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光伏发电生态补偿优化决策

农村地区充沛的土地资源为光伏发电提供了先天便利的条件。农村光伏项目为区域内生产生活提供可持续的清洁、低碳电能供应，对光伏电站建设企业、农民、村集体等参与主体产生了正向或负向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该研究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了农村光伏项目对参与主体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给出了电能、建设收益等经济价值，社会保障价值以及节能减排、水土流失等环境价值的计算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参与主体之间的收益和支出关系，提出主体利益平衡、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补偿优化方案。选取炎陵县农村光伏项目进行验证，结果显示：2020—2022年期间，未采取生态补偿优化方案时，农民承担的负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无法得到补偿，随着光伏组件功率衰减，农民群体获得的并网发电收入由66.29万元下降至61.99万元，低收入农民占比率由52.72%上升至76.09%；采用本研究提出的生态补偿优化策略后，农民群体获得的总收入由88.28万元提升至97.36万元，低收入农民占比率保持为0，同时，光伏电站建设企业、村集体的总收益均为正，生态补偿机制并未损害任何参与主体的经济收益。案例研究表明，生态补偿优化策略在保障所有参与主体适当盈利、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低收入农民全部脱低，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生态足迹和服务价值的长株潭地区生态补偿研究

本文以长株潭地区为研究对象,在对研究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足迹进行评估和计算的基础上,结合研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探讨研究区域的生态补偿优先级,并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补偿量之间的转化关系,测算了长株潭三市的生态补偿额度。研究表明:(1)长株潭地区2001~2013年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542.87×10~8元减至2013年的530.30×10~8元。(2)长株潭地区各县(市、区)的生态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芙蓉区、荷塘区、雨湖区等13个县(市、区)属于生态消费型;浏阳市、株洲县、湘潭县等其他10个县(市、区)为生态输出型。(3)计算可得长株潭三市生态补偿标准,其中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需要支付的生态补偿量分别为549.07×10~8元、115.01×10~8元和125.59×10~8元。     

基于生态产品价值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研究——以海南省南渡江为例

[目的] 探索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中的可操作性,为流域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方法] 以海南省南渡江流域为研究区,基于生态损害赔偿、生态保护补偿理念,将其与InVEST模型和ArcGIS相结合,评估南渡江流域内主要生态系统服务,从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角度计算生态补偿标准。 [结果] ① 2015—2020年,南渡江流域内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中上游地区水源涵养服务、土壤保持服务和水质净化服务能力较强,流域下游地区较低。 ②2015—2020年,流域内水源涵养价值在205.39～260.76亿元之间;土壤保持价值在19.11～20.39亿元之间;水质净化价值在2 782.30~3 233.92万元之间。水源涵养变化量价值在11.50～27.32亿元之间;土壤保持变化量价值在1 137.16～10 365.34万元之间;水质净化变化量价值在7.99～400.59万元之间。 ③根据3种服务功能价值量计算,南渡江流域2016—2020年生态补偿标准为90.62亿元,年生态补偿标准在11.82～28.36亿元之间。 [结论] 2015—2020年,南渡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224.81～281.48亿元之间,流域2016—2020年生态补偿标准在11.82～28.36亿元之间。该流域中上游是提供综合生态系统服务的核心区域。     

基于公平视角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量化研究

[目的]基于公平视角量化2011-2018年东北地区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和优先级,为东北地区耕地生态保护提供理论指引。[方法]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出发,在对耕地生态补偿行为和标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当量因子和水足迹模型。[结果]①东北地区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东高西低的特点,在2011-2018年,各省份均出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②在剔除耕地经营者自身消费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结合不同地区支付能力后,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的耕地生态补偿标准近几年较之前偏低,2018年的额度分别应为5.73×10¹⁰,3.13×10¹⁰,1.33×10¹⁰元。③考虑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态补偿优先级由高到低分别为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应当率先向黑龙江省支付耕地生态补偿。[结论]在今后进行耕地生态补偿时,要科学合理地测度补偿标准并健全跨区域补偿机制。     

