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沿岸牡蛎体内DDTs的时空变化趋势研究

为了解广东沿岸牡蛎体内滴滴涕(DDTs)的残留水平和时空分布情况,于1989-1993和2003-2012年间每年3月份采集广东沿岸海域的近江牡蛎,用气相色谱法测定其DDTs的含量,同时结合1980-1985年广东省海岸带污染调查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广东沿岸牡蛎体内DDTs的残留量、时空分布和组成特征,并评价了其食用安全性与生物质量。结果表明：广东沿岸牡蛎体内DDTs检出率为96.9%,检出的样品中含量范围为0.11～76.3 ng/g,平均值是(3.87±7.40) ng/g。在时间上,广东沿岸牡蛎体内DDTs含量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点, 1980s-1990s初期为显著下降阶段,2003-2007年先小幅反弹后略微下降,2008-2012年总体呈归于平稳的趋势,且该时段各年份间无显著差异（P > 0.05）。空间上,1980s初期珠江口岸段牡蛎体DDTs含量远高于粤东、粤西岸段,随着时间推移,3个岸段之间含量差距逐渐缩小,1989年之后各年间3个区域DDTs平均含量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P > 0.05）。DDTs的组分特征分析显示,广东沿岸海域牡蛎体内DDTs主要来源于历史使用残留,但在1989-1993年和2003-2007年时段内可能有三氯杀螨醇来源的DDTs输入。评价结果表明,就DDTs而言,广东沿岸海域所有样品均未超我国相关残留限量标准,近年来大部分站点牡蛎食用安全,生物质量状况良好。     

广东沿岸牡蛎体内DDTs的时空变化趋势

为了解广东沿岸牡蛎体内滴滴涕(DDTs)的残留水平和时空分布情况,于1989-1993年和2003-2012年间每年3月份采集广东沿岸海域的近江牡蛎,用气相色谱法测定其DDTs的含量,同时结合1980-1985年广东省海岸带污染调查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广东沿岸牡蛎体内DDTs的残留量、时空分布和组成特征,并评价了其食用安全性与生物质量.结果显示,广东沿岸牡蛎体内DDTs检出率为96.9％,检出的样品中含量范围为0.11～76.3 ng/g,平均值是(3.87±7.40) ng/g.在时间上,广东沿岸牡蛎体内DDTs含量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为显著下降阶段,2003-2007年先小幅反弹后略微下降,2008-2012年总体呈归于平稳的趋势,且该时段各年份间无显著差异.空间上,20世纪80年代初期,珠江口岸段牡蛎体DDTs含量远高于粤东、粤西岸段,随着时间推移,3个岸段之间含量差距逐渐缩小,1989年之后各年间3个区域DDTs平均含量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DDTs的组分特征分析显示,广东沿岸海域牡蛎体内DDTs主要来源于历史使用残留,但在1989-1993年和2003-2007年时段内可能有三氯杀螨醇来源的DDTs输入.结果表明,就DDTs而言,广东沿岸海域所有样品均未超我国相关残留限量标准,近年来大部分站点牡蛎食用安全,生物质量状况良好.     

福建漳江口水产品中六六六和滴滴涕的残留及其人体健康风险

采用气相色谱(GC-ECD)方法分析了漳江口水产品中六六六(HCHs)、滴滴涕(DDTs)的残留量,并对其残留水平、组成特征和人体健康风险进行了探讨与评价。结果表明:鱼类、虾类和贝类中HCHs残留量(以湿重计)分别为0.842 ng·g-1(未检出~1.42ng·g-1)、0.374 ng·g-1(未检出~0.762 ng·g-1)、1.04 ng·g-1(未检出~1.59 ng·g-1);DDTs残留量分别为96.3 ng·g-1(3.40~432 ng·g-1)、6.79 ng·g-1(1.53~12.1ng·g-1)、37.0 ng·g-1(9.02~78.0 ng·g-1)。水产品中DDTs残留量鱼类贝类虾类,且其残留量均高于HCHs的残留量。与其它地区相比,漳江口水产品中HCHs、DDTs含量属于中等水平。组成特征显示研究区域近期无HCHs污染源输入,但局部区域近期有新DDT的输入,可能与三氯杀螨醇的使用有关。所采集的水产品中HCHs、DDTs残留量尚低于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再残留限量(GB2763-2014),亦低于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关的最大残留限量,HCHs、DDTs通过膳食的暴露暂时不会对该地区的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2003～2005年和1991～1993年广东沿海牡蛎体六六六和滴滴涕残留比较

