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吉图先导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研究

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即增加耕地面积来补充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占用的耕地,该研究在建设用地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整治潜力进行了研究。选取时间趋势外推法、多元回归分析法和平均增长率法预测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用地需求,利用GIS技术进行空间分析,确定2015年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用地需求总量。在此基础上测算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划分3个潜力级别,为实施整治提供时间和空间参考,并结合影响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制约因素,提出了整治时序建议。     

海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评价及整治潜力分析

开展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评价及整治潜力分析,对各市(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进行评价,查找存在的问题及整治潜力的影响因素,设定评价模型和权重系数,测算人均标准居民点、农村危房改造、中心村建设、进城农民土地腾退及异地扶贫等5个方面的整治潜力。结合ArcGIS软件对遥感影像图、土地变更调查图、土地总体规划图等矢量数据的空间叠加分析成果,得出各市县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结果,并划分各市县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的等级,用以指导市县级土地整治规划的编制以及具体的农村建设用地整治项目的安排。     

基于熵值法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及整治分区研究——以鹤壁市为例

科学合理地测算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尤其是现实潜力,是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重要依据。以鹤壁市为例,从各乡(镇)的自然、社会、经济和土地4方面的限制性因素进行分析,利用熵值法和聚类分析,对鹤壁市各乡(镇)农村居民点进行了现实整治潜力测算与整治分区。结果表明,鹤壁市农村居民点整治现实潜力综合修正系数为0438　7,增加耕地系数仅为2967%,农村居民点整治理论潜力转化为现实潜力的可行性较差。鹤壁市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较大的地区主要位于城市郊区和浚县的粮食主产区,此区域地形基本以平原为主,土层深厚、质量较好,土地自然限制性较小。     

农村居民点整治决策研究进展及趋向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不断推进,乡村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转变,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内容与形式日趋多样化,农村居民点整治成为促进统筹城乡发展、重塑农村"三生空间"的重要措施。农村居民点整治决策研究成为适应农村土地整治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复杂化条件下农村居民点整治研究的新视角。从农村居民点整治决策主体、决策过程、决策机制和决策影响因素四个方面总结了目前农村居民点整治决策的主要研究内容;从博弈分析、参与式农村评估和计量模型三个方面总结了农村居民点整治决策的研究方法;基于现阶段农村居民点整治决策的研究特征,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期为农村居民点整治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农村居民点整治中农户意愿影响因素研究——长寿区海棠村实证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促进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重要举措,也是新时期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分析影响农户进行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的主导因素,能为推进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提供参考意见。以重庆市长寿区海棠镇海棠村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海棠村农户参与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愿意参与农村居民点整治的主要原因包括改善居住条件、获得一定补偿等,而房屋新建、故土情节等则是农户不愿意整治的主要原因;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非农收入、房屋修建年限、距最远耕地的时间距离等对整治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总人口数、房屋面积等对居民点整治具有显著的负影响。     

山东省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与模式分析

本文通过对山东省农村居民点用地与人口变化的耦合分析,梳理了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系统研究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潜力测算方法,用地潜力调查与评价技术流程,并对山东省农村居民点用地潜力进行了科学测算;基于农村发展地域分异以及用地特点的分析,将山东省农村居民点整治划分为三种模式:城镇化引导型、中心村整合型、村内集约型;最后提出农村居民点综合整治的机制与对策.     

农村居民点综合整治中不同利益主体博弈行为分析

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了农村居民点综合整治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和博弈关系。研究表明:(1)地方政府行为倾向是决定农村居民点综合整治效果的关键因素;(2)中央政府应降低监督成本,并采取措施减小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3)中央政府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居民点综合整治补偿标准和整治收益分配机制。     

基于综合质量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分区研究

农村居民点整治可以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可以调整土地资源利用结构,促进耕地向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转变,同时也是落实增减挂钩政策的重要环节,而整治潜力测算是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必要前提;如何科学系统地进行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统筹考虑整治后耕地综合质量进行潜力分区,是当下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采用模型法、多因素综合评价法、熵权法,探索统一科学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和潜力分区体系。结果显示,河北省涿州市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巨大,整治数量潜力合计8 280.11 hm2,达到2014年涿州市现状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71.76%;整治后耕地质量状况较好,国家自然等别区间为10.45~15.00等,国家利用等别区间为7.81~12.00等,国家经济等别区间为5.00~5.56等,大多集中在中等地范围中,较有利于河北省涿州市开展耕地占优补优;涿州市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状况较好,主要是一级潜力区和二级潜力区,其中一级区分布在东城坊镇、松林店镇、刁窝乡、义和庄乡4个乡镇,面积总计320.02 km2,占涿州市总面积的42.59%,二级区分布在涿州市北部和南部,三级区位于涿州市城区范围。该研究能对农村居民点整治实践进行全局系统地把握,保证整治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达到最大化,同时,可以为指导涿州市农村居民点整治事业继续进步和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核密度的余江县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