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模型初探

本文将我国四大主体功能区分为开发型区域与保护型区域两大类,在分析生态补偿的生态环境价值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三大经典基础理论的基础上,依据"谁保护谁受益,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考虑开发型区域的支付意愿与支付能力,保护型区域贡献的生态效益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开发型区域的效用影响范围,提出结合生态足迹法与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引力模型构建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模型。通过"补偿标准估算—补偿基金设立—分配方案确定—补偿实施"4个步骤,由开发型区域通过政府间财政转移向保护型区域支付生态补偿金,形成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最后从资金筹集多源化、形式多样化、参与对象多元化等方面提出生态补偿实施的政策建议。通过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模型的实施可激励生态保护行为,减少破坏行为,为区域均衡与差异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生态足迹的澧水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以澧水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生态足迹的方法,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补偿量之间的转化,结合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测算了研究区域的生态补偿额度。研究表明:（1）从2001—2013年澧水流域各县（市、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率来看,降幅最大的是澧县,其次是临澧县;增幅最大的是武陵源区,其次是桑植县。（2）2013年澧水流域的人均生态足迹为3.203 6 hm²,而实际生态承载力为0.600 0 hm²,人均可利用生态承载力为0.528 0 hm²,则人均生态赤字为-2.675 6 hm²。（3）计算出了澧水流域各县（市、区）的生态补偿标准,其中澧县需要支付的生态补偿量最高,为26.97亿元;其次是石门县和临澧县,分别为8.87亿元和6.44亿元。研究结果将为澧水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参考。     

秋浦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实证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内容,国内外对此观点不一。以秋浦河为例,以2007年为基准,采用国家林业局发布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LY/T1721-2008)",评估了其上游生态服务价值为5.47亿元。并基于"外部性理论"提出了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应本着因地而宜原则,视生态服务的空间差异而定。补偿的上限为外部经济性行为的全部,即生态服务价值的全部5.47亿元,补偿的下限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主导效应因子的价值,即直接使下游受益的水源涵养及土壤保育价值2.16亿元。     

基于GIS的跨流域生态补偿模型构建及应用——以安徽省大别山区为例

构建市场化与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是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之一,探索跨流域主体功能区之间生态补偿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修正参数的生态足迹法构建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利用生态流和引力模型理论构建跨流域功能区之间的生态补偿费用分配模型,借助GIS技术开展安徽省大别山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根据开发型区域的支付能力和生态承载力,结合保护型区域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效用影响范围、生态补偿标准和生态流系数等,依据大别山区生态环境条件,构建的跨流域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模型能够符合实际,因此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科学、可行。跨流域生态补偿模型具有可应用操作性,可用于安徽省大别山区空间差异化、定量化生态补偿标准的分析。2)2015年,金寨-霍山水源地、岳西-太湖-潜山水源地均对合肥市区-肥西-肥东开发区生态辐射面积最大,分别为4 521.92 km~2、5 102.92 km~2,生态辐射价值总量也最大,分别为3 617.82万元、3 858.15万元。所以此开发区是水源地最主要的生态补偿费用来源。合肥市区-肥东-肥西距离两个农业主产区近,被影响的生态辐射的面积也最大,所以辐射到的生态服务价值也均最大,分别为2 098.23万元、2 717.19万元。3)安徽省大别山及其周围的4个开发型区域支付生态补偿资金总额为14 243.95万元,各区所占比例分别为78.38%(合肥市区-肥东-肥西)、9.28%(安庆市区)、9.34%(淮南市区)和2.99%(金安区)。合肥市区是最主要生态补偿来源。4)安徽省大别山区的金寨-霍山水源地、岳西-太湖-潜山水源地分别为开发型区域提供5 767.97万元(占29.1%)、5 873.52万元(占29.63%)的生态功能服务,周围的农业主产区也提供了8 177.17万元(占41.26%)的生态功能服务。5)金寨-霍山水源地、岳西-太湖-潜山水源地获得补偿资金分别是4 236.75万元(占29.74%)、4 421.54万元(占31.04%),是受偿的主要区域。周围的农业主产区也获得5 585.66万元(占39.22%)的补偿。生态补偿模型及标准可为主体功能区环境保护和建设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环京津地区生态补偿研究