于2003-2005年的每年春季,在广东沿岸10个海湾,每个海湾采集近江牡蛎（Crassostrea rivularis）成体30只,测定其中六六六（BHCs）和滴滴涕（DDTs）的含量。结果显示,2003-2005年近江牡蛎体中DDTs平均含量是68.7ng/g（干重）,为1991-1993年的5.54倍。样品中DDTs年平均含量在2003-2005年快速增加,但在1991-1993年前是缓慢减少。2003-2005年DDE/DDTs含量比为12.8%-39.1%,比12年前的45%-55%明显更低。2003-2005年牡蛎样品中BHCs平均含量是3.27ng/g（干重）,仅相当于1991-1993年的16%。样品中BHCs年平均含量在2003-2005年持续降低,降速比1991-1993年缓慢。2003-2005年γ-BHC/BHCs平均含量比为19.6%,低于12年前的26%。样品中BHCs、DDTs区域平均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粤东沿岸、珠江口、粤西沿岸/粤东沿岸、粤西沿岸、珠江口,与12年前的区域分布格局相同。本研究采集的牡蛎样品中,BHCs、DDTs含量范围分别是未检出-1.21μg·kg^-1和0.11-76.3μg·kg^-1（湿重）,均低于中国和欧美的最低残留限量（湿重）。     

广东沿岸牡蛎体内HCHs的时空分布特征

于1989—1993和2003—2012年间每年春季采集广东沿岸的近江牡蛎样品(Crassostrea rivularis Gould),用气相色谱法测定其中六六六(HCHs)的含量,并结合1980—1985年广东省海岸带污染调查的相关数据,分析和探讨了广东沿岸牡蛎中六六六(HCHs)的时空分布特征,并评价了其食用风险与生物质量.结果表明,广东沿岸牡蛎体内HCHs含量范围在未检出~42.4 ng/g之间,平均值为(1.70±6.13) ng/g,总体检出率为92.3%.广东沿岸海域牡蛎体内HCHs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禁用六六六以来先快速下降,90年代以后降幅放缓并逐渐趋于平稳,30年间HCHs含量降低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0.06%.在空间上,80年代初期珠江口岸段HCHs含量远高于粤东和粤西岸段,随着时间的推移,粤西岸段HCHs的含量比逐渐升高,而珠江口的则逐渐降低,三者含量差距缩小.HCHs组分特征分析认为,80年代末期以来,广东沿岸海域牡蛎体内HCHs主要来源于历史使用残留,但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期间,广东沿岸地区牡蛎体内HCHs可能源于林丹的使用.评价结果表明,所有样品中HCHs均远低于中国相关残留限量标准,但1989年有75.0%的样品中HCHs超出中国《海洋生物质量》一类标准;通过食用牡蛎,每日HCHs摄入量在0.11~83.62 ng/(kg·d),远低于世界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的每日允许摄入量.     

河北省近岸海洋贝类体内污染物残留及评价

通过对河北省沿岸11种23个海洋贝类样品体内污染物残留的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按照《海洋生物质量》一类标准,河北省沿岸海洋贝类生物质量全部超标,主要污染物为Pb、Cd、As和DDTs;同时不同贝类体内污染物残留差别明显,蛤蜊类体内Pb的残留量比其他贝类明显要高,脉红螺、扁玉螺和毛蚶体内Cd和As的残留量比其他贝类含量要高,而缢蛏体内DDTs的残留量比其他贝类要高出十几倍。因此应加强河北省海洋经济贝类的生物质量的监测和控制。     

