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时空变化及其分析

土地整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研究中国土地整治时空变化及未来发展方向,对发挥土地整治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国土地整理、开发、复垦新增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进行分析,表明,2001-2008年土地整理、开发、复垦新增耕地分别占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21.8%、63.2%和15.0%;土地整理新增耕地主要分布在东部区域,土地开发新增耕地以西部和东部地区为主,土地复垦新增耕地在区域与年际方面变异性较大,没有明显的规律性;2001-2011年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逐渐向中国西部移动,2010-2011年与2001-2006和2007-2009年相比,向西移动的距离为769.59和603.44 km;土地开发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在2001-2006年位于中国地理重心的北部和西部,且有从西部往北部移动的趋势,2007-2011年呈从东部往西部移动的趋势;土地复垦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移动的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基于以上分析,认为:在中国进行生态建设和耕地面积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应通过土地整治规划,减少土地开发项目,并在区域间合理布局土地开发项目,防止土地开发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向西部移动;土地整治应以土地整理提高耕地质量、建设优质农田为主;充分发挥土地复垦对局地的生态修复及建设作用。     

基于县域尺度的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空间差异分析

为探索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在数量及来源上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2006-2012年土地整治项目信息,基于县域尺度,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近年来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及来源结构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合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政策等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得到以下研究结论：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总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经济发达区高于欠发达区、粮食主产区高于非粮食主产区、平原地区高于山地丘陵区;在空间关联性上,县域尺度下新增耕地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区、土地开发重点区为新增耕地高-高集聚区,中、西部欠发达、自然资源条件较差及后备资源有限的地区为新增耕地低-低集聚区;在新增耕地来源结构上,具有显著的区域及省际间差异。东部发达地区主要以整理和复垦来源为主,北方地区的新增耕地多由土地开发和整理获得,中部地区来源复杂,四川、重庆以整理来源居多,陕西中部、湖北大部多为整理、复垦类型;南方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江西多为开发类型。经济水平及资源条件相似的广东与浙江、辽宁与吉林等省份之间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该研究结果为相关宏观决策提供数据参考。     

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

[目的]探索提高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效率、精度,降低评价成本的方法,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专项规划提供参考。[方法]以GIS全域空间分析方法为主的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即基于区域"二调"更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农用地整治经验等国土数据成果,在现阶段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技术思想及技术原则下,先确定待整治农用地规模,再测算新增耕地面积,最后计算新增耕地系数,进而进行新增耕地潜力类型区划分。[结果]温州市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测算结果合理,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结论]该技术方法体系实现了从基础图件数据输入整理、到潜力测算评价、再到成果图表输出的程序化操作,不仅有效提高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效率,降低评价成本,而且紧密衔接于当前土地管理工作实际,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区域土地开发整理新增耕地潜力及其贡献分析

为了指引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时空配置,保障区域“耕地数量和质量占补平衡”,从单位可整理面积新增耕地潜力出发,应用等级折算系数法,分别测算了耕地整理、农村居民点整理、未利用地开发和土地复垦新增耕地潜力,并借助分层聚类法划分出单位新增耕地潜力区,阐明了不同土地开发整理类型对区域新增耕地总潜力的贡献率。结果表明：重庆市不同土地开发整理类型按等折算单位可整理面积新增耕地潜力存在显著区域差异。耕地整理单位潜力Ⅰ、Ⅱ级区主要分布在渝东北中山区和渝东南低、中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单位潜力Ⅰ、Ⅱ级区主要分布在渝西方山丘     

