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食品法典标准与中国实践

以科学性和风险分析为基础的国际食品法典标准被世界贸易组织指定为国际农产品及食品贸易争端的仲裁依据,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国际食品法典标准汇集了国际公认的、统一的农产品及食品标准,旨在通过制定食品安全和质量的国际标准、食品加工规范和准则,保护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保证国际农产品及食品贸易在公平的环境中进行,消除国际贸易中不平等的行为。我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之一,同时又是农业大国,理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我国有效参与国际食品法典工作的程度,提高我国采用国际食品法典标准的数量和质量。     

印度食品法典的工作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以及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国际食品法典(CAC)的作用越来越大。印度是CAC工作做得比较出色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文章就印度食品法典的机构设置、工作机制、资金来源及代表团管理等方面进行介绍,并对我国的CAC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澳大利亚国际食品法典工作机制及其启示

从澳大利亚参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工作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等方面介绍澳大利亚法典工作的现状与特点,为我国参与国际食品法典的工作,发挥自身优势,促进贸易出口提供借鉴。     

建立健全我国食品安全体系的几点建议

一、尽快纠正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不规范、不够严密的缺陷,加速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我国参照《国际食品法典》,建立符合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原则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从食品安全的全程监控着眼,把标准和规程落实在食品产业链的     

国际食品法典对我国农药残留标准制定的借鉴研究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后,我国进一步加快了农药残留标准制定及体系建设。国际食品法典作为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在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中的借鉴作用突现。因此,加强对食品法典的研究,加快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已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农药残留标准工作的重点,对保障农产品和食品安全意义重大。     

美国食品法典工作机制及启示

随着贸易经济的全球化．国际食品法典（CAC）标准作为解决贸易争端问题的参照标准．在国际贸易中具有贸易仲裁的作用。为此．世界各国积极参与CAC工作．为本国标准的国际接轨和合理壁垒提供基础研究．促进本国的对外贸易。美国是世界上参与法典工作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参与力度最大、最成功的国家。美国不仅参加了历届CAC会议和各个附属委员会．并成为3个附属委员会主席国家．而且一直在国际CAC委员会领导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法典工作获得成功与其     

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研究

自《食品安全法》实施后,中国进一步加快了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及体系建设,食品法典,作为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在中国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中的意义突现。因此,加强对食品法典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分析和跟踪研究,加快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及残留标准体系建设,已成为中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残留标准工作的重点,对保障农产品和食品安全意义重大。     

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及安全问题(三)

正为了协调和统一残留标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负责制定农药残留国际标准,但即使有国际残留标准,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执行自己的本国标准,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因为制定残留标准能力弱,往往只能执行国际标准。我国是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标准委     

国际新鲜水果标准体系的结构与特点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FAO/WHO的食品法典委员会(CAC)、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洲联盟(EU)和美国开展水果标准化工作已有数十年历史,取得了突出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对这些国际组织和国家的新鲜水果标准与结构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有利于我国在新鲜水果标准化工作中取长补短,完善标准体系,优化标准结构,为采用国外先进标准奠定基础。     

质量标准大观

农业部成立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家评审委员会；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年会召开；第40届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会议召开；第31届太平洋地区标准大会召开；我国加紧构建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     

国内外农产品加工GMP对比分析

在分析国际标准组织和发达国家农产品与食品加工GMP的基础上,对我国农产品GMP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归纳与总结,并提出我国农产品加工GMP与国际标准组织、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和相应对策,为农产品加工GMP的制修订提供了重要依据.     

新修订真菌毒素国家标准与CAC最新限量标准的对比与分析

介绍了食品中主要真菌毒素的毒理,比较了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标准中真菌毒素限量指标,研究并确认了新、旧版真菌毒素国家标准之间以及新版真菌毒素国家标准与CAC最新限量标准之间的差异,为提高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水平、保护人民健康、有效应对国际贸易及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提供依据。     

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变迁及启示

在整理2008-2018年国际食品法典颁布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maximum residue limits,MRLs)标准文件资料基础上,建立了完整的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值数据库,并根据不同的产品种类,从法典MRLs标准的总体概况、条目数和农药种类3个方面分析了法典MRLs标准的变迁。结果显示,虽然法典MRLs标准在条目数和农药类别上呈逐年增加趋势,且主要变化集中在蔬菜、水果和哺乳动物产品三类产品上,但是法典MRLs标准的整体残留均值却在逐年上升。表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虽然针对更多的产品和农药类别制定了更广泛的法典MRLs标准,且不同的产品及农药种类变动不同,但是法典MRLs标准在整体残留均值上有放宽趋势,即CAC正在放宽法典MRLs标准。我国要抓住CAC放宽法典MRLs标准的机会,加快对国内农药MRLs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减少因各国农药MRLs标准调整形成的技术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带来的损失。这对完善我国食品标准体系,提高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扩大我国农产品出口和维护我国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学理解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概念

