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者风格看《红楼梦》的文化意象翻译

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文化意象丰富, 要求译者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文章从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着手, 对比分析了杨宪益和大卫?霍克思的两个英译本对文化意象的不同处理。杨宪益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 尽量保留原语中的文化意象, 霍克斯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 可读性强, 但影响了文化意象的传递。     

文化取向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红楼梦》杨宪益与霍克斯译本之比较研究

《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一部《红楼梦》就是一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中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风民俗、教育等方面,所蕴涵的丰富文化内容是古今史学家和文学家研究的焦点之一。《红楼梦》在传人西方不久就被译为英文,在我国对《红楼梦》的翻译也起步很早。其中最有影响的英译本有两个,其一是由杨宪益夫妇所译(译自1760年的影印钞本——“脂本”),其二是由英国译者大卫霍     

翻译暴力下的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以杨宪益和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为例

翻译是多种文化因素影响下的复杂活动。在翻译中译者必然受到翻译暴力操纵,所以翻译过程即是暴力过程。尽管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是作为相对立的翻译策略提出,本文试图以杨宪益和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为例,证明两者具有共同点,即都体现了翻译暴力。     

从文化的视角浅析《红楼梦》典故的翻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由特定的历史文学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在语言上体现为典故。这些典故往往民族色彩浓厚,蕴涵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难以从字面上去理解和翻译。《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对其中典故的翻译手法不同,产生的效果也就有很大差异。     

动态意义建构论与隐喻翻译——以《围城》英译本为个案研究

翻译从本质上来说是意义的理解与重构,因此,与意义相关的理论可以指导翻译研究。尝试根据动态意义建构论,以《围城》英译本为个案,研究隐喻的翻译。主要观点是：隐喻翻译具有语境灵活性、文化规约性和译者心理性。     

英语世界中的“花间美人”——《西厢记》英译历程的描写性研究

本文梳理了《西厢记》在英语世界译介的历程,从书名的翻译、源语文本的选择、文化意象、误解与误释、译者对读者的操纵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力图阐明以下几点：一、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化之间交流日益平等化对《西厢记》英译本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二、译者的文化立场对《西厢记》英译本最终面貌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三、中国古典作品英译事业应以不同文化的相互尊重为根本原则。     

《红楼梦》两部英译本翻译差异探究——以《红楼梦》第三回为例

目前《红楼梦》的全译本有20多种,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二种英译本:一是由杨宪易夫妇所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一是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敏福德(John Minford)合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本文将以此书的第三回即"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为例,从书名、人名和称谓、人物描写、"笑道"和翻译风格等方面对两种译本进行赏析,分析其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谈译者主体性在英语文学翻译中的作用

随着英语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发展,人们逐渐看到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介绍译者主体性的实质,即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和影响,并重点讲述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从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创造性看译者主体性,其要求译者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将文学作品创造性地展现给读者,但同时也存在许多因素制约译者的发挥,即译者主体性的限度。     

从文化资本角度看翻译实践——读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实践和文化资本的流通：〈埃涅伊特〉英译本》

20世纪90年代,安德烈·勒菲弗尔与苏珊·巴斯奈特一起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研究观点,颠覆了以往翻译理论的指向,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翻译实践和文化资本的流通：〈埃涅伊特〉的英译本》一文中,安德烈·勒菲弗尔以《埃涅伊特》英译本为例探讨了翻译和文化资本的关系和影响翻译实践过程中文化资本的流通和传播的因素.本文主要介绍他在文中传达的独到的翻译思想,探索其对翻译实践的启示并对此进行反思.     