基于AHP和熵权法赋权的区域土地开发整理潜力评价

针对耕地整理、未利用土地开发、废弃土地复垦和农村居民点整理构建多层次区域土地开发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将改进AHP、熵权法与综合评价法结合起来对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进行了定量化评价。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评价结果表明,土地开发整理潜力由大到小可划分为4个等级,耕地整理潜力是土地开发整理潜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耕地整理投入产出率和林地比重提高率是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的主导影响因素。同时未利用土地开发和废弃土地复垦潜力在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未利用地空间规模指数、废弃土地复垦新增园林地系数和空间规模指数也是重庆市土地开发整理潜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农村居民点整理在主城区及其周边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地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湖北县域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加强对湖北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时空格局的认识,以2001-2010年批复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为基础,以县域为研究单元,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地理集中度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全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土地整治资金、技术的持续投入,2001-2010年湖北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总量呈显著增长趋势,地理分布上表现为高度集聚;2001-2010年县域新增耕地数量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其地理重心呈现了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偏移的运动轨迹;县域新增耕地来源结构以整理来源型、开发-整理来源型和综合来源型为主,区域差异特征明显,鄂西南山地区、鄂中平原区和鄂东丘陵区的新增耕地主要为整理来源型,鄂北岗地区主要为开发-整理来源型,鄂西北山地区以及黄石、随州、孝感等地多为综合来源型;2010年县域新增耕地数量空间格局的主要影响因子及其影响力为耕地面积(24.26%)、地貌类型(23.65%)、项目投资(19.94%)、建设规模(18.16%)和人均GDP(11.05%),自然条件和土地整治政策为主要影响要素,社会经济要素对2010年新增耕地数量空间分异的影响偏小。该研究为湖北省土地整治战略制定和重大工程布局安排提供科学依据。     

西南丘陵山区土地整理方案比选研究

新增耕地潜力是土地整理项目立项决策的重要依据，而新增耕地率是新增耕地潜力的反映，直接影响项目工程布局、投资预算以及效益问题。该文以重庆市忠县拔山土地整理项目为例，依据国土资源部不同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新增耕地的两种最低门槛值10%和3%，进行土地整理方案比选设计，计算得到两种土地整理方案的新增耕地率分别为10.3%和4.02%，并从经济、生态和社会3方面，分别采用动态投资评估法、可拓物元分析法、综合指数法对两方案进行比选分析。结果表明：旱地坡改梯工程布局是造成两种土地整理方案新增耕地面积差异的主要原因；农田水利、道路工程以及防护林工程布局差异不大，只存在布局力度上的差异；从方案的系统效益看，新增耕地率10.3%的方案无论是动态投资回收年、生态环境关联度、社会效益指数，还是系统效益指数均优于新增耕地率为4.02%的方案；通过典型田块采用加权算法计算净耕地系数，可以作为西南丘陵山区土地整理项目净耕地系数的计算方法，但该方法中修正系数确定需要经过实地勘测和类比，这样可避免典型田块选择的主观性。     

基于农用地分等的区域耕地整理规划

耕地整理类型区与整理区优先度划分是土地整理规划的基础。该文以北京大兴区为例,充分利用农用地分等成果,从耕地整理的基本目标出发,分析选取了土地整理类型区划分的因子,并运用模糊聚类方法划分整理类型区;提出了基于土地整理效益与评价单元对新增耕地和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的迫切性需求的双重目标的土地整理优先度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结果表明,研究区内耕地最主要的限制性因素是土壤肥力偏低,亟需培肥地力的区域耕地面积为27 603.8 hm2,占总耕地面积的64.9%;其次是耕地地块的坡度、规模和景观指数等因素导致的耕地生产条件差,而需要实施整理工程的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17.86%;近期整理区分布与新增耕地相关的整理类型相一致,占区域总耕地面积的15.82%;中期整理区集中连片分布在该区的北部地区,占区域总耕地面积的46.18%;远期整理区在较长时间内以实施培肥地力工程为主,将来主要通过居民点和闲散用地整理增加耕地面积。研究结果可为区域土地整理规划编制和土地整理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广西土地整治增长极及其驱动类型分析——基于改进灰色关联模型