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中六六六、滴滴涕残留与风险评价

于2005-2007年夏季采集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68个经济水产品样品,用气相色谱法测定其中的六六六(BHCs)、滴滴涕(DDTs)的残留量,并对其残留水平、分布趋势和组成特征,以及污染现状、食用安全和人体健康风险进行探讨与评价。结果表明:贝类、虾类、蟹类和鱼类的BHCs的残留范围分别为未检出~1.53 μg/kg、未检出~0.830 μg/kg、未检出~1.21 μg/kg、未检出~4.02 μg/kg(湿重),DDTs的残留范围分别为0.184~66.9 μg/kg、未检出~2.87 μg/kg、8.04~126 μg/kg、0.891~310 μg/kg(湿重)。BHCs污染指数均小于0.5,未受到BHCs的污染;71.2%的样品DDTs的污染指数在0.581~31.0之间,不同程度受到DDTs的污染。与国内外其它海域相比,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中BHCs残留量处于较低水平,而DDTs残留量处于国内邻近海域中等水平、亚太等国外海域较高水平。贝类和鱼类的p,p′-DDT的含量较高,p,p′-DDT/DDTs平均含量比分别为43.8%和49.1%,推测有新的DDTs类污染物输入。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中BHCs、DDTs的残留量符合我国的无公害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低于欧盟、美国、日本的食品安全限量;参照美国环保局(US EPA,2000)推荐的危害参考剂量RfD和可疑化学物质致癌斜率因子的接触风险指数ERI和致癌风险指数CRI分析表明,闽东沿岸生态监控区经济水产品消费引起的BHCs、DDTs的接触风险和潜在致癌风险均为可接受风险。     

黄、渤海沿海贝类体内六六六(HCH)与滴滴涕(DDT)残留水平评价与分析

2006年和2007年6月对20个采样区域,8个品种贝类体内六六六(HCHs)和滴滴涕(DDTs)残留水平进行检测与评价,并进行了不同贝类、不同区域、年间变化以及安全性风险分析.结果表明,(1)六六六(HCHs)和滴滴涕(DDTs)在20个区域的所有检测贝类体内残留量均十分低,均未超过评价标准,说明这两种物质在黄、渤海区本底值非常低,贝类的安全性没有受到其影响;(2)对8种贝类检测结果比较可看出,贻贝体内滴滴涕(DDTs)的残留量相对较高,说明贻贝对滴滴涕(DDTs)的富集相对较强;(3)2006年6月在20个区域中,有9个区域的样品是杂色蛤.比较显示,桑沟湾杂色蛤体内滴滴涕(DDTs)的残留量相对较高.     

山东养殖贝类中有机氯农药与多氯联苯污染特征及风险评价

利用气相色谱法同时测定了山东沿海主要养殖区贝类[四角蛤蜊(Mactra veneriformis)、菲律宾蛤仔(Ruditapes decussatus)、长牡蛎(Ostrea gigas)等]体内有机氯农药(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OCPs)、多氯联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Bs)等15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POPs)的含量,与国内外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并对污染物在贝类体内的残留水平、空间分布及季节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采用美国环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推荐的方法进行了风险评价。结果显示,贝类中六六六(hexachlorocyclohexane,HCHs)、滴滴涕(dichlorodiphenyl trichloroethane,DDTs)、PCBs的质量分数分别为n.d.~17.6μg·kg^–1、2.68~66.7μg·kg^–1和n.d.~36.8μg·kg^–1(湿质量,下同)。所有贝类中HCHs均符合国家标准《海洋生物质量》中一类生物质量评价标准;73%的贝样中w(DDTs)介于一类标准与二类标准之间。所有样品OCPs和PCBs均未超过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的标准限值。致癌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没有接触风险。与国内外部分沿海海域贝类相比,山东沿海养殖贝类中HCHs、DDTs和PCBs的含量均处于中等水平。     