翻译: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与解读

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信息转换的文化活动,而且是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意识形态以不同的语言形式隐藏在语篇之中,以各种隐蔽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者写作、译者翻译以及读者解读文本。本文拟以批评语言学为主要方法论,强调翻译中语言分析和社会分析相结合的重要性,同时主张翻译研究应以语篇为单位,特别注意考察作者、译者、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三元关系及其在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和解读过程中的作用,以便弄清翻译的本质并有效地解释那些"不忠"的现象。     

从《道德经》中的数字翻译谈译者的文化取向

译者的翻译行为和翻译策略不仅是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活动,而是一种权力关系和文学地位的文化交流活动。一方面会受到翻译文学在译入语国家的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关系以及译者对源语文化的理解度和认可度。本文以英国学者亚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的译注为蓝本,评析其中涉及的数字翻译,并通过译者对数字的翻译谈谈译者的文化取向问题。     

卡特福德翻译转换理论视角下的汉语文本翻译及传播

卡特福德的翻译转换理论有助于增强双语转换意识,培养思维转换能力。汉语文化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翻译转换在两个语言文本之间的通达转意上作为一定的媒介,影响中国文化的外推。本文主要通过对比分析英汉区别,结合翻译实践平台的具体实例进行分析,在源语和目标语的相应转换中,体会译者思维,提高转换能力,从而得出英汉转换能力培养的翻译策略,提高中国文化的外推竞争力。     

民族中心主义对异化翻译策略的影响——由《南京!南京!》的片名翻译引发的思考

电影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说,片名的文化意蕴是对电影的最好注脚。由于文化态势不同,东西方译者在对影片的翻译上所采取的策略也各有不同。但无论采用的是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从翻译方向上看,民族中心主义都可能存在。本文试图从文化输出角度来探讨东西方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具有的民族中心主义及其原因,旨在探求恰当的异化翻译策略,积极彰显自身文化特性,弘扬中国文化。     

对英译汉技巧中应注意的问题的探讨

翻译技巧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它们是许许多多个译者通过翻译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因此翻译起来就不可能完全是简单的词对词，句对句的复制，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这些方法去克服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上存在的差异，使译文既能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又能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     

民族中心主义对异化翻译策略的影响——由《南京!南京!》的片名翻译引发的思考

电影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说,片名的文化意蕴是对电影的最好注脚.由于文化态势不同,东西方译者在对影片的翻译上所采取的策略也各有不同.但无论采用的是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从翻译方向上看,民族中心主义都可能存在.本文试图从文化输出角度来探讨东西方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具有的民族中心主义及其原因,旨在探求恰当的异化翻译策略,积极彰显自身文化特性,弘扬中国文化.     

文化传播中的翻译策略之辩——读《从Naiad客串潇湘妃子谈起》有感

本文针对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中所采取的归化策略实为"文化霸权"意识的论断,提出后殖民主义理论有其运用的特定语境,文化传播中翻译策略的取舍应根据译文读者适当调整。译者有传播文化的使命,但文学翻译不可作为纯粹的文化宣传之作。不间断而有度的杂合是提高本土文化机体的免疫力,提升自身文化地位的要素。     

博弈论视角下外宣翻译主体性刍议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间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外宣作为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其作用日益凸显,因此深化外宣翻译研究刻不容缓。外宣翻译是译者的理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如翻译的目的、目标受众的需要、语言文化的差异等等。为了实现外宣的目的,译者必须权衡各方因素以做出最佳选择。这好比一场博弈,当中的每一步都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本文以博弈论为理据,结合外宣翻译中的部分典型译例(增译、减译),旨在从语言、文化和交际维度解蔽译者的主体性。     

文化前结构与翻译的创造性误读--林语堂英译《中国传奇》研究

翻译的创造性误读是指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有意识的改变和重写.从著名翻译家林语堂的英译本<中国传奇>出发,作者分析了翻译的创造性误读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前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创造性误读并非是对原作和文化的亵渎,而是文学生产和文化接受过程中的一种有效手段,对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从《儒林外史》的翻译谈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方法

文化负载词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组和习语。由于中西传统文化的巨大差异，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译者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本文通过《儒林外史》的翻译的 探讨，总结出其规律性翻译途径:即采用语义翻译+解释，交际翻译，交际翻译+脚注，源语词汇的义素拆分以及意象的转换等方法来实现跨文化翻译的最佳目标。     

从跨文化的视角看高校学生英语翻译中常见的错误

跨文化是指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界线的文化。高校学生常见的翻译错误原因是:一味地直译(按字面义翻译),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和思维方式去理解外国语言,不了解异国语言的结构特点和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