为综合分析影响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各项因素,以余江县农村居民点为研究对象,对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进行评价,结合核密度分析得出农村居民点的集聚性,并提出了农村居民点的4种优化方案,最后引入加权Voronoi图,以确定农村居民点的搬迁方向。研究表明:余江县综合影响力一级、二级和三级农村居民点面积分别为2 472.54、3 173.01和977.26hm~2,面积占比依次为37.33%、47.91%和14.76%,高级别农村居民点主要分布在余江县综合条件优越的中部区域,低级别的农村居民点主要分布在北部丘陵区域;核密度分析结果直观显示了高集聚区的农村居民点主要分布在中部平原区域,可优先发展;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方案中,就近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共1 116.99hm~2,重点发展型农村居民点共2 839.37hm~2,内部挖潜型农村居民点共2 126.93hm~2,迁移归并型农村居民点共539.52hm~2,综合条件较差的南北丘陵地带设置的迁移安置点较少。研究结果可为对低丘岗地区农村居民点的科学规划与布局优化提供参考,并可运用到土地整治规划、村镇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     

基于AHP和熵权法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研究

有效评估农村居民点的整理潜力,是顺利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重要环节,是国家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战略部署、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的前提和依据。以徐州市沛县为例,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将AHP、熵权法和综合评价法结合起来对沛县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进行定量化评价。结果表明,受经济、社会、效益等限制因素的制约,沛县现实居民点整理潜力区域差别较大。     

政策激励对稻农重金属污染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中国南方水稻主产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考察

为探究政策激励对稻农重金属污染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南方重金属污染典型地区的调研数据,利用二元选择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中国南方水稻主产省稻农的重金属污染治理意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政策激励对于稻农的重金属污染治理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补贴资金可以直接改善稻农的预算约束;2)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主观规范可以改变稻农的收入预期,进而影响稻农的重金属污染治理意愿;3)耕地地力补贴政策的激励效果因农户类型而异,纯农户更容易受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金额的影响,兼业户更容易受到政策主观规范的影响。据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首先,完善补贴的推广模式和增强补贴力度;其次,根据群体特点差异化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最后,创造条件促进稻农治理意愿向行为转化。     

农药知识培训:意愿、方式与实施主体选择

为了解农药培训对提高农民农药认知,降低农药负面影响的作用,以广东272个稻农为例,利用有序回归模型对农民的农药培训意愿、期望的培训方式和实施主体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农民整体缺乏培训,但农民有着较高的农业培训需求,其中农药知识是农民最期望获得的培训内容;农民存有较高的参与农药知识培训的意愿,"农田实地指导教授"是农民最喜欢的培训方式,农技站和农业局则是农民最期望的培训实施主体;农民的参与意愿主要受到是否雇工、受教育程度、农药危害性认知、自我保护意识和年龄等因素的影响。据此,建议:1)农药知识培训工作应该由地方农业局或农技站负责组织实施,并以"农田实地指导教授"为主要方式,以刺激农药培训供给。2)在开展培训工作的同时,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重点提高年轻、家庭没有雇工的农户的农药危害性认知和自我保护意识,以提高农民的农药培训需求。     

基于农户行为视角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对耕地抛荒的潜在影响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现大规模耕地抛荒，通过政策手段有效约束和引导农户行为，是解决耕地抛荒问题的关键。2016年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改革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改革后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涉及耕地数量保护、耕地适度规模经营等多个方面，可对耕地抛荒产生一定影响。为评价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本研究基于农户行为视角，构建了农户耕地抛荒的行为解释模型。模型包括（拟）退出农业生产的农户（农地转出方）和农地转入方两类行为主体，以及是否退出农业生产和耕地处置两个决策节点。基于该模型采用情景分析、逻辑推理等方法研究了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在不同决策节点对不同行为主体的影响，进而分析了政策实施可能对耕地抛荒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的实施不会影响农户是否退出农业生产的决策，但会对耕地流转产生积极的影响。总体来看，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耕地保护，遏制耕地抛荒。     