为了归纳总结广西土地整治的实施规律,分析确定其主要驱动类型,运用时间序列法,对广西2005年至2015年土地整治规模变化进行了演绎归纳。运用线性趋势分析法,对2016年至2020年土地整治规模进行了预测。运用改进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基于城乡统筹视角,从经济、社会和资源三个方面共选择15个因子,对土地整理、土地开发和土地复垦进行了驱动力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5年广西土地整治存在不同增长极现象,"十一五"期间土地整理是增长核心,"十二五"期间土地开发是增长核心。经预测分析,"十三五"期间土地复垦将会是增长核心。受政策和时机影响,土地整治的增长极将会在土地整理、土地开发和土地复垦之间呈依次循环、周期叠进的发展规律。受优质耕地资源数量少、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等因素影响,广西土地整理主要为"资源+社会"驱动型。受"不稳定耕地"资源数量大、农业保险赔款支出率高等因素影响,广西土地开发主要为资源驱动型。受北部湾经济区发展速度快、土地利用集聚效应显著、不合理开发所致破损土地数量增大等因素影响,广西土地复垦主要为经济驱动型。研究表明,区域土地整治存在增长极现象,土地整理、土地开发和土地复垦作为土地整治发展的核心,其实施规模与驱动类型各有差异,三者间的优化协调发展,应是新时期土地整治发展的主要方向与任务。     

中国省域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的空间效应

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空间回归模型方法,对中国省域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的空间特征,以及土地出让纯收益对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的空间相关性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99年和2003年中国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呈离散布局,空间分布规律不明显,2007年从东到西主要在江苏-河南-陕西-甘肃一线呈现阶梯状递减。通过空间回归分析表明土地出让纯收益对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相关度并不是特别高。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除了受土地出让纯收益影响外,还受土地后备资源禀赋、政策等因素影响。     

基于农用地分等修正的土地整治项目耕地质量评价

提高耕地质量是土地整治的核心任务之一。在现有国土资源调查评价成果的基础上,快速有效地在项目尺度上对整治后的耕地质量进行评价,是当前土地整治研究与实践的迫切要求。该文从分析土地整治项目对耕地质量的影响入手,甄别敏感因素及稳定因素,在农用地分等基础上,补充自然质量和生产条件修正因素,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并以海南省陵水县典型土地整治项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修正后的项目区综合自然等别由4.7提升至4.2,综合利用等别由4-3提升至3.2,修正后利用等指数与基准作物实际产量的相关系数为O.86,高于修正前的O.82,说明所构建的评价体系能有效反映土地整治项目对耕地质量的影响,分析结果满足实践中耕地质量的变化评价的需要。该研究可为项目尺度土地整治耕地质量评价提供参考和借鉴。     

2006-2012年中国土地整治项目投资时空分析

开展土地整治投资的时空分异研究,对把握其投资强度、空间格局以及发展态势,提高资金投入产出效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该文基于2006-2012年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数据,以县域为评价单元,分析了"十一五"以来中国土地整治项目投资强度、区域构成和投资类型,而后结合重心分析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研究了投资重心转移和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得出以下结论: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整治投资呈沿海高于内地、经济发达区高于欠发达区、低纬地区高于高纬地区,中、东部地区是土地整治投资的重点活跃区;在投资类型上,土地整治项目由开发投资主导,开发、整理以及复垦投资型县区空间集聚特征显著,而综合投资型县区空间分布较为零星、分散;在重心转移方面,土地整治投资重心偏向东部沿海,南北向未发生显著变化,东西向呈现从东部沿海往中西部内陆转移的趋势;在空间关联上,土地整治投资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正相关性,长江下游、洞庭湖平原和四川盆地东部是整治投资的高-高集聚区,南疆、青海、西藏、川西、滇南和蒙东为整治资金的低-低集聚区。该研究可为宏观层面制定土地整治规划、引导土地整治资金投向、开展绩效评价等提供决策参考。     

