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县域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加强对湖北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时空格局的认识,以2001-2010年批复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为基础,以县域为研究单元,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地理集中度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全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土地整治资金、技术的持续投入,2001-2010年湖北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总量呈显著增长趋势,地理分布上表现为高度集聚;2001-2010年县域新增耕地数量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其地理重心呈现了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偏移的运动轨迹;县域新增耕地来源结构以整理来源型、开发-整理来源型和综合来源型为主,区域差异特征明显,鄂西南山地区、鄂中平原区和鄂东丘陵区的新增耕地主要为整理来源型,鄂北岗地区主要为开发-整理来源型,鄂西北山地区以及黄石、随州、孝感等地多为综合来源型;2010年县域新增耕地数量空间格局的主要影响因子及其影响力为耕地面积(24.26%)、地貌类型(23.65%)、项目投资(19.94%)、建设规模(18.16%)和人均GDP(11.05%),自然条件和土地整治政策为主要影响要素,社会经济要素对2010年新增耕地数量空间分异的影响偏小。该研究为湖北省土地整治战略制定和重大工程布局安排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面积的区域差异

科学评价中国土地整治的实施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对丰富土地整治的相关评价技术体系,提高土地整治的综合效益,促进土地整治科学决策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该文从土地整治对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重要性的研究视角出发,将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率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对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区)不同尺度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面积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土地整治在国家层面上以土地整理项目为主,而省级以下层面则以土地开发项目为主;中国土地开发新增耕地率在全国范围均呈现较高水平,且开发补充耕地数量在国家、省、市不同尺度差异不大;中国土地整理、土地复垦新增耕地率在国家、省、市不同尺度上体现出较大差异,市域尺度更能体现土地整理与复垦新增耕地面积的区域差异。该研究可为不同尺度土地整治实施效果评价标准序列建立及宏观政策决策制定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基于县域尺度的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空间差异分析

为探索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在数量及来源上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2006-2012年土地整治项目信息,基于县域尺度,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近年来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及来源结构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合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政策等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得到以下研究结论：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总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经济发达区高于欠发达区、粮食主产区高于非粮食主产区、平原地区高于山地丘陵区;在空间关联性上,县域尺度下新增耕地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区、土地开发重点区为新增耕地高-高集聚区,中、西部欠发达、自然资源条件较差及后备资源有限的地区为新增耕地低-低集聚区;在新增耕地来源结构上,具有显著的区域及省际间差异。东部发达地区主要以整理和复垦来源为主,北方地区的新增耕地多由土地开发和整理获得,中部地区来源复杂,四川、重庆以整理来源居多,陕西中部、湖北大部多为整理、复垦类型;南方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江西多为开发类型。经济水平及资源条件相似的广东与浙江、辽宁与吉林等省份之间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该研究结果为相关宏观决策提供数据参考。     

2006-2012年中国土地整治项目投资时空分析

开展土地整治投资的时空分异研究,对把握其投资强度、空间格局以及发展态势,提高资金投入产出效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该文基于2006-2012年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数据,以县域为评价单元,分析了"十一五"以来中国土地整治项目投资强度、区域构成和投资类型,而后结合重心分析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研究了投资重心转移和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得出以下结论: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整治投资呈沿海高于内地、经济发达区高于欠发达区、低纬地区高于高纬地区,中、东部地区是土地整治投资的重点活跃区;在投资类型上,土地整治项目由开发投资主导,开发、整理以及复垦投资型县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而综合投资型县区空间分布较为零星、分散;在重心转移方面,土地整治投资重心偏向东部沿海,南北向未发生显著变化,东西向呈现从东部沿海往中西部内陆转移的趋势;在空间关联上,土地整治投资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性,长江下游、洞庭湖平原和四川盆地东部是整治投资的高-高集聚区,南疆、青海、西藏、川西、滇南和蒙东为整治资金的低-低集聚区。该研究可为宏观层面制定土地整治规划、引导土地整治资金投向、开展绩效评价等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省域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的空间效应

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回归模型方法,对中国省域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的空间特征,以及土地出让纯收益对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的空间相关性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99年和2003年中国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呈离散布局,空间分布规律不明显,2007年从东到西主要在江苏-河南-陕西-甘肃一线呈现阶梯状递减。通过空间回归分析表明土地出让纯收益对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相关度并不是特别高。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除了受土地出让纯收益影响外,还受土地后备资源禀赋、政策等因素影响。     

垫江县整治土地新增耕地310hm^2多

到目前为止,重庆市垫江县近5 a来开发整理土地1 830 hm2多,使项目区1万多农民受益,年人均增收300元。5 a来全县共投资1 430多万元,实施土地整理项目20个,开发整理土地1 830 hm2多,新增耕地310hm2多。已经实施的市级土地整理项目———金临土地整理项目,总投资423万元,整治规模3     

