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价格、收入结构变化与柑橘种植布局变迁

在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背景下,探讨农村劳动价格、农户收入结构变化对柑橘种植布局变迁的影响,对于促进柑橘产业发展和保障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推导基础上,利用柑橘主产省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全局和分区两个视角实证研究农村劳动价格、农户收入结构对我国柑橘种植布局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用工价格和非农就业工资的提高对柑橘种植产生负向影响,我国柑橘种植布局正由农村劳动价格较高的浙-闽-粤地区向农村劳动价格较低、以农业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赣南-湘南-桂北扩张;工资性收入提高对柑橘种植产生的收入效应和生产总成本上涨产生的抑制效应,共同作用致使长江中游和鄂西柑橘带种植面积缓慢增长,形成我国柑橘种植“西移内扩”趋势。故而以调控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户收入结构为切入点,是优化柑橘种植布局的重要思路。     

城乡转型背景下林区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

农民就业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经济与社会问题。在人多地少等多种因素下,农业自身无法吸纳我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实现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才能逐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利用福建省三明市的12个村84户农民的样本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林区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有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占76.2%。随着林农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林农对身份转变的认识显著提高,非农就业意愿明显增强。家庭人数越多,小孩越少,劳动力流动率就越高。人均林地面积越丰富,林业对劳动力的粘性就越强,林农外出务工的意愿下降。务农收入和农村非农产业收入是农户决定其成员是否流动所参考的重要依据。重视微观层次的户主禀赋、家庭特征、林地禀赋和收入差异,对于促进林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非农就业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研究

根据2009—2010年北京林业大学农村劳动力项目调查数据,使用OLS与Heckman两步法从微观层面上考察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于贫困地区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会通过兼业或者资本换劳动的形式弥补非农就业导致的劳动力流失对家庭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并以此提出加快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稳定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贫困地区气象灾害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分析——以花生和玉米种植户为例

基于2014年河北、河南、辽宁三省花生与玉米种植户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在我国贫困地区气象灾害如何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贫困地区,花生和玉米在生长过程中受到灾害威胁时,农民会适时减少非农劳动时间,从事灾害补救措施,从而对非农收入产生负向影响;且随着受灾程度的增加,对非农收入的挤出效应越强。这种顾此失彼、以农户为主体的灾后自救行为导致我国贫困地区农户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由此可知,在我国贫困地区,应当由政府主导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开展农业保险补贴,增强农户对气象灾害的应对能力,减少农户损失,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推动连片特困区域的经济发展。     

山东省东营市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非农就业视角

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加快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引领和关键动力所在。现阶段农村农地经营性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是农民收入最主要的两大来源,文章以山东省东营市为例,将农地流转、非农就业和农户收入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分析在当前农地流转、非农就业发展迅速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现状以及农地流转速度滞缓、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提出促进农地规范有序流转、充分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转移就业渠道的对策建议,进而使农户合理配置农地和家庭劳动力等资源,优化收入结构,提高农村家庭收入。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户增收和共享经济增长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农户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农户收入尚处于较低水平。48.0%的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为0,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仍是一项严峻任务。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均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3.507%。另外,相较于财富较多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为不同农户精准提供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加。     

劳动力流动、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鼓励农民从事非农就业,促使农民积极参与到农地流转市场中,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和农地流转的动态关系,探讨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动态关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农户中,相较于74.15%未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25.85%进行农地流转农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0.46万元;农地转出户的劳动力流动时间高出农地未流转户1.3倍,使其家庭可支配收入比农地未流转户提高0.70万元。另外,增加劳动力流动时间更有利于提升低收入农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进行农地流转也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可支配收入,并且农地转出户比农地转入户的提高幅度更大。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动态关系程度越高,相较于西部地区更有利于提升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因此,建议不断加强对农民的投资和培训,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的运行机制,实行有区域差别的农业政策,以保证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民收入。     