农药在作物及食品生产中的有益作用已为世界所公认,但是食品中残留微量农药是否对人体健康有危害仍是目前人们关注的焦点。允许的农药残留不应该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因为任何农药在可以使用前必须经过一个包括科学的风险评估在内的农药登记管理程序的评审。最大残留限量(MRLs)是指在优良农业措施(GAP)下使用某农药可能产生的在食物中的最高残留浓度(单位为mg/kg,指每千克商品中残留农药的毫克数),其数值必须是毒理学上可以接受的。MRLs的主要作用是来检验食品生产过程是否严格执行GAP,以及帮助经农药处理的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正常进行进出口活动。MRLs不是一个绝对的安全限量,即接触残留超标的食品并不一定肯定意味着对健康有危害。但是MRLs也经常作为食品安全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成为保障人类健康最初级的预警机制。MRLs是各国政府和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设定的,这些设定的标准被应用于国际贸易中。     

生物安全:美国转基因作物的评价与管理

本篇综述侧重于介绍美国本土的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价的过程和进展。回顾了安全评价程序的建立过程,从1975年阿西洛马(Asilomar)会议上关于重组DNA技术的问题,自1984-1994年间第一例转基因作物进行田间试验到评估作为食物和饲料商业化生产时,美国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科学家之间的讨论。此外,一同回顾国际上的指南与美国的系统。整体过程还要考虑人类接触基因来源和表达蛋白是否有安全的或不安全的历史。食用蛋白安全性首要考虑因素为某些消费者是否对其过敏或者拥有转基因编码蛋白的IgE抗体,或者转基因食品会诱发乳糜泻,同时考虑表达蛋白的潜在毒性效果和对人或动物营养的影响。在美国,该过程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建议是一致的,它是基于科学的并应用合理的假设。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证明在美国获得批准的转基因作物危害人或动物的健康。评价要考虑遗传和环境上的变化对植物新品种产物的影响,并坚持转基因植物食品和非转基因相似物种同样安全的评价原则。     

国内外西番莲农药MRLs标准比较分析

农药残留是评价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指标。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是监督科学生产和保护消费者健康的基本措施,是各国政府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手段。随着西番莲果汁在国际市场的需求逐年上升,西番莲种植受到广泛关注。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欧盟和东盟国家的西番莲农药MRLs标准进行比较分析,掌握了各国西番莲农药残留标准动态并对差异性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完善西番莲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提出参考建议,为中国西番莲产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Knowledge claims and the governance of agri-food innovation

In this paper I examine how knowledge claims operating through two types of governance techniques can guide product innovations in the agri-food sector. The notion that knowledge claims have strong social and material components informs the analysis undertaken, developed through a discussion of social science approaches to the role of human groups and biophysical properties in social change. I apply this socio-technical perspective to two case studies: defining dietary fiber and reducing saturated fat. The first involves attempts to produce an international definition of dietary fiber standards in the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The second involves efforts by food manufacturers to reduce the saturated fat content of food products in line with UK government guidelines. The case studies draw upon observations, document analysis, and over forty interviews. I suggest that although knowledge claims are active constituents of both governance processes, important differences are evident and arise from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ntroversies, and from the scope for articulating broader questions. In particular, the different criteria for judging “success” guide how knowledge claims are implicated in the governance of product innovation. I suggest that further work is required to understand the wider implications of efforts to change the composition of foods, not only for public heath, but also in relation to food security, quality, safety, and availability in a rapidly changing context. In order to do this successfully, knowledge claims made about the material properties of food should be made objects of social science analysis.     

国内外茶叶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比较分析与建议

为掌握茶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现状,更好保障中国茶叶质量安全,收集整理了有关茶叶上农药最大残留限量(MRLs)的标准,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关于茶叶上农药MRLs的最新标准和禁用农药的情况,并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欧盟、美国、日本、韩国、印度、摩洛哥等国际组织和国家制定的茶叶中农药MRLs标准进行比较,揭示了中国与国际农药MRLs指标接轨不足、茶叶中农药多残留检测方法标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进而从茶叶清洁化生产和制(修)订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食品国际贸易规制述评

从食品国际贸易规制入手,分析和评价了现行国际贸易制度安排。指出W TO的《SPS协议》、《TBT协议》和法典委员会等国际规制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有助于国际食品规则的标准化,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标准低、参与国际组织的“门槛”高等原因,造成其面临着事实的贸易不平等和标准遵从的困难。提出中国应联合发展中国家,通过对部分条款的修订,如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从自愿改为强制性规定、给予发展中国家更长的遵从期限、让最不发达国家免费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活动等来争取贸易公平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