土地整治项目提升耕地质量可实现潜力测算

耕地质量潜力测算是土地整治项目设计的基础工作,其测算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该文依据农用地分等方法和数据,利用自然等指数、利用等指数,构建可实现潜力测算模型,测算出经土地整治后自然等、利用等别提升的可实现潜力。以中江县土地整治项目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利用预评价法对项目区分等因素可改变和消除的幅度进行了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测算了项目区耕地质量可实现潜力。结果表明,整治后项目区自然及利用等指数均可有所提升,分等单元的省自然等、利用等指数提升区间为171.24～605.34、89.30～232.96,国家自然等、利用等指数提升区间为161.10～471.67、62.26～162.09。按照划分等别区间分值转换后,省自然等、省利用等、国家自然等、国家利用等分别平均提升0.66等、0.63等、0.84等、0.62等。该研究方法符合当地土地整治实际情况,提高了耕地质量潜力测算的应用性,可为土地整治项目设计编制和耕地质量建设提供参考。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类型及调控策略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主导着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从全局上掌握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动态变化与空间格局,进而制定宏观调控策略,对于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建设新农村、优化村镇建设格局具有基础性的指导作用。该文利用全国农村居民点栅格数据(1 km×1 km),基于"公里格网-县域-省域"的不同空间尺度,通过构建和运用综合指标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揭示1995—2005年间全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数量特征、变化地域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并提出相应的调控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综合指标法综合考虑了总变化率、净变化率及份额修正,将全国县域农村居民点变化类型划分为增长型活跃区、增减平衡型活跃区、减少型活跃区、变化迟缓型区等4种类型,避免了单一指标将农村居民点集中分布区与小规模分布区因变化速率相当而划为一类的缺陷(实际上变化量与变化活跃程度差异巨大),同时较好地消除了部分区县被高估或低估的偏差。2)4种类型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平原区大城市周边,低值区集中分布在华中、西南、青藏等自然地理条件较差的区域。3)4种类型区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对应不同的国家宏观战略区,宜采取针对性的调控策略。     

山东低山丘陵土地整治区耕地生态价值评价

耕地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但难以定量评价。低山丘陵是中国土地整治的重要区域,整治前后耕地生态价值发生变化。该文以山东省莱芜市里辛土地整治项目为例,基于生态服务价值评价理论,采用替代法、市场定价法等方法,探讨了低山丘陵土地整治区耕地生态价值评价方法及整理前后耕地生态价值变化。结果表明,研究区耕地气体调节、营养循环、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4种生态服务功能的整理前后总价值分别为428.61和774.90万元,耕地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其中气体调节价值最大。整理后耕地生态价值比整理前增加346.29万元,增值率80.79%,土地整理生态效益显著,其中气体调节价值增加最多。该研究方法对耕地生态价值定量评价有借鉴意义,评价结果可为莱芜市里辛土地整理绩效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黑龙江省土地整治规划效益分析与评价

土地整治规划效益分析评价是土地整治规划重要的组成部分。该文在界定土地整治规划效益分析评价概念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国家目标层——专项目标层——指标层"3级土地整治规划效益分析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统计预测方法、类比分析法和专家调查方法,对黑龙江省土地整治规划(2011-2020年)的效益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土地整治规划在保红线、保发展,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具有极其显著的综合效应;统计预测、类比分析和专家调查3种方法可以结合起来,用于规划的效益分析;该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可以为其它学者研究区域土地整治规划效益提供依据。     

基于占补一体化的交通沿线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选址

推进交通项目沿线占补一体化，开展交通沿线占补一体化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选址研究可以有效协调交通等线性工程建设与耕地保护空间的关系。该研究基于交通沿线占补一体化的内涵和总体构想，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爱高速公路为例，根据"明确整治范围-确定评价单元-评测整治潜力-遴选目标地块 "的选址思路，综合应用图层叠置法、距离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法、组合赋权法和四象限法等，确定了交通项目沿线区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选址，最终确定了新增耕地地块84个，总面积190.69 hm2，耕地质量提升地块79个，总面积261.33 hm2 。通过对比交通项目占用耕地地块和本方案遴选地块在数量、质量和产能上的变化，方案能很好落实占补平衡目标，基于占补一体化的交通沿线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选址研究可以有序指导交通沿线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建设。该研究选址结果充分体现了交通等线性工程占补平衡的实际需求，可为交通等线性工程基于占补一体化的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选址和差异化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