为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及生态环境建设,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引入生态亚区空间尺度,将河北省环京津地区划分为7个生态亚区,应用生态补偿优先级模型,对环京津地区73个县(市)的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进行了计算,并从环京津地区整体、生态亚区、县(市)3个空间尺度分析了环京津地区生态补偿的优先领域。结果表明:环京津地区生态补偿优先级总体较高,且西部山地丘陵地区的生态补偿优先级明显高于中东部及东南部平原地区。不同生态亚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差距不大;而不同县(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差异明显,最低的涞水县为2 440元·hm?2,最高的滦南县达10 060元·hm?2。各生态亚区中坝上高原草原与农业生态亚区、永定河上游间山盆地林农草生态亚区、冀北及燕山山地落叶阔叶林生态亚区应优先获得生态补偿;各县(市)中位于研究区北部的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9个县(市)的生态补偿优先级较高,应优先获得生态补偿;而位于东部及南部地区的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等49个县(市)应率先支付生态补偿。研究结果与以往的经济补偿强度模型相比,量化了区域间生态补偿的迫切程度,能够较好地反映环京津地区生态经济关系,对于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土地资源高持续效利用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会仙岩溶湿地生态补偿研究

借鉴条件调查法（CVM）中有关受偿意愿（WTA）和支付意愿（WTP）的基本原理及调查方法,调查了解会仙湿地周边居民的生态受偿意愿和桂林市市区居民对会仙湿地的生态支付意愿。运用市场价值法、影子价格法、替代花费法、条件价值法等方法对湿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1） 会仙岩溶湿地生态服务价值为512 484 929.2元/年,平均39 180元/（hm²·a）;（2） 适宜的生态补偿值为16 144.5元/（hm²·a）。（3） 适宜的生态补偿的方式应该为现金补偿、政策补偿和智力和技术补偿。     

农业信息化背景下光伏发电扶贫模式及效益提升机制研究

精准扶贫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决胜时期,光伏扶贫作为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在解决脱贫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农业信息化是促进贫困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该文以国家级贫困县W县为例,结合光伏扶贫信息化建设,系统梳理近年来4种典型的光伏扶贫模式,对比分析各种模式的适用范围及其特点,设计光伏扶贫综合效益计算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设计基于光伏扶贫指标评价的收益分配方法,根据典型案例分析,验证所提方法的有效性。综合从5个视角5个层面构建光伏扶贫效益提升机制总体架构,旨在为中国贫困地区光伏扶贫工程提供技术与决策支撑。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山区县域脱贫稳定性评价

脱贫稳定性研究可为增强扶贫成效的可持续性与扶贫政策的针对性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该文以湖南省山区贫困县安化县为案例地,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界定了"脱贫稳定性"的概念,从自然、经济、能力和生活条件4个维度构建脱贫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计算方法划分农户脱贫稳定性等级,并进一步揭示脱贫稳定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提出提高脱贫稳定性的科学路径。结果表明:1)坡度和收入水平指标的权重分别为24.88%和14.61%,是影响安化县脱贫稳定性的主导因素,而义务教育保障和营养状况指标权重分别为13.60%和10.91%,故发展能力不足是脱贫不稳的根本原因;2)安化县脱贫稳定性整体较好,脱贫较不稳定的农户主要集中分布在高山陡坡地区,脱贫稳定性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3)提高脱贫稳定性的建议包括: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进一步改善区域性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提升乡村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知识和技能水平,结合易地扶贫搬迁、空心村整治等优化乡村聚落布局。     

不同地形区域的贫困特征及贫困程度影响因素分析

湖南省安化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境内地形类型可分为高山区、库区和低山丘陵区,将不同地形类型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综合考虑,分析不同地形区域的贫困特征及贫困程度影响因素有利于脱贫攻坚工作的精准实施。该文以578份建档立卡贫困户实地问卷调查结果为数据源,结合3种不同地形区域的实际情况,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安化县不同地形区域的贫困特征、贫困程度主要影响因素及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不同：库区贫困程度综合值的绝对值均值为0.236、高山区为0.192、低山丘陵区为0.127,库区贫困程度最高、高山区次之、低山丘陵区最低;2）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影响因素不同,库区主要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落实情况和地形坡度因素影响,高山区主要受地形坡度、劳动力数量和经营收入因素影响,低山丘陵区主要受劳动力数量、政策落实情况和工资收入因素影响;3）不同地形区域双因素交互作用强度主要表现为经济要素及自然要素的交互作用强度高于政策要素与其他要素的交互作用强度。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的显著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对不同地形区域需实施差异化扶贫政策,提高扶贫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基于价值系数动态调整的河北省生态补偿