福建省海水贝类养殖区表层沉积物及贝类滴滴涕的残留与风险评价

为了评估福建省海水贝类养殖区滴滴涕(DDTs)的残留水平和风险,于2005年8月和2006年8月,采集养殖区20个站位的表层沉积物样品20个、养殖贝类样品46个,用气相色谱法测定其中DDTs的残留量,并对其残留水平、分布趋势和组成特征进行分析,以期对该地区污染状况、生态风险及贝类食用安全进行探讨与评价。结果表明,福建省贝类养殖区表层沉积物DDTs含量范围为1.93～56.6μg/kg(干重),平均值15.8μg/kg;40%的样品DDTs的污染指数在0.697～2.83之间,不同程度受到DDTs的污染,提示存在一定的潜在生态风险。养殖贝类DDTs含量范围为2.04～107μg/kg(湿重),平均21.7μg/kg;贝体DDT残留量符合中国无公害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低于欧盟、美国、日本的食品安全限量;以每人50 g/d的摄食量估算,沿海居民食用养殖贝类的DDTs暴露量远低于WHO暂定的TDI值、美国EPA推荐的RfD值,由此引起的健康风险小。与国内邻近海域相比较,福建省贝类养殖区表层沉积物和养殖贝类体中DDTs残留量处于中等水平,与亚太等国外海域相比较,处于较高水平;从DDTs的组成特征推测,调查区部分海域有新的DDTs污染源输入。     

东莞及其邻近海域经济鱼类体内滴滴涕残留特征及风险评价

采用Agilent 7890N型气相色谱仪、毛细管色谱柱（HP-5 30 m×320μm×0.25μm）和ECD检测器测定了东莞及其邻近海域6种经济鱼类体内的滴滴涕（DDTs）残留量。结果显示,鱼类体内残留的w（DDTs）为1.527～24.842μg.kg-1,最高的为凤鲚（Coilia mystus）,其后为尖尾鳗（Uroconger lepturus）和龙头鱼（Harpadon nehereus）;鱼类体内DDTs的4种同分异构体中,w（P,P’-DDE）最高,其后为w（P,P’-DDD）、w（P,P’-DDT）和w（O,P’-DDT）,其所占总量百分比的平均值分别为44.55%、29.19%、22.01%和4.25%;东莞及其邻近海域内应无新的DDTs污染源输入,鱼体内的DDTs可能来自过去的污染,对人体健康不构成威胁。     

诏安湾海洋生物体中多氯联苯（PCBs）和有机氯农药（OCPs）污染特征及对人体健康影响评价

以诏安湾内4个航次调查和分别采集到的虾类、贝类及鱼类样品为研究对象,采用气相色谱（GC）法,分析了样品中PCBs及OCPs含量及组分特征,采用致癌风险指数CRI（carcinogenic risk index）和接触风险指数ERI（expose risk index）作为人体健康评价标准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PCBs（多氯联苯）、HCHs（六六六）和DDTs（滴滴涕）在样品中质量分数变化范围分别为：0．00—7．32ng／g、0．00～0．65ng／g及0．00～152．93ng／g。PCBs主要以PCB77（3,3’,4,4’-四氯联苯）为主,HCHs不具有明显的组分特征且在大部分样品中未检出,4种DDTs污染物中,4．4’-DDT是主要的组分,DDT／∑DDTs平均值为68％,说明诏安湾内可能存在DDTs新的输入源,污染物的CRI〈1．0×10^-4,显示为可接受的致癌风险;ERI〈1,显示为可接受的接触风险。     

