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8年山东省17地市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村家庭劳动力是否外出和外出就业比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农地确权对外出就业的影响在农地流转市场发达的地区正向显著,而在农地流转市场不发达的地区不显著。最后基于实证结论,从完善农地确权工作和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展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社会燃烧理论研究

协调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之间的矛盾需要对农地非农化进行合理的调控.论文运用社会燃烧理论分析了农地非农化过程的发生,认为农地非农化是在“燃烧物质”——人口增长、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助燃剂”——农地比较经济效益低、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不合理、土地产权、权能模糊和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点火温度”——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第一次革命和快速城市化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农地比较经济效益低、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不合理、土地产权、权能模糊和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是当前调控农地非农化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     

农地流转对农业转移人口迁移意愿影响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以南京市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对象,以推—拉理论和成本—收益理论为基础,分别从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特征层面、农业生产层面、农地流转层面选取14个分析指标,分析参与农地流转的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城市的意愿.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的性别、年龄、家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学龄孩子、农地流转期限、农地流转收益、农地流转稳定性对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城市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建议提高农户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城市意愿.     

新农保是否促进了农地流转?——基于不同参保特征的视角

理论分析了新农保对农地流转影响的作用机制,采用了CHARLS 2013年的数据,通过构建Probit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及不同参保特征对农地转出和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农地转出来看,参加新农保能够显著促进土地的转出,增加土地的转出面积;参保年限越长,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从农地转入来看,参加新农保以及不同参保特征对农地转入均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参加新农保显著提高了农户转入土地的积极性,提高了土地转入水平;家庭参保人数越多,参保年限越长,新农保对土地转入的促进作用越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为更好发挥新农保对农地流转促进作用的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土地调整中的冲突研究——基于社会燃烧理论视角

运用社会燃烧理论对农村土地调整中的冲突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村土地调整中的冲突是在燃烧的基本条件即“燃烧物质”（农地利益）、“助燃剂”（包括自然灾害、农民土地权利意识增强、农地法律政策及其产权制度缺陷等）和“点火温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最后总结了对调控农村土地调整中的冲突的认识和思考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四川省南溪区农地流转微观主体意愿的实证分析

为促进农地流转,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和Logistic方法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实证分析了农地流转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主事者性别、年龄、职业、家庭劳动力人数、非农收入比、家中有无干部、社保参保率以及流转交易时间成本与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相关关系。要促进农地流转,首先应弱化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同时要完善政府职责,建立流转平台。     

信任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基于扩展TPB的实证分析

运用扩展计划行为理论(TPB)分析信任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之后利用吉林省10个市(县)的526份农户调查数据,结合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农地转出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社会信任、流转对象信任、政府信任均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社会信任、流转对象信任和政府信任的提升将有助于提高其农地转出的意愿。加大国家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扩宽农村社会网络边际、加强农村信用制度建设、加强政府对农地流转的服务和保障能有效提高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运用调查问卷、小组访谈等调查方法,以陕西省西乡县为例,对300户农民土地流转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地流转影响呈"倒U"分布,开展农地流转工作应从文化水平中等的农户开始,而纠纷处理满意则是农地流转顺利进行的最后保障。     

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典型区域为例

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影响因素的分析对于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从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农户家庭状况、耕种土地条件、国家宏观政策、集体干预程度和其他因素等五方面分析入手,通过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显著因子,并以湖北省4个典型区域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模型的求解.结果表明,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显著因子共有12个,各影响因素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与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基本吻合.最后提出了促进湖北省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具体建议.     

农地流转行为的政治社会效应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5722户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logit估计和双重差分(PSM-DID)相结合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社会的信任和社会问题主观感受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①参与农地流转能够提升农户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②参与农地流转显著降低了农户对邻居的信任度;③参与农地流转能够显著减弱农户对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严重程度的主观感受,增加贫富差距感受。     

城市边缘区耕地非农流转的驱动因素及保护对策

受区位条件、比较利益、土地级差收益和城市经济辐射的影响，城市边缘区是我国农地非农流转最集中的地区和耕地流失最主要的区域。特别是近10多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城市边缘区范围以城市建成区为中心向四周乡村扩展推进，造成了大量耕地资源不可逆转的流失，加剧了我国本已紧张的人地矛盾。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边缘区耕地非农流转的驱动因素，并从制度、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保护城市边缘区耕地资源的对策措施。     

城乡结合部农地城市流转决策框架及管控系统设计

分析了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提出除了应考虑流转前后土地边际收益变化,从＂农村-城市＂土地生态系统以及农村、城市土地供给需求平衡全面考虑土地开发/保护决策,随后进一步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流转管控系统组成及内容,包括：①城市土地的供给和需求调控;②农地城市流转的收益分配调控;③农地城市流转管控微观决策系统;④农地城市流转管控信息系统。     

农地城市流转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大连市为例

农地城市流转由于流转过程的单向、不可逆性，往往会给周边环境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程度破坏。从发展的角度看，农地资源容许城市建设的占用量，包括生态价值价值的损失程度，有一定的极限度。因此，分析农地城市流转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衡量农地城市流转对生态容量、生态效益产生的损失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章参照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利用大连市土地利用详查数据，估算了大连市1996—2003年因农地城市流转对区域周边水源涵养、废物处理、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保育功能所带来的损失。结果表明，7年间因农地城市流转损失生态系统服务价值14004．09万元，平均每年损失2000．58万元，农地损失生态价值1．58万元／hm^2。     

城乡经济转型中农地城市流转及决策研究述评

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分析了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及支持系统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略有不同,研究水平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存在较大差距;决策系统在我国农地城市流转中还处于研究较少的阶段;同时,针对我国的国情,国外的相关理论模型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耕地利用效益体系与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重构

基于耕地功能的多样性以及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构了耕地利用的效益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耕地利用生态社会效益外部性下的耕地非农化机制.分析表明,耕地利用生态社会效益的外部性是耕地非农化的根本原因,而构建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则是抑制耕地非农化的根本途径.最后提出了耕地保护的区内经济补偿和区际经济补偿运行机制、补偿体系和实施措施.     

基于SWOT分析方法的“土地银行”探析

土地银行是1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对于盘活农村土地市场、推动城乡建设用地一体化建设、完善金融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国内外土地银行的阐述,提出我国土地银行的内涵。运用SWOT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及建议。     

重庆市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程度评价

土地市场发育程度直接影响土地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在探讨农村土地市场成熟度内涵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重庆市农村土地市场的发育程度,并将重庆市划分为4个区域,对其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重庆市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程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但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市场发育成熟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都市区、都市区周边14区县、渝东北地区、渝东南地区,其中都市区属于成熟型,其余3个区域均属于发展型.认为影响重庆市不同区域农村土地市场成熟度差异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劳动力数量及其比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土地利用程度等4个方面.建议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不同区域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制约因素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促进农村土地市场健康发展.     

城乡交错区土地持续利用探讨

在对城乡交错区土地的特征、必须持续利用的原因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城乡交错区土地持续利用研究的重点及城乡交错区土地持续利用实现的对策。     

Coordinating rural-urban education and institution innovation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Sixteen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o accelerat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deepen reform of rural education,guarantee a well-off society,and harmonize rural and urban development,coordinating rural- urban education is the key to China's development.At present,the rural-urban coordinating education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including rural-urban income difference,rural-urban educational resources difference,rural-urban background difference,and rural- urban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ing development of rural-urban education,we need innovation in"Hukou" institution,land institution,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rural education institution.Institution innovation would be the guarantee to the coordinating rural-urban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