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是否促进了农民增收?——基于城镇化调节效应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影响实证研究

促进农民稳步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之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值得关注。基于城镇化视角,利用2012—2021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个年度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调节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上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并且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积极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也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在低等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群体中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帮助共同富裕的角度考虑,应积极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适合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     

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的增长、结构与分配效应研究

【目的】研究农业机械化对于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增收以及内部收入结构差异的影响,以期为农业机械化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政策建议。【方法】基于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主要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及分位数模型检验农业机械化对农民收入的增长、结构和分配效应。【结果】农业机械化表现出一定的增收效应,促进了农民总收入的提高;在主要收入来源上,农业机械化对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还发现农业机械化具有收入分配效应,缩小了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其中农业机械化促进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收入的提升,中低收入农民从中获益更多。【结论】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机服务市场,加大农业机械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发挥其在促进农民收入包容性发展的作用。     

金融科技对江苏省农民收入增长的中介效应及异质性

以2014—2019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收入来源渠道角度检验金融科技对江苏省农民增收的影响,并对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得知,金融科技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影响农民增收,但不存在金融科技通过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财政支农强度促进农民增收的中介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得知,金融科技对非粮食主产区作用更加显著。政府要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提高农民金融素养,加强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正规、完备的农村征信数据库及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农民广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助力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6省11县(市、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模型、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各县中等水平之下,并且发展呈现明显地区差异。43.9%的农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户收入存在有提升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减少农户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并降低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作用更明显,能够改善农户收入分配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对贫困减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增收效果更好。此外,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建议持续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教育开展力度,让数字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弱势群体,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广西农民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采用数据统计方法,分析了广西农民收入的现状,指出广西农民与全国农民以及广西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利用OLS方法找出影响广西农民收入的各种因素,并根据回归结果测算出各个因素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测算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最大,其排序为:农产品价格指数、农业生产性收入水平、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并针对性地给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精准扶贫背景下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机制分析——基于粤东西北地区12市的实证研究

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我国如期完成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成果和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普惠金融发挥更大作用。本文在测度精准扶贫时期粤东西北地区12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减贫增收,且对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的减贫增收效应要大于中高收入水平群体。但是对于农村低收入水平群体,减贫增收效应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来实现。为此,提出改善普惠金融供给结构、优化供给方式,深化发展"普惠金融+产业项目"的产融结合扶贫模式和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素质等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民增收的效应

【目的】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可以丰富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的研究内容,充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为加快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进程提供启示。【方法】基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视角,运用 2012—2021 年全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民增 收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非线性溢出特征,最后借助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异质性。【结果】（1）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农民增收,经过工具变量法、改变样本容量等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数字经济对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产生显著促进效应,对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2）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以及高级化水平,助推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3）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且该效应在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下得到进一步强化。（4）数字经济会长期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数字经济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呈“倒 U 型”,其中中等收入阶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农民增收的推动力明显强于东部地区。【结论】数字经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关键要素,基于此,提出加强数字经济建设力度、创新数字经济和农业产业结构融合发展机制、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结构统筹联动等对策建议。     

农业生产性服务、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增收——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探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与约束条件,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提高、农业技术成果转化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民收入之间的作用逻辑进行研究,建立以人均经营土地规模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探讨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民增收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业技术进步均正向影响农民收入,对工资性收入的提升效果强于对经营性收入的提升效果。农业技术进步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民增收之间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为4.5%,农业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在粮食主销区中最大,远远高于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通过农业生产性服务实现的技术进步更容易提高农业经营性收入;整体上,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表现为非线性,随着人均经营土地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民总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提升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规律,而服务对经营性收入的提升不受土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尤其在粮食主产区,当人均经营土地规模跨过一定门槛后,更有利于农业生产性服务增收效应的发挥。因此,目前应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放在粮食主产区与产销平衡区,进一步重视并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性服务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加强服务的技术支持,尤其是劳动替代性技术的引入,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全程托管等形式的规模经营来缓解人多地少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充分发挥作用的制约。     

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区域农户收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基于数字基础与城镇化的视角

促进农民稳步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之一,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基于数字基础和城镇化视角,以广东省为例,利用2011—2020年各地级市数据,运用OLS模型、分位数回归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变异系数逐步缩小,区域间差距发展趋于均衡;农村居民收入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变异系数稳定在0.3左右,但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存在显著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其子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逐步递减。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收入农民群体和珠三角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此外,数字基础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帮助低收入农户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考虑,提出应积极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建议。     

农户家庭禀赋、非农就业与总收入——基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CD

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177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OLS、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家庭自然资本,最后是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2)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差异,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和家庭经济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9.0%和6.4%。因此,为促进农户增收,建议充分考虑农户家庭禀赋水平,要大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不断丰富和拓宽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其次要重视低收入水平农户养老服务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最后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积极鼓励农户非农创业,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     

