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苜蓿的植物学研究考

我国古代苜蓿植物学研究堪称世界一流,然而到目前为止,对其研究考证尚属少见。本文以记载苜蓿植物学的相关典籍为材料,采用植物考据学方法,考证我国古代苜蓿植物学研究。重点考证了汉代引种苜蓿的原产地、古代苜蓿的分布与适应性和苜蓿形态特征特性等。考证表明,古代首先阐明了我国苜蓿的来源和栽培区域,其次是阐明了从西域引种的苜蓿为紫花苜蓿,并对根、枝条、叶和果等苜蓿形态特征有正确的认识。《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都记载了我国汉代苜蓿来源于大宛和罽宾,这是我国对苜蓿栽培史的世界性贡献。汉代至唐宋西北地区种植苜蓿已颇为广泛,到明代苜蓿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江南人不识也”。苜蓿的根、枝条、叶和花、果、实等的形态特征也得到了广泛的科学系统研究,特别是苜蓿花色的研究为确定我国古代栽培苜蓿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唐代韩鄂在《四时纂要》中明确指出,苜蓿“紫花时,大益马”。明代的朱橚《救荒本草》、王象晋《群芳谱》和清代的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 等专著都记载了苜蓿开紫花,唯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的是苜蓿开黄花。后人研究表明,前者为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汉代引入的苜蓿即此),后者为南苜蓿(M. hispida),而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中提到的另一种开黄花的野苜蓿应该是黄花苜蓿(M. falcata)。通过本研究,可揭示我国古代对苜蓿特性的认识过程,对今天我们更好地认识苜蓿、利用苜蓿起借鉴作用。     

我国明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苜蓿被《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和《农政全书》以及明皇帝实录与方志等经典要籍所记载,充分体现了苜蓿在明代的重要性、研究的普遍性和种植的广泛性。本研究以记载明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和方法,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对明代苜蓿种植分布与状况、植物生态生物学特性、栽培管理和利用方式等进行尝试性研究考查。结果表明,明代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甘肃和宁夏等省均有苜蓿种植,其中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在苜蓿植物学、生态生物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对苜蓿植株形态、花色及其着生部位、荚果种子形状的精准描述已达到现代植物学的水准。同时,对苜蓿的轴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记载其根的形态与黄芪的根相类似。在明代出现了紫花和黄花2种苜蓿的记载;主张苜蓿与荞麦混作,并利用苜蓿的肥田能力,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度中;提倡7、8月种苜蓿,一年三刈,种子田一刈;苜蓿3年后生长进入旺盛期,7、8年后衰退垦去。在苜蓿饲用方面明代王象晋提出了最佳利用时期,即"苜蓿花时,刈取喂马牛,易肥健食"。同时,在苜蓿的食用、药用等方面人们利用得更加具体有效。此外,苜蓿还可做贡品。     

隋唐五代时期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马嗜苜蓿,苜蓿作为马的最佳牧草,为唐马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采用植物考据原理与方法,以记载隋唐五代苜蓿的典籍为基础,结合现代研究成果,考查了隋唐五代时期苜蓿的种植分布与栽培利用等。结果表明,陇右8坊48监和1296个陆驿的设置,带动了唐苜蓿的发展。《陇右监牧颂德碑》记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禦冬”。考查发现,唐时期陇右、关内、河东三道、安西都、毗沙都和渭河与黄河下游流域乃至郢州等皆有苜蓿分布。《新唐书》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 根据《唐六典》记载的驿站马匹数量,最大的都亭驿站有驿马75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00 hm²,最小的驿站有驿马8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1.33 hm²。驿田之性质与牧田同,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在隋朝设有掌管种植苜蓿的部门,唐有苜蓿丁掌管苜蓿种植,并以律令制度对苜蓿种植进行了规定,建立了以苜蓿为主的饲草基地,解决了冬季饲草这个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关键问题;唐代仍沿用着汉代苜蓿分期播种技术,加强了苜蓿秋冬季的管理,苜蓿在饲用、食用、药用和香料等方面都有大的发展。隋唐五代苜蓿的管理经验和种植利用技术,对今天我国苜蓿的发展具有积极的鉴借作用。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种植利用刍考