鄱阳湖区农地流转过程中的效益流向分析

农村土地流转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关键时期,如何结合新形势、新变化有效提升农地流转效率,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科学、合理、规范、高效进行,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户生活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效益构成、流向及其产生的经济尧社会和生态效益进行了分析,结合鄱阳湖区农村土地流转调研情况和具体案例,对农户生产与规模化生产以及规模化生产中不同种植方式的效益进行了比较分析,明确土地流转中限制流转效益发生的因素,结合创新农地流转机制促进农地流转尧保障流转主体权益提高农民积极性、完善农村发展配套政策促进劳动力转移等,提出了优化、提高农地流转效益的对策和建议。     

农户绿肥种植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和南方稻区506户农户的调查

以南方稻区农户农田轮作绿肥为例,基于506户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对其绿肥种植决策行为进行二元Logistic分析。结果表明:从农户意愿来看,在充分尊重农户追求个人或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农田引入绿肥进行土壤肥力提升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一绿色农业发展模式能够得到多数农户的支持。从各因素的影响机制来看,农户年龄、是否为村干部、家庭收入、农户对绿肥种植的社会和生态福利认知水平以及外部因素是影响其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相对于个体特征和家庭禀赋,外部因素对农户绿肥种植决策正向促进作用更明显,尤其是政策宣传和种植补贴影响十分显著。据此,提出应充分尊重农户意愿,保障其追求个人或家庭效用最大化的权利;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农户对绿肥种植的综合福利认知;统筹整合各方资源,加强绿肥示范基地建设;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高农户绿肥种植补贴标准。     

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对农民农业增收贡献的比较

基于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了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对提升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并采用因素分解法比较两者对农民农业增收的贡献大小,继而通过两步固定效应回归、分组回归和替换变量回归三种方式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均得出一致结果,即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均促进农业增收,其中财政投入贡献更大,此外大规模的土地投入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利于农业收入提高。     

新一轮退耕还林问题与对策——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例

通过实地调研与分析,从赣州市新一轮退耕还林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用地难、农户退耕积极性不高、投入不足等实际问题出发,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从而为今后赣州市新一轮退耕还林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参考依据。     

农户与政府气候变化认知及适应措施比较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基于河南省314家麦农和30个基层政府部门55名工作人员的实地调研数据,对农户和政府的气候变化认知与适应措施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麦农和基层政府对气候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具有较高的认知度。其中,对于气候系统的变化,麦农的认知度高于基层政府;对于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和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麦农的认知度低于基层政府。研究还发现,麦农和基层政府对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的选择偏好不同。超过80%的小麦种植户采取了气候变化适应措施,但主要是增加农药化肥投入和增加灌溉等被动性适应措施,基层政府倾向选择营造农田防护林和推广农作物新品种等主动性适应措施。对于气候变化适应的政策支持,加强气候变化相关的教育和培训、推荐农作物新品种、暴雨和干旱预警是麦农和基层政府的共同选择。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实证分析

为评价贫困地区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效果,本研究基于2014年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独山县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林业纯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消除混杂因素及样本选择偏差和管理选择问题等的影响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人均收入的效应为0.45%左右,但影响不显著,而对农户人均林业纯收入的效应为2.76倍左右,具有稳健的显著正向影响。与倾向得分匹配法相比,传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高估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人均林业纯收入的影响,大致高估了5倍左右。建议进一步深化贫困地区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激励农户充分利用林地资源,促进林业收入可持续增长。     

土地确权能够优化农户农地质量保护行为吗？——基于苹果户正向行为和逆向行为的再检验

基于黄土高原苹果产区苹果户的调查数据,探析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质量保护中正向行为和逆向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地确权有效促进了苹果户的正向行为投入,该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于投资回报期限较长的正向行为,且主要通过安全效应实现;但农地确权并未促使农户减少逆向行为投入,反而对逆向行为农药投入产生正向影响。PSM模型、工具变量法和替代变量法检验结果依然支持该结论。进一步讨论还发现,农户损失厌恶、风险规避、路径依赖心理和有效替代行为缺乏是造成农地确权未对农户逆向行为形成负向激励的主要原因。需通过促进替代行为对逆向行为的有效替代和完善农业要素市场,强化农地确权对农地质量保护行为的优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