基于协整理论的重庆市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动力研究

为了分析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以1995-2013年重庆市财政支农资金和农民人均总收入的数据为支撑,运用协整模型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财政支农规模与农民人均总收入之间的关系不确定,财政支农的投入对农民转移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影响显著,总体上看,财政支农直接作用于农民增长的效应偏弱,重庆市财政支农需要在增加量的基础上,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性支出,对农民家庭经营提供全方位的帮助,支持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稳步增长。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四川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增收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探索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增收之间的空间关系,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四川省财政支农支出、农民收入增加在市州间的空间关系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农民收入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依赖性与异质性有扩大的趋势,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增收效应由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转变为正向的空间溢出,农村经济增长以及农业发展带动农民收入增加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据此提出重视农民增收中空间溢出效应的积极作用,因地而异制定政策;加大财政支农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增强农业产值总量的政策建议。     

湖北省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效应分析

为了解湖北省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分别基于农业生产布局结构以及农业要素投入结构2个视角,一方面利用耦合度指数的方法测算出农业生产结构与比较优势的契合度,回归分析二者耦合度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利用要素禀赋结构系数的方法测算出农业生产中要素投入结构的协调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花生、水稻以及油菜生产结构的合理性对农民收入增长表现为显著影响关系,其中油菜和花生表现为正向影响,水稻为负向影响,玉米、棉花以及小麦并未对农民收入形成显著影响,而各种要素禀赋结构系数的极差与农民收入增长呈现负向影响关系。基于此,湖北省农业发展应发挥本省各农作物的生产比较优势来规划农业生产布局结构,加大水稻以及油菜等优势作物的发展力度;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在保证农业用地的根本属性基础上合理推动土地流转,鼓励二、三产业资本合理进入农业生产,以实现劳动力、土地以及资本的最优配置。     

浅析建立公共财政在农民职业教育中的投入机制

建立公共财政在农民职业教育中的投入机制,加大政府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优化公共财政对农民职业教育的支持方式,加强资金投入监管,大力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培养数以亿计的实用型、技术型人才,提高农村劳动者总体素质,对实现科教兴农,加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切实提高农民收入,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有深远的影响。     

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及其对收入的影响——以武陵山茶叶主产区为例

为了解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农民增收.基于武陵山茶叶主产区634个农户调研数据,通过构建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分析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技术采用行为对农户不同茶叶收入水平的影响及差异.结果表明:1)农户对品种改良、土壤改良与生物农药单项技术的采用率...     

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实证研究——基于2006-2011年的经验数据

根据2006-2011年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机构人均贷款额的增加、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效率的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增加会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农民增收起到促进作用，增加获得贷款的农户比例也能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部地区除外），而单纯增加可发放贷款的农村金融机构比例、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比例、增加农村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很有可能对农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要想从根本上促进农民增收，应该提高金融机构发展效率、扩大农户贷款覆盖面和人均贷款额度。     

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产品对外贸易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基于中国1990-2014年的数据经验

根据中国1990-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农产品对外贸易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农产品对外贸易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业贷款、农业保险、农产品进口与农民收入增长呈正向关系,农产品出口与农民收入增长呈负向关系;农业贷款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农业保险促进农民增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农产品进口和出口均是显著影响农民收入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但其中农产品出口未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农民收入增长.     

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 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以2002要2011 年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协整分析方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农村合作金融发 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而且农民收 入增加是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原因,但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并不一定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指出当前农村合作金融要促 进农民收入增加,关键是要如何形成合理的资本流向农村的机制。     

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思考

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必须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加快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本文从农民增收来源多元化、农民收入增加的政策未落实等五个方面陈述了当前农民增收的现状,并结合农业结构不合理、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难等现实问题,分析了农民增收趋缓的主要原因,从而提出了要实施农业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搞好小城镇建设加速农村的城镇化进程等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公共财政支出与农民增收的实证分析

从公共财政支出视角来看,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主要有：（1）落后的基础教育,制约了农民智力素质的提升;（2）落后的交通环境和市场交易环境袁使农村发展面临较高的成本;（3）水利设施严重不足,降低了民族地区农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农业生产面临较大风险。从理论上来看,公共财政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通过两大途径发挥作用的：（1）通过社会支出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和知识水平,从而增加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农民获得更多收入的机会和能力,而且社会支出还通过再分配途径为那些收入特别低下的农民提升社会保障;（2）通过投资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从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利用我国1978-2009年有关统计资料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共财政支出对农业增收有较大影响。因此,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异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