采用文献考证法,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苜蓿名称与名实、苜蓿引种与种植分布、种植管理与利用等进行了考证。结果表明,自张骞通西域汉使引入苜蓿,其初名的文字不是现在“苜蓿”写法,而是“苜蓿”的同音异字或异音异字,汉使引入的苜蓿即为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汉武帝命人在离宫别观旁种植苜蓿获得成功,后苜蓿传至民间,乃至遍于关中,进而在宁夏、甘肃乃至青海东部、内蒙古西部和新疆及黄河中下游等北方地区广为种植。东汉崔寔提出的苜蓿播种期和刈割期,为我国最早的苜蓿种植技术,到北魏贾思勰系统总结了水地、旱地苜蓿的种植管理及利用技术,为我国苜蓿的种植奠定了基础。在汉代,为了加强苜蓿的种植,还专门设置了苜蓿苑,用于苜蓿种植,并有专人负责。苜蓿除用于饲草外,在早春幼嫩时还可蔬食,并作为观赏植物常常被种在皇家园林中。从一些出土文物可知,苜蓿早在汉代就已成为商品在进行交易,征收苜蓿草是国家的大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植的苜蓿为紫花苜蓿。汉代苜蓿的引进不仅丰富了我国农产物,而且来源记载清晰准确,是我国对世界苜蓿栽培史的重大贡献。     

清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记载我国清代苜蓿的史料资源丰富。本研究采用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以记载清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查清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结果表明,苜蓿是清代重要的作物或饲草,在华东、华北、东北和西北乃至陕川鄂毗邻地区均有苜蓿种植,据不完全考证,清代有21个省的176个县(州、府、地区等)种植苜蓿。苜蓿的考证亦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雍正《畿辅通志》曰:"藤蔓菀,叶丛生,紫花,荚实。"徐松曰:苜蓿"今中国有之,惟西域紫花为异"。在清代亦有学者对苜蓿的名称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清代苜蓿的植物学与生长特性研究也比较突出,程瑶田和吴其濬开展了苜蓿植物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同时程瑶田还对苜蓿生长特性、物候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苜蓿的治碱改土和固氮肥田等生态特性在清代被广泛利用,并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中,苜蓿的饲蔬两用性和本草性得到广泛利用,特别是在灾荒年里,苜蓿的食用性得到很好的体现;罗振玉提倡在僻远地区种苜蓿等绿肥作物以肥田,并建议引进国外苜蓿良种;为了保护苜蓿,陕西有些县村都制定了苜蓿保护条例;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苜蓿适宜土壤的选择,利用苜蓿耐瘠薄、耐盐碱、抗风沙等特性,将苜蓿种植在了碱地、沙地、石地、淤地、虫地、草地和阴地等上;认识到了苜蓿种子的硬实性,并在播种前进行处理,掌握了苜蓿的适宜播种时间,并制定了苜蓿刈割制度,规范了苜蓿干草调制方法,强调苜蓿地的冬春季管理,在清代有了比较清晰系统的苜蓿农事月龄。     

我国古代苜蓿物种考述

由于最早记载苜蓿的典籍没有明示其是紫花还是黄花,导致对我国古代苜蓿物种认识上存在分歧,目前大致有5种观点:一是古代苜蓿专指紫花苜蓿;二是南苜蓿;三是紫苜蓿与南苜蓿的合称;四是黄花苜蓿;五是不确定。本研究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通过收集整理记载苜蓿植物生物学的典籍,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证苜蓿物种。研究表明,汉代从大宛国传入我国的苜蓿与紫花苜蓿的起源地相一致,并且唐代韩鄂《四时纂要》明确记载了苜蓿开紫花,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这与我国汉代苜蓿最初引种地相一致,在之后也有不少典籍同样记述了苜蓿开紫花,乃至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可以确定,我国汉代引入的苜蓿应该是开紫花的苜蓿,即紫花苜蓿。宋梅尧臣和明李时珍记述的开黄花的苜蓿,至少说明在宋代和明代开黄花的苜蓿就在我国存在和被利用。据清《植物名实图考》记载,在古代我国有3种苜蓿被利用,即紫花苜蓿、南苜蓿和黄花苜蓿。     

