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鹌鹑资源及其养殖现状和发展前景

介绍了关于野生鹌鹑遗传资源的种类、分布、迁徙规律以及被驯化后一些生活习性的改变和养殖现状,提出了我国在今后养殖鹌鹑产业中的机遇和挑战.     

鸡抗鸭病毒性肝炎高免卵黄抗体的研制及应用

应用雏鸭病毒性肝炎病毒（DHV）弱毒疫苗和DHV油乳剂灭活苗多次免疫产蛋鸡，制备鸡抗鸭病毒性肝炎高免卵黄抗体，自制鸭病毒性肝炎病毒高免卵黄抗体的疗效取决于卵黄抗体的中和效价及治疗的时间。实验室试验及临床应用结果表明，卵黄抗体的中和效价应达2^8以上，并且在感染DHV 24h以内对雏鸭进行肌肉注射，治疗效果最为理想。     

鸡传染性喉气管炎油乳剂灭活疫苗的研究

分别将3株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标准强毒株J株、山东分离株N株和L株)经甲醛灭活后制成油乳剂灭活疫苗。免疫效力试验结果表明，以N株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制备的油乳剂灭活疫苗免疫效果较其它几种疫苗好，免疫鸡AGP抗体阳性率高达83％，免疫保护率高达100％。     

中草药消毒剂消毒效果的初步研究

根据中兽医辨证论治理论和体外抑菌试验结果，选择体外有良好杀菌效果的中草药组成一个复方制剂对大肠杆菌和肠炎沙门氏菌作灭活试验和地面现场消毒试验。结果显示所选中草药组成的复方制剂杀灭大肠杆菌的最低有效量为1：64，对肠炎沙门氏菌为1：32。该制剂在现场使用90分钟可杀灭99，90％的细菌，显示该消毒剂是一个良好的消毒剂。     

鸽乳营养成分研究进展

与其它家禽相比，雏鸽的生长速度较快，这种快速生长是由双亲分泌的鸽乳引起的，鸽乳是一种主要由蛋白质和脂肪构成、在催乳素的刺激作用下生成的全浆分泌物。由于人们并未全面理解鸽乳使雏鸽超速生长的机理，因此加强鸽乳营养成分的研究，可促进人工鸽乳的配方研究，利用人工鸽乳可以使亲鸽从繁重的孵化和育雏任务中解脱出来，缩短种鸽的产蛋周期间隔，提高产蛋率，提高生产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养鸽业的飞速发展。     

致麻鸭产蛋下降的副粘病毒的分离和鉴定

从浙江省某麻鸭养殖基地产蛋锐减的病鸭生殖器官分离到1株致产蛋下降、不致鸭死亡的病毒株(YH99V)。该病毒易感蛋鸭，经SPF鸡胚传至第9代时致病性突然增强，第11代出现对鸡红细胞的血凝特性，通常在42～80h致死SPF鸡胚，EF15EID50为10^1.8。经磷钨酸负染电镜观察，YH99V粒子呈现圆形、杆状形、葫芦状形等多形态，直径70～400nm不等，病毒外表有囊膜，囊膜外层有排列整齐的纤突。病毒粒子和包涵体位于细胞浆内。病毒抵抗力由弱到强依次为：0．2%甲醛、24h-56℃、45min→紫外线、1h→乙醚≈氯仿≈37℃、16h—pH9→pH5→1％Try。对人眼结膜易感，鸭眼结膜不易感。接种传代细胞BHK-21、IBRS-2均能引起细胞病变。YH99V株与同样引起鸭产蛋下降的AIV、鸭源EDSV无抗原相关性，而能被禽副粘病毒Ⅰ型阳性血清中和。根据试验结果，初步将YH99V判定为鸭副粘病毒。     

中国水牛瘤胃纤毛虫分布与挥发性脂肪酸的研究

对中国广西西林水牛和摩拉水牛瘤胃纤毛虫种类分布进行了鉴定检测,并测定了其瘤胃液挥发性脂肪酸浓度,同时进行了比较研究。全部检出17属63种25型瘤胃纤毛虫,比以前进行的8种反刍动物瘤胃纤毛虫分布研究中出现的总数和每个宿主个体中出现的平均纤毛虫种数多,种类构成最复杂,其纤毛虫构成特点类似于东南亚地区水牛瘤胃纤毛虫构成特点。其中广西西林水牛中检出了Entodinium biconcavumsp n,是至今从未鉴定记载过的认为是新种的特殊种类。广西西林水牛检出13属54种20型、摩拉水牛检出16属45种11型瘤胃纤毛虫。广西西林水牛瘤胃纤毛虫平均密度为2.13×105/mL,摩拉水牛瘤胃纤毛虫密度为3.43×105/mL。中国水牛瘤胃纤毛虫属别构成中Entodinium属出现率最高,但两个水牛品种间存在明显差别,其他属别构成也不尽一致。这与不同品种原来的地理环境分布与饲养管理条件有关。广西西林水牛瘤胃总VFA浓度为75.60 mmol/mL,摩拉水牛的为58.74 mmol/mL。瘤胃总VFA含量中均为乙酸含量最高,属于典型的粗饲料发酵类型。     

