县级环保部门、县级农业部门、监理机构、设计机构、工程承包商、设备供应商、材料供应商、招标代理机构。项目管理者应当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并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综合评价——以马村区为例

[目的]有效评估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为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依据。[方法]运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通过选取自然、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指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理论潜力进行修正,得出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结果]马村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为434.09 hm2,现实潜力为211.48 hm2,增加耕地系数为13.29%;根据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系数,将马村区划分为3个等级潜力区。[结论]资金与农户整理意愿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释放具有显著影响,马村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应根据现实潜力大小安排重点区域,以便取得较高整理效率。     

农村居民点整理主体博弈分析

为找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理论和实践支撑,应用博弈分析方法,通过对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组织和用地企业博弈分析得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实施取决于参与者对土地收益分配参数的大小,且受到地方政府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理各方收益分配的合理性是整理工作能否推进的核心,如何明确整理后的土地权属问题是重点。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战略思考——以湖北省大冶市为例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对于缓解用地矛盾,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从分析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重要作用入手,以湖北省大冶市为例,探讨了农村居民点用地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并从规划、融资、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具体措施。     

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研究

未来最主要的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空间在农村居民点用地上。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改善了农民的居住观念,构建了和谐的新农村局面;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解决了农民剩余劳动力转化的后顾之忧;同时,其体现了集约节约的用地理念,保证了建设用地不增加、耕地总量不减少的原则;也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有效平台。从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城镇建设用地需求量、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潜力、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选择等方面阐述了重庆市巴南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并分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分析,展望了全面推进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南京市桥林新城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测算与分析

以桥林新城为研究区,采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测算得到桥林新城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理论潜力为2 923.77 hm~2;综合考虑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三方面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理论潜力进行修正,得到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现实潜力为1 315.70 hm~2。建议高度重视桥林新城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综合考虑整理的资金约束、自然约束和社会可接受等因素,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节约利用。     

城镇化背景下“增减挂钩”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估算

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进行合理的评估,是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及落实增减挂钩政策的重要步骤。该研究以东乡县为例,建立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模型,从自然因素、整理需求和整理能力3个方面选取地形、交通条件、地方财政收入等8个指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综合修正系数,求取全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结果表明:东乡县各乡镇综合修正系数介于0.220~0.881;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为1 066.78 hm2。研究认为,农村居民点整理顺序,应按照现实潜力的大小在时空上进行合理安排。     

商丘地区土地问题与土地整理的调研与思考

根据商丘地区土地利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结合所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商丘地区进行土地整理应实行有别于山区的综合整理模式,在其土地整理的作业方式中,既要抓好耕地整理,又要兼顾农村居民点整理;同时,要做好土地整理的组织工作及资金筹集工作.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探讨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衡量标准及评价方法,并采用模糊聚类法进行了湖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分区,并针对不同的潜力类型区提出相应的对策。     

川中丘陵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及评价研究——以四川大英县为例

在新一轮土地整治规划和城乡统筹大背景下,以典型的川中丘陵地貌地区——遂宁市大英县为研究对象,根据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基本理论,运用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法、城镇规划目标法和改进城镇规划法3种方法分别测算大英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结果,用德尔菲法确定上述3种方法的权重,测算出大英县农村居民点的综合整理理论潜力值为1 972.30 hm2。从自然、经济、社会和土地利用4个方面中选取12个因素建立综合评价体系,计算出各乡镇的限制指数,测算出在多因素限制下大英县农村居民点综合整理现实潜力为826.79 hm2。综合考虑各乡镇实际情况和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条件,根据限制潜力测算结果及层次分析法的计算结果,将大英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为4个等级和3个区域。该研究考虑了多个限制因素的的影响,应用了综合限制指数模型,使测算出的现实整理潜力更能反映出当地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潜力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