苜蓿种子包衣技术与工艺（一）

针对苜蓿种植者过多关注苜蓿的地上部分,而往往忽略地下世界变化的现象,阐明苜蓿的生长关键在于根,苜蓿根系的健康问题决定着地上的产量。并从苜蓿种子“萌动-发芽-出苗-发育-生长”的生长周期进行介绍,阐述不同播种深度、土壤类型对出苗率的影响,苜蓿的“自疏作用”以及苜蓿种子在发芽前所面临的各种危害。提出种子包衣技术对根系健康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起到综合防治苜蓿病虫危害、抗旱防寒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保证一次播种保全苗,并促进苜蓿的发芽生长,培育壮苗,提高产量和改善品质。     

秋末刈割处理对沙地苜蓿冬季根颈非结构碳氮的影响

为解决科尔沁沙地紫花苜蓿秋末是否应该刈割及最佳刈割时期的争议,对秋末不同时期刈割处理和未刈割的8个紫花苜蓿品种根颈中非结构碳氮物质变化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未刈割紫花苜蓿根颈中可溶性糖含量、淀粉含量均显著高于不同时期刈割的紫花苜蓿根颈中含量(P<0.05);土壤冻融交替期(11月1日),秋末晚割(10月15日)紫花苜蓿根颈中可溶性蛋白含量和游离氨基酸含量与未刈割相比均显著增加(P<0.05)。土壤封冻期(12月1日),未刈割紫花苜蓿根颈中可溶性蛋白、游离氨基酸含量均高于不同时期刈割根颈中含量,其中游离氨基酸含量晚割(10月15日)均显著低于未刈割根颈中含量(P<0.05),可溶性蛋白含量10月1日刈割均显著低于未刈割根颈中含量(P<0.05),且10月1日刈割后苜蓿根颈中游离氨基酸、可溶性蛋白含量经过“增长-降低-稳定”过程。两时期测定结果不同,可能与刈割后苜蓿再生长有关;未刈割与刈割处理不同紫花苜蓿品种间根颈中可溶性糖、淀粉、可溶性蛋白、游离氨基酸含量存在差异;未刈割紫花苜蓿根颈中C/N显著大于不同时期刈割处理的根颈中C/N。初步结论为:科尔沁地区冬季寒冷、降雪少,秋末刈割导致地上碳水化合物无法向根系运输,且刈割后苜蓿再生长消耗根系营养物质。为确保紫花苜蓿安全越冬保障苜蓿根系中积累大量储藏物质,不适宜秋末敏感期刈割或选择种植刈割后根颈中C/N高的紫花苜蓿品种如东苜1号等。     

20个紫花苜蓿品种在甘肃两个地区的生产性能及营养价值综合评价

在武威黄羊镇和兰州永登地区,以20个紫花苜蓿不同品种作为研究对象,连续两年对其在初花期的干草产量、株高、茎叶比、鲜干比、粗蛋白、酸性洗涤纤维、中性洗涤纤维、粗灰分、粗脂肪含量进行测定分析,并采用灰色关联度法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皇后”在黄羊镇和永登地区干草产量均为最高,分别为8.15和7.78 t/hm²;“甘农4号”在黄羊镇地区株高最高(102.44 cm),“驯鹿”在永登地区株高最高(96.44 cm);“陇东苜蓿”在黄羊镇地区粗蛋白含量最高(18.08%),“陇中苜蓿”在永登地区最高(17.91%);“苜蓿王”在黄羊镇地区酸性洗涤纤维含量最低(31.19%),而“太阳神”、“柏拉图”在永登地区并列最低(33.99%);“苜蓿王”在黄羊镇地区中性洗涤纤维含量最低(39.08%),“北极星”在永登地区最低(42.96%)。综合分析结果显示,“苜蓿王”、 “甘农4号”、“陇东苜蓿”、“北极星”在黄羊镇地区综合表现优异;永登地区“柏拉图”、“皇后”、 “苜蓿王”、 “北极星”综合表现优异,这些品种在上述各地区分别具有较高的推广利用价值。     