牡蛎塭池中多环芳烃的分布、来源和生态风险评价

研究了长沙湾牡蛎塭池环境中多环芳烃的含量分布及其对养殖牡蛎质量安全的潜在风险。结果显示,牡蛎塭池水体、悬浮物、养殖牡蛎和沉积物中多环芳烃质量浓度分别为6.62~21.2 ng·L~(-1)(均值9.87 ng·L~(-1))、92.9~355μg·kg~(-1)(均值198μg·kg~(-1))、12.7~17.4μg·kg~(-1)(均值15.5μg·kg~(-1))和247~615μg·kg~(-1)(均值322μg·kg~(-1))。塭养区悬浮物平均含量高于塭养区外,但是差异不显著。塭养区水中多环芳烃平均含量与塭养区外相近,悬浮物中多环芳烃含量高于塭养区外,而沉积物中多环芳烃含量均值低于塭养区外。表层沉积物多环芳烃组成以3环为主,其次是4环。来源解析表明该区域多环芳烃主要源自化石燃料的燃烧,受养殖区周边燃煤发电工业的影响。风险评价结果显示,塭养区表层沉积物中多环芳烃含量低于效应区间低值,对养殖牡蛎安全潜在风险小,但是芴和蒽等同系物的含量介于效应区间低值和中值之间,可能会对塭养牡蛎养殖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牡蛎帕金虫的检测与鉴定

对中国沿海23个地点的太平洋牡蛎（Crassostrea gigas）、近江牡蛎（Crassostrea ariakensis）、褶牡蛎（Ostrea plicatula）进行样品采集。利用液体巯基醋酸盐培养基培养法、组织切片法、聚合酶链反应法,对样品进行帕金虫含量检测。结果表明在三种牡蛎体内春、夏、冬季都有帕金虫寄生,夏季帕金虫感染率最高可达100%,其他季节感染率较低。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鉴定帕金虫种类,结果表明,在中国沿海的三种牡蛎体内主要寄生两种帕金虫：Perkinsus.sp.n（EU068107）与Perkinsus olseni,这两种帕金虫在中国沿海分布具有一定地域性,Perkinsus.sp.n（EU068107）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海的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沿岸,而Perkinsus olseni分布在中国东海的浙江省沿岸。     

海南岛近岸海域鱼类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的季节变动

根据2006年～2007年间在海南岛近岸海域进行的4个航次底拖网调查资料,分析了该海域鱼类物种组成和生物多样性特征。发现该海域鱼类种类较为丰富,调查共采集到鱼类292种,隶属于21目100科172属;其中暖水性种类数占83.32%,暖温性种类数占16.78%;与中国黄渤海共有种76种,与东海共有种220种,与南海大陆架、大陆坡和南海诸岛海域共有种分别为279种、42种和51种。鱼类优势种[相对重要性指数（IRI）〉500]依次为发光鲷（Acropoma japonicum）、斑鳍天竺鱼（Apogonichthys carinatus）、黄斑鲾（Leiognathus bindus）、皮氏叫姑鱼（Johnius belengeri）、大头白姑鱼（Argyrosomus macrocephalus）、（Therapon theraps）、棕斑腹刺鲀（Gas-trophysus spadiceus）和麦氏犀鳕（Bregmaceros macclellandi）。以生物量为基础采用5个指数研究了该海域鱼类多样性现状,并采用季节更替指数（AI）和迁移指数（MI）对各季节鱼类群落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该海域鱼类多样性水平较高,相邻季节的鱼类物种相似性也较高,随着鱼类的洄游,群落的稳定性出现较大波动。     

江苏省海岛潮间带底栖生物分布特征

2007年春、秋2季对江苏北部的东西连岛、车牛山岛、达山岛及平山岛4个海岛设置9条断面进行潮间带底栖生物调查。共发现潮间带生物127种,种类组成以藻类居首位（占35.43%）,其次为软体类（占28.35%）,甲壳类居第三（占16.54%）。内湾海岛共发现56种,主要种类为软体类;外海海岛92种,主要种类为藻类。优势种主要有白条地藤壶（Chthamalus withersi）、厚壳贻贝（Mytilus coruscus）和褶牡蛎（Alectryonella plicatula）。该区域潮间带生物平均生物量4150.42g·m^-2,以软体类最高（占81.93%）。平均生物密度17642ind·m^-2,以甲壳类最高（占76.91%）。不同生境的生物量分布为外海〉内湾;不同潮区的生物量分布为低潮区〉中潮区〉高潮区;季节分布为秋季〉春季。     