黄土丘陵区草本群落生物量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草地是干旱半干旱地区黄土高原植被组成的主体,而草本植物作为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势群落,在黄土高原恢复植被和水土保持建设方面存在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本试验选取黄土丘陵区不同纬度下的草本群落为研究对象,分析草本群落地上、地下生物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同时并验证等速生长关系,以期为黄土丘陵区恢复植被、改善生态建设方面提供理论指导。结果表明:(1)在纬度梯度35.95°~38.36° N变化范围内,黄土丘陵区不同植被带草本群落地上生物量变化范围为54.60~204.32 g·m^-2,平均值156.968 g·m^-2,变异系数为27.83%;地下生物量变化范围为78.88~829.64 g·m^-2,平均值469.21 g·m^-2,变异系数为48.87%;草本群落地下/地上生物量变化范围为 0.93~4.49,平均值2.89,变异系数为39.18%。草本群落生物量(地下、地上)大小顺序均为:森林-草原带>草原带>森林带>草原-荒漠带,且地上、地下生物量随纬度梯度变化规律均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单峰型变化趋势。(2)草本群落地下与地上生物量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决定系数达到0.59,且符合等速生长关系。(3)草本群落地下生物量与年均降水、年均温、土壤有机碳、全氮、全磷含量之间均呈显著相关。气候因子和土壤理化性质对地下生物量都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其影响机理还需进一步结合植物生物学和生理生态方面的综合研究才能做出准确结论。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自汉代苜蓿引入我国以来,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民国时期亦不例外,苜蓿种植利用也得到了发展。在收集近现代有关苜蓿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苜蓿种植利用情形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结果表明,在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乃为我国苜蓿种植集中区,在陕西、甘肃、新疆、绥远(西部)、宁夏和青海等都有种植,据不完全考查,种植苜蓿的县有52个,其中以陕西最多,达22个县,甘肃次之为14个县,新疆为8个县,绥远(西部)为3个县,宁夏2县(道)和青海1个县。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发展苜蓿的势头高涨,如1942年边区政府在延安、安塞、甘泉、志丹、定边、靖边等县种植苜蓿达3万亩,陇东种植苜蓿2.3万亩;1944年延川县紫花苜蓿保留面积2.0万亩,到1949年,陕西全省种植苜蓿约98.49万亩。1949年新疆苜蓿保留面积达29300 hm²。绥远河套地区还进行了苜蓿粮草轮作,并建立了苜蓿种植基地。为了鼓励苜蓿种植,边区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例如,1941年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关于种牧草的指示信》,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卅一年推广苜蓿实施办法》等,李仪祉在治理黄河的方略中,从大农业、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出发,提倡广种苜蓿,肥田养畜,并提出了4条种植苜蓿的措施。李烛尘提出,苜蓿根入土深,且能耐旱,适宜西北地区种植和培植草原。苜蓿除用于饲喂家畜外,幼嫩时可当蔬菜食用,在灾荒年也是百姓很好的救荒食物,苜蓿作为农产品常出现在兰州的市场上,试验表明苜蓿保存水土流失的作用要大于作物。     

我国明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苜蓿被《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和《农政全书》以及明皇帝实录与方志等经典要籍所记载,充分体现了苜蓿在明代的重要性、研究的普遍性和种植的广泛性。本研究以记载明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和方法,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对明代苜蓿种植分布与状况、植物生态生物学特性、栽培管理和利用方式等进行尝试性研究考查。结果表明,明代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甘肃和宁夏等省均有苜蓿种植,其中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在苜蓿植物学、生态生物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对苜蓿植株形态、花色及其着生部位、荚果种子形状的精准描述已达到现代植物学的水准。同时,对苜蓿的轴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记载其根的形态与黄芪的根相类似。在明代出现了紫花和黄花2种苜蓿的记载;主张苜蓿与荞麦混作,并利用苜蓿的肥田能力,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度中;提倡7、8月种苜蓿,一年三刈,种子田一刈;苜蓿3年后生长进入旺盛期,7、8年后衰退垦去。在苜蓿饲用方面明代王象晋提出了最佳利用时期,即“苜蓿花时,刈取喂马牛,易肥健食”。同时,在苜蓿的食用、药用等方面人们利用得更加具体有效。此外,苜蓿还可做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