苜蓿饲草产业发展的质与量问题

苜蓿产业在国家“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项目指导和支持下,得到一定的发展,为保障奶牛饲草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苜蓿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是数量和质量问题,数量不能完全满足我国奶牛养殖业的需求,质量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面对苜蓿国际进口市场的挑战和高质量稳定发展的需求,提出5 点建议,包括国家补助资金引导、产业集群培植、草地为农业后备耕地思想的树立、苜蓿种植空间的布局以及质量标准的提高。     

华北及毗邻地区近代苜蓿栽培利用考述

华北及毗邻地区是我国近代农业变革的重要区域,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农业技术有明显的进步。苜蓿作为华北及毗邻地区(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河南、山西、绥远、山东及苏北地区)的重要作物或饲草,在变革的农业发展中,苜蓿亦得到发展。采用植物考据学方法与原理,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对华北及毗邻地区近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进行了初步考证。结果表明,齐如山考释了华北地区苜蓿的方言,发现该地区常将苜蓿读为木须。据不完全考查,该区域近代大约有73个县(厅、地区)有苜蓿种植,其中以山东最多,达27个县,河北次之,达19个县,山西第三,达11个县,3个省占总数的78.0%。由于华北及毗邻地区近代苜蓿的种植,都形成了地方苜蓿品种,如晋南苜蓿、蔚县苜蓿、无棣苜蓿及淮阴苜蓿等。在华北地区为了发展苜蓿,政府也出台了若干项鼓励种植苜蓿的政策。苜蓿是华北及毗邻地区极好的饲草,常以花草的形式饲喂家畜,在苜蓿幼嫩时亦是很好的蔬菜。在近代盐碱地改良中,苜蓿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山东和苏北盐垦区都有苜蓿种植。苜蓿是其主要播种形式,并注意到了播种床的精耕细作,本地区苜蓿一年刈割3次,用钐镰刈割。苜蓿种一次可使用10余年,但苜蓿怕积水。     

明清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

方志是珍贵的史料,苜蓿作为重要的物产资源被明清时期的许多方志所记载,这对研究我国这一时期的苜蓿发展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华东、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地明清时期的方志为研究重点,应用考据学原理与技术,对103个方志中的苜蓿进行了考查和梳理,结果表明,明清时期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共计15个省,98个县(府/州/厅),其中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尤为普遍。方志记载的内容广泛,例如记载了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及其利用情况,人们利用苜蓿的宿根多年生性,种植三四年沃土肥田后,耕翻可使后作产量增加,利用苜蓿的耐碱性改良土壤后再种其他作物易于成功;河北方志中记载了清代河北种植的苜蓿有2种,即紫花苜蓿和黄花苜蓿;苜蓿不仅是重要的草类资源,亦是重要的蔬菜资源,苜蓿不仅作为饲草,幼嫩的枝条也被用来食用,特别是在饥年苜蓿是重要的救荒食物。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自汉代苜蓿引入我国以来,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民国时期亦不例外,苜蓿种植利用也得到了发展。在收集近现代有关苜蓿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苜蓿种植利用情形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结果表明,在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乃为我国苜蓿种植集中区,在陕西、甘肃、新疆、绥远(西部)、宁夏和青海等都有种植,据不完全考查,种植苜蓿的县有52个,其中以陕西最多,达22个县,甘肃次之为14个县,新疆为8个县,绥远(西部)为3个县,宁夏2县(道)和青海1个县。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发展苜蓿的势头高涨,如1942年边区政府在延安、安塞、甘泉、志丹、定边、靖边等县种植苜蓿达3万亩,陇东种植苜蓿2.3万亩;1944年延川县紫花苜蓿保留面积2.0万亩,到1949年,陕西全省种植苜蓿约98.49万亩。1949年新疆苜蓿保留面积达29300 hm²。绥远河套地区还进行了苜蓿粮草轮作,并建立了苜蓿种植基地。为了鼓励苜蓿种植,边区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例如,1941年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关于种牧草的指示信》,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卅一年推广苜蓿实施办法》等,李仪祉在治理黄河的方略中,从大农业、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出发,提倡广种苜蓿,肥田养畜,并提出了4条种植苜蓿的措施。李烛尘提出,苜蓿根入土深,且能耐旱,适宜西北地区种植和培植草原。苜蓿除用于饲喂家畜外,幼嫩时可当蔬菜食用,在灾荒年也是百姓很好的救荒食物,苜蓿作为农产品常出现在兰州的市场上,试验表明苜蓿保存水土流失的作用要大于作物。     