基于正交试验设计优化三疣梭子蟹SRAP-PCR反应体系

相关序列扩增多态性（sequence related amplified polymorphism,SRAP）是一种多态性高的新型分子标记,其扩增结果稳定,容易操作和引物通用性高,在遗传多样性分析、种质鉴定和遗传图谱构建等方面的广泛应用逐渐从植物转移到水产动物中。为了建立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SRAP技术体系,文章利用正交设计L16（45）对三疣梭子蟹SRAP-PCR反应体系的5因素[TaqDNA聚合酶、镁离子（Mg2＋）、模板、三磷酸脱氧核苷（dNTPs）和引物]在4个水平上进行优化试验,结果得出各因素水平变化对PCR反应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模板（纯度1.75~1.90,质量浓度10~70ng.μL-1）,Mg2＋（1.60~2.00mmol.L-1）,dNTPs（0.10~0.40mmol.L-1）,TaqDNA聚合酶（0.50~2.00U）和引物（0.10~0.40μmol.L-1）;筛选出各反应因素的最佳水平,建立三疣梭子蟹SRAP-PCR反应的最佳体系（25μL）为TaqDNA聚合酶0.50U,Mg2＋2.20mmol.L-1,模板DNA10ng,dNTPs0.20mmol.L-1,引物0.20μmol.L-1。这一优化体系可望在三疣梭子蟹遗传多样性和性别连锁标记等研究中应用。     

不同海域鲍体镉分布特征与健康风险评价

文章对中国部分海域鲍体镉（cd）的质量分数与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讨论,并对鲍体cd对人体的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1）鲍体W（Cd）总体上呈正态分布,其平均值为0．88mg·kg^-1,变化范围为0．06-1 2．02mg·kg^-1,其中广东、福建、山东和辽宁海域鲍体W（Cd）分别为（0．42±0．21）mg·kg^-1、（0．61±0．27）mg·kg^-1、（1．21±0．35）mg·kg^-1和（1．52±0．20）mg·kg^-1,不同海域鲍体W（Cd）差异显著（P〈0．05）。2）鲍体W（Cd）高于鱼类、头足类和甲壳类海洋生物,与贝类产品埘（Cd）相当;鲍体W（Cd）与栖息环境中cd的污染程度有密切关系。3）鲍体cd对人体的致癌性年风险指数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推荐的风险水平,通过鲍膳食途径的人体cd暴露量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推荐的暂定每周耐受摄人量推荐值。研究结果对于鲍的健康养殖和安全消费具有指导意义。     

水产品中7种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残留量的HPLC-MS/MS测定法

建立了水产品中7种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竹桃霉素（OLD）、红霉素（ERM）、吉他霉素（KIT）、交沙霉素（JOS）、螺旋霉素（SPI）、替米考星（TIL）和泰乐菌素（TYL）]残留检测的HPLC-MS/MS法。样品经乙腈提取,中性氧化铝和正己烷净化后,以选择反应检测模式检测,基质匹配标准工作曲线定量。在1～100 ng·mL-1范围内,7种药物的峰面积与质量浓度的线性关系良好（R2〉0.995）。试验选择不同阴性样品为试样,在4μg·kg-1、20μg·kg-1和40μg·kg-1添加水平下的回收率为75.4%～108%,相对标准偏差为0.665%～12.9%。方法的检出限为1μg·kg-1,定量限为4μg·kg-1。该方法简单,灵敏度高,重现性好,可为水产品中7种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残留的检测提供技术支持。     

漳州破灶屿海区海水及贝类体中的粪大肠菌群

2007年9月－2008年9月期间对漳州破灶屿海区海水及养殖贝类体中的粪大肠菌群（FCB）进行了采样调查,同时采集海门岛附近海域养殖贝类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破灶屿周边海域海水中FCB均未超GB 3097-1997《海水水质标准》第二类标准（≤2000个/L）,受到FCB的污染相对较小;养殖的牡蛎粪大肠菌群均符合GB 18421-2001《海洋生物质量》第一类标准（≤3000个/kg）;而海门岛附近海域养殖的缢蛏粪大肠菌群超标率为80%,贝类已受到粪大肠菌群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