区域土地开发整理新增耕地潜力及其贡献分析

为了指引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时空配置,保障区域“耕地数量和质量占补平衡”,从单位可整理面积新增耕地潜力出发,应用等级折算系数法,分别测算了耕地整理、农村居民点整理、未利用地开发和土地复垦新增耕地潜力,并借助分层聚类法划分出单位新增耕地潜力区,阐明了不同土地开发整理类型对区域新增耕地总潜力的贡献率。结果表明：重庆市不同土地开发整理类型按等折算单位可整理面积新增耕地潜力存在显著区域差异。耕地整理单位潜力Ⅰ、Ⅱ级区主要分布在渝东北中山区和渝东南低、中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单位潜力Ⅰ、Ⅱ级区主要分布在渝西方山丘     

中国土地整理事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该文介绍了“十五”期间中国土地整理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对国家投资土地整理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与评价。五年来，中国土地整理事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政策，在国家投资项目的安排上向国家粮食主产区、西部大开发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国家重点扶贫地区等区域倾斜，有力支持了这些重要地区的发展，保证了国家粮食安全。“十一五”时期，中国土地整理将继续致力于法制、机制建设，大力开展基本农田整理，切实保护耕地资源，积极开展节约型土地整理，加强土地复垦和农村宅基地整理，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后，建议在“十一五”期间要重点抓好村庄整理、权属问题、耕地质量与生态建设等薄弱环节的建设问题，使中国土地整理事业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节约型社会以及确保粮食安全等发挥更加重要的支撑性作用。     

中国西部大城市郊区土地开发整理与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探讨--以成都市郫县为例

针对大城市郊区,人口多、耕地少、国家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大的现状,如何利用有限土地后备资源进行土地开发整理,以保证实现当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要求,这是当前在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以地处中国西部的成都市郊县--郫县为例,结合郫县土地开发整理与耕地占补平衡状况,分析了2002～2015年规划期间土地开发整理与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关系,提出实施土地开发整理与保障耕地占补平衡的措施.     

土地整理可能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宏观管理对策

该文阐述了土地整理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实行生态环境保护,改善生态环境.详细分析了土地整理中的未利用土地开发、土地复垦及耕地综合利用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提出土地整理宏观管理对策.为了既保护生态环境,又实现增加耕地面积的目标,需重点开展土地复垦及耕地综合开发利用,对未利用土地的开发要慎重,只能在适宜条件下,科学合理地适度开发;并提出在土地整理管理中通过加强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达到重视生态环境影响,重视土地整理对生态景观的影响,加强生态保护的目的.该研究结果有助于提高土地整理中的环境保护意识,并对宏观管理提供参考.     

土地整理项目空间分异及其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

该文在对重庆市土地整理项目实施概况及其空间分异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经济发展与土地整理项目耦合关系,并以重庆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根据不同的新增耕地率,可把重庆市区县级投资土地整理项目划分为4个类型：整理型、整理开发型、开发整理型、开发型;按照新增耕地单位面积投资额的高低可划分为4个类型：高投资型、中等投资型、投资偏低型以及低投资型;实施规模单位面积投资额与GDP年均增长率、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耦合曲线类型为复合曲线;新增耕地单位面积投资额与GDP年均增长率、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耦合关系呈“S”型变化趋势。区县级投资土地整理项目工程建设标准与区县经济发展关系并不明显且新增耕地单位面积投资额增长速度呈减缓趋势,出现了农用地以及基本农田整理力度和项目实施规模加大而实施规模单位面积投资额降低的“表象”。通过对重庆市经济发展与土地整理的耦合规律研究,为重庆市土地整理事业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土地整理和复垦工程费用结构分析及控制对策研究

土地整理与复垦是人类对土地的善意干扰，通过整理复垦工程，能够有效地提高耕地质量、增加耕地数量，保障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土地整理复垦对象分为低质土地、零散破碎土地、不规则土地、废弃建设用地、灾害损毁地、退化土地等，其工程基本由土地平整工程、农田水利、田间道路、农田防护工程、土壤改良工程和其它工程构成。通过对华北地区土地整理与复垦工程项目的统计，分析各项工程的费用构成，归纳出项目敏感因素，提出降低土方量和其它费用的外部途径，从而降低项目总费用。     

四川省土地整治项目时空分异格局分析

从不同空间尺度分析特定时期土地整治项目的分布特征,可为制定下一阶段土地整治规划及优化空间布局提供决策参考。基于2011—2015年土地整治项目数据,以县域为评价单元,采用变异系数法、重心模型法和空间自相关模型法,探讨了四川省土地整治项目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分布特征,分析了重心转移和空间格局演变特征。研究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四川省土地整治项目总量呈下降趋势,项目绝对规模差异、相对规模差异逐步减小,呈现均衡化趋势。(2)不同空间尺度下土地整治项目具有不同特征。区域层面上,土地整治项目集中分布在盆地丘陵农用地整治区;市域层面上,项目主要集中在成都市和宜宾市,而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分布较少。(3)重心移动轨迹中所有重心点均落在盆地丘陵农用地整治区内,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地域均衡性。(4)土地整治项目在县域尺度分布存在较为显著的集聚性。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盆地丘陵农用地整治区的东北部,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川西北高山高原生态整治区。由于受项目区社会经济、人口、地形条件和政策的影响,四川省土地整治项目时空格局均衡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该研究明确了四川省土地整治规划重心在盆地丘陵农用地整治区,今后土地整治发展方向在于适时适度地开展川西南山地河谷农用地整治区、川西北高山高原生态整治区土地整治,有利于优化四川省土地空间开发利用格局。     