苜蓿的起源与传播考述

苜蓿的起源与传播,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不仅是草学界和草史界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农学界乃至农史界的重要研究课题。苜蓿作为一种古老的栽培作物,其起源与传播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伊朗(波斯)为苜蓿的起源中心得到广泛认可。苜蓿有两个不同的起源中心,一是外高加索山区,现代欧洲型苜蓿就来源于此,另一个为中亚细亚,是有史以来的灌溉农业区,夏季酷热干燥,这点和外高加索一样,但不同的是冬季温暖。在伊朗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炭化苜蓿种子足以证明苜蓿是一种古老的作物,大约在8000年之前人类就开始利用苜蓿了,在公元前1300年的土耳其和公元前700年的巴比伦人的教科书中就出现了有关苜蓿的记载。像其他作物的传播一样,苜蓿的传播也是通过航海贸易和军队入侵,苜蓿是战马的主要饲料,约在公元前490年,波斯人入侵希腊时,苜蓿种子也随之被带入希腊,苜蓿传入意大利的时间还不确定,可能是公元前200年。在苜蓿传入意大利的同时,公元前126年由汉武帝派往西域的使者张骞将苜蓿种子带入中国。到1550年,苜蓿从西班牙扩展到法国,1565年到比利时和荷兰,1650年到英国,大约在1750年到德国和奥地利,1770年到瑞典,18世纪传到俄罗斯,之后,大约1800年又由欧洲传入新西兰,1806年引入澳大利亚。苜蓿于1535年被传入秘鲁,直到18世纪,苜蓿才被引入阿根廷,从秘鲁又传入智利。苜蓿于1736年,从墨西哥传入美国。     

明清时期苜蓿的地域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对中国古籍库与中国方志库中的苜蓿记载的考察，发现苜蓿名实的流变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面貌。即古籍记载中苜蓿名实相对单一明了，对苜蓿花色的指向比较明晰；方志中则比较复杂，出现了大量苜蓿异名，常与其他植物相混淆。其名实的流变实际上是苜蓿在中国传播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对各地方志中的苜蓿记载次数进行计量分析，可以直观地看到，明清时期的苜蓿主要分布于西北、华北、江淮等地，在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西南边疆等地也有一定分布。结合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分布格局的成因：首先，明清卫所的设置与变迁使得苜蓿作为军马草料成为卫所屯田中不可或缺的经营项目，在边疆地区、漕运沿线深入传播；其次，明清灾区社会的形成促发了苜蓿的广植与利用，苜蓿成为贫苦农家的“救荒奇菜”和贫困城邑的“备荒良品”；最后，苜蓿栽培技术的简易与传统蔬类成法的套用，使得苜蓿能够持续、长久、便捷地在中国传播。在清中叶后，采用苜蓿治理盐碱地已经在河北、山东普遍实施，其与其他作物的轮作原理与方法也已经颇为成熟。总之，与苜蓿相关的农艺技术已经形成体系，苜蓿的本土化和农耕化在明清时期进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