雾霾如今已成为中国前进过程中的一大阻碍,而这一问题在河北省表现尤为突出,我们从生态补偿这一角度出发,希望能够在雾霾治理方面起到一定效果。本文分别从河北省、生态亚区和各县(市)三个方向计算了它们的生态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并对其进行了动态调整,确定了区域内生态补偿的迫切程度。结果表明:河北省生态补偿优先级总体较大,且北部大于南部,东部大于西部;各县(市)间的生态服务价值差异明显,最小的为沙河市2430元hm~(-2),最高的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10840元hm-2。在生态亚区层面上讲,其中坝上高原草原和农业生态亚区生态补偿优先级最高,需优先得到补偿。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准确量化了区域间生态补偿的迫切程度,为其它区域的生态补偿提供借鉴意义。     

黄土丘陵沟壑区治沟造地土壤快速培肥效应

湖南省安化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境内地域类型可分为高山区、库区和低山丘陵区,将不同地域类型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综合考虑,分析不同地形区域的贫困特征及贫困程度影响因素有利于脱贫攻坚工作的精准实施。该文以578份建档立卡贫困户实地问卷调查结果为数据源,结合3种不同地形区域的实际情况,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安化县不同地形区域的贫困特征、贫困程度主要影响因素及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不同：库区贫困程度综合值的绝对值均值为0.236、高山区为0.192、低山丘陵区为0.127,库区贫困程度最高、高山区次之、低山丘陵区最低;2）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影响因素不同,库区主要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落实情况和地形坡度因素影响,高山区主要受地形坡度、劳动力数量和经营收入因素影响,低山丘陵区主要受劳动力数量、政策落实情况和工资收入因素影响;3）不同地形区域双因素交互作用强度主要表现为经济要素及自然要素的交互作用强度高于政策要素与其他要素的交互作用强度。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的显著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对不同地形区域需实施差异化扶贫政策,提高扶贫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贫困农户脆弱性研究——以甘肃省岷县坪上村为例

随着"能力"、"风险"等概念在贫困研究领域的应用,脆弱性以前瞻性的视角成为目前贫困研究的热点。基于可持续生计的脆弱性研究可以有效识别贫困农户中的脆弱群体,指导农村扶贫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本文以风险—生计资本—适应能力为界面构建贫困农户的脆弱性评价指标,运用综合指数法重点分析收入、受教育水平、户主年龄及生计资本等因素对农户生计和脆弱性的影响,为扶贫政策制定和相关扶贫研究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较高,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偏少,生活水平较低;2)农户的自然灾害风险指标值和经济活动风险指标值相比其他风险指标值较高; 3)适应能力普遍较低,且很多应对风险的适应性举措并没有发挥出实际效果; 4)农户脆弱性与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负相关,中青年户主型农户的脆弱性最低,老年户主型农户脆弱性最高,资本搭配合理型农户遭受风险的影响小、适应能力强、脆弱程度低。总之,研究区一半的农户遭受着高风险的冲击,生计资本严重缺乏,适应能力低下,脆弱程度很高。因此,贫困地区特别是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部贫困区,未来扶贫政策的制定应该加强对脆弱群体的识别,把脆弱群体作为前瞻性反贫和减贫的重点研究对象。     