基于农用地分等修正的土地整治项目耕地质量评价

提高耕地质量是土地整治的核心任务之一。在现有国土资源调查评价成果的基础上,快速有效地在项目尺度上对整治后的耕地质量进行评价,是当前土地整治研究与实践的迫切要求。该文从分析土地整治项目对耕地质量的影响入手,甄别敏感因素及稳定因素,在农用地分等基础上,补充自然质量和生产条件修正因素,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并以海南省陵水县典型土地整治项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修正后的项目区综合自然等别由4.7提升至4.2,综合利用等别由4-3提升至3.2,修正后利用等指数与基准作物实际产量的相关系数为O.86,高于修正前的O.82,说明所构建的评价体系能有效反映土地整治项目对耕地质量的影响,分析结果满足实践中耕地质量的变化评价的需要。该研究可为项目尺度土地整治耕地质量评价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国土地整治战略重塑与创新

中国土地整治自1997年发展至今,内容不断丰富、功能不断拓展,对于实行中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该文回顾了近20 a来土地整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认为中国土地整治经过3个阶段的发展,正在经历1次新的调整,迈向以生态理念为导向的第4阶段。当前,中国土地整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土综合整治实践程度较低,资源环境压力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建设用地整治的实施效果区域差别大,土地生态整治实践水平不高,土地整治资金稳定性不足。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一要创新理念,引导土地整治向绿色化为主导特征的方向转变;二要顺应发展要求,重构土地整治新战略,稳定布局、消除障碍、阻止退化、修复污染,分类型、分区域、分程度规划组织土地整治工程项目;三要重点建设生态良田,使中国高标准生态良田达到6.67×107 hm~2以上;四要依托土地整治工程实施全面节地战略;五要推进土地综合整治,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六要加强示范建设、完善政策机制。     

耕地整理潜力测算

在GIS支持下，采用样区法测算了延庆县的耕地整理潜力。结果表明：县内平耕地的无效耕地系数平均为6.14%，低、中、高3种整理水平的耕地整理潜力系数是0.68%、2.10%、2.81%，相应的耕地整理潜力为109.29、337.53、451.64 hm²；坡耕地的无效耕地系数平均为9.95%，低、中、高3种整理水平的耕地整理潜力系数是0.70%、3.03%、4.20%，对应的耕地整理潜力为90.68、392.52、544.09 hm²。延庆县采用的测算耕地无效耕地系数的样区法、所取得的平耕地与坡耕地的无效耕地系数、不同耕地整理水平的耕地整理潜力系数可作为同类地区的耕地整理潜力测算参考，依据这两个系数测算的延庆县耕地整理潜力可作为延庆县耕地整理规划及土地整理项目可行性研究的科学依据。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东北黑土区耕地整治适宜性评价——以公主岭市为例

耕地整治是保护耕地的重要举措,耕地整治适宜性评价则是开展耕地整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本研究以生态位理论为基础,以吉林省公主岭市为例,从自然条件、基础设施条件、生态可持续性和空间稳定性4个维度选取14个指标,采用Delphi与AHP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在评判影响耕地整治的各项指标实际值(现实生态位)与耕地整治在理想条件下各项指标能够达到的最佳状态(最适生态位)的贴近程度的基础上,确定了3种类型指标的评价模型,并通过加权求和模型计算各评价单元耕地整治生态位适宜度,最终通过Ward聚类法将公主岭市耕地整治适宜性划分为4个等级,同时引入障碍性因素模型,定量确定不同等级区域耕地整治的障碍性因素,并提出整治的方向和对策。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可分为4个整治区,Ⅰ级高度适宜区生态位适宜度大于0.75,耕地面积13 799.89 hm2,占总耕地面积的4.16%,主要障碍性因素为农田防护林覆盖率、道路通达度和田块规整度;Ⅱ级中度适宜区生态位适宜度在0.70到0.75之间,耕地面积77 754.36 hm2,占总耕地面积的23.41%,主要障碍性因素为灌溉条件、道路通达度和农田防护林覆盖率;Ⅲ级轻度适宜区生态位适宜度在0.61到0.70之间,耕地面积177 192.38 hm2,占总耕地面积的53.36%,主要障碍性因素为土壤有机质含量、距主交通干线距离和土壤pH;Ⅳ级不适宜区生态位适宜度小于0.61,耕地面积63 325.61 hm2,占总耕地面积的19.07%,主要障碍性因素为土壤质地、灌溉条件和耕层厚度。研究基于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对耕地整治适宜性进行评价,丰富了耕地整治适宜性评价方法,同时评价结果为耕地整治分区建设以及整治方向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