基于农户感知的生态补偿效应分析*--以黑河中游张掖市为例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将外在的、非市场环境价值转化为当地参与者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财政激励机制引起了世界关注。本文以黑河中游张掖市为研究区,以退耕还林工程为例,基于农户调查资料,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评价了农户感知到的生态补偿的社会效应、经济效应和生态效应,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分析影响农户对生态补偿效应感知的因素。结果表明:农户感知到的生态补偿效应指数达3.02。其中农户感知到生态补偿的生态效应最高,效应指数为3.11,生态补偿的社会效应次之,效应指数为3.06,经济效应最低,效应指数仅为2.55。这充分说明,生态补偿的实施实现了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主要目标,然后是缓解贫困、促进就业、发展经济等副目标。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生计方式、年收入均与其感知到的生态补偿社会效应、经济效应、生态效应呈正相关,而户主年龄与其感知到的生态补偿效应均呈负相关。此外,农户的社会地位对其感知到的生态效应有显著影响。感知社会效应的因素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对社会效应感知的影响程度最大,相关系数达1.067,其次是农户生计方式,户主年龄对社会效应感知的影响相对较小;感知生态补偿经济效应的因素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对经济效应感知的影响程度最大,相关系数达1.073,其次是农户年收入和农户生计方式,户主年龄对经济效应感知的影响相对较小;感知生态补偿生态效应的因素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对生态效应感知的影响最大,相关系数达2.612,其次是农户生计方式,农户社会地位对其影响相对较小。     

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宁夏隆德县生态补偿研究

以隆德县2011年TM遥感影像为数据源,以宁夏生态功能区划为基础,对隆德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益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对隆德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测算,确定其生态系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隆德县总生态服务价值约为30.298亿元,其中森林生态系统的贡献达到80.85%,其次为农田,再次为草地和水域;隆德县生态补偿的最终价值约为7.084亿元,森林生态系统补偿价值约为6.447亿元,占总补偿价值的91%。完全符合退耕还林以来“生态立县”建设的发展目标,但是草地生态系统的生态补偿价值偏小,建议今后保持森林生态系统良好发展的同时,加强草地生态系统建设。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湖北省恩施地区生态补偿研究

[目的]对湖北省施恩地区进行生态价值及生态补偿研究,以期充分发挥恩施地区生态资源丰富的优势,为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依据相关遥感及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对恩施地区2000及2010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当量及2010年生态价值、生态补偿额度和生态补偿优先指数进行计算和分析。[结果](1)恩施地区2000及2010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分别为7.84×107,5.88×107,10a期间生态当量下降了25.07%;(2)2010年研究区生态价值2.89×1010元,生态补偿优先顺序为:鹤峰县宣恩县利川市咸丰县巴东县建始县恩施市来凤县。[结论]恩施地区生态补偿优先指数与各县贫困村比例、人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成正相关性,人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与各县贫困村比例也存在较强的正相关。     

粮食安全视角下的环京津地区耕地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本文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粮食安全角度出发,通过计算粮食耕地盈亏量、粮食耕地超载指数和补偿系数,建立了耕地生态补偿模型,通过量化县域耕地生态补偿,对河北省环京津地区耕地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环京津耕地"生态供给"与"生态消费"存在典型的"空间异位"现象,其中耕地"生态消费"主要集中于环京津南部地区,而耕地"生态供给"则主要集中在环京津西部地区。2)2014年环京津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4.480 5×10~(10)元,整体呈现不能自足的态势,总赤字金额为7.834×10~9元。3)环京津地区中,河北省张北县、兴隆县、蔚县、尚义县和涞源县等17个县市表现为盈余,其余各县市均呈现为赤字状态。其中滦南县需支付的耕地生态补偿量最高,为5.173×10~7元,其次为玉田县和东光县,分别为4.864×10~7元和4.849×10~7元。虽然遵化市、滦平县、曲阳县可获得补偿,但其耕地生态条件也仅仅表现为"紧平衡",仍需受到广泛关注。4)以粮食安全角度为出发点,2014年环京津区急需获得耕地生态补偿的县为张北县、蔚县、尚义县、阳原县、涞源县和曲阳县,需支付耕地生态补偿的县为滦南县、玉田县、献县、吴桥县和定州市,唐县、涞水县和丰宁满族自治县既不需获得也不需支付耕地生态补偿。与前人的研究相比,本研究以生态补偿为切入点对河北省环京津地区耕地补偿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对于促进环京津地区经济发展、耕地生态环境保护与耕地资源持续高效利用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此方法的运用可为类似地区生态补偿的量化研究提供参考,为其他地区以生态价值量确定耕地保护指标提供依据,对耕地生态补偿价值机制的研究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