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德县为例

以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3个镇5个村的167份问卷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论证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的年龄、主要经济来源、家庭人均收入、家庭规模、非农劳动力、流转历史和流转政策认知都对农户土地流转有显著影响。年龄较大,其土地流转意愿较弱;以务农为主的农户流转意愿弱于以非务农收入为主的;家庭人均收入越高,流转意愿越弱;家庭规模越大,流转意愿越弱;家庭非农劳动力越多,流转意愿越强;有土地流转历史的流转意愿高于没有进行过土地流转的;政策认知度越高,流转意愿更强。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养老方式这3个因素对广德县土地流转没有显著影响。最后结合实际提出了几点建议,以促进广德的土地流转,促进现代化农业发展。     

农户家庭禀赋、非农就业与总收入——基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CD

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177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OLS、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家庭自然资本,最后是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2)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差异,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和家庭经济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9.0%和6.4%。因此,为促进农户增收,建议充分考虑农户家庭禀赋水平,要大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不断丰富和拓宽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其次要重视低收入水平农户养老服务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最后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积极鼓励农户非农创业,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     

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及区域分类分析

采用2014—2016年《甘肃发展年鉴》的数据,对甘肃2010—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构成变化、增长趋势和区域分布变化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十二五"期间,甘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构成主要是经营性净收入,其次是工资性收入,两者合计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2.8%。在经营性净收入中,来源于第一产业农业经营的净收入占82.0%。甘肃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加,经营性净收入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重要来源。甘肃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其中河西走廊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农业生态条件的限制,发展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推进土地流转和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农民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共同富裕背景下浙江省农民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研究

本文在综述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对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的3个乡镇以及下辖村的调研数据，通过对样本户2021年非农就业情况、农业生产情况、收入情况以及户主基本特征和家庭基本特征等方面的对照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参与非农就业对农户提高经济收入和促进共同富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要加大政府落实促进农户非农就业的政策力度、创造非农就业岗位、加大宣传力度等建议。     

家庭负担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基于CFPS2014-2016的分析

关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有助于深刻理解农民工就业现状。本研究基于CFPS2014和CFPS2016数据分析了家庭负担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负担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稳定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负担越重,非农就业稳定概率越低。识别就业状态变化的雇佣双方原因,将离职原因分为主动离职和被动离职后发现家庭负担对主动离职的影响更大。非农就业者年龄、性别、职业培训、工作地点、给其他人提供经济帮助金额、家庭医疗支出对非农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     

非农就业质量如何影响山区农户土地转出稳定性——基于浙江省4县480户农户的观察

为厘清非农就业质量对山区农户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基于2021年浙江省山区4县480户农户调查数据,采取OLS、Heckman两阶段以及2SLS等模型开展实证研究,同时采取Probit模型检验作用机制并结合案例加以佐证。结果表明：1）非农就业质量的改善激励山区农户提高土地转出的稳定性。2）非农就业质量显著影响老一代农户和“体制外”农户土地转出的稳定性,但是对新生代农户和“体制内”农户的影响不显著,同时,非农就业质量对土地转出稳定性的影响并不因为就业距离的远近而产生差异;3）非农就业质量影响土地转出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在于强化农户的城市融入意愿、弱化农户对地租的偏好以及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相关政策需要致力于提升山区农户的非农就业质量,提升和完善非农就业的稳定性、收入和保障制度。     

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增长、农户最优经营规模研究——以湖北、江西山地丘陵区为例

基于农户收入影响模型和农户最优生产经营规模模型,以湖北、江西两省山地丘陵区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以及农户最优的土地经营规模。结果表明:1)对转入户而言,土地流转对其收入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土地流转面积的提高能够有效增加转入户的劳动力人均收入;2)土地流转对转出户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转出土地的农户通常是劳动力已经实现非农就业或因其他原因缺乏农业劳动力的农户,农地的流转对劳动力的释放影响不显著,导致对其收入影响效用有限;3)对转入户和转出户而言,单位地块面积的增加均能提高家庭劳动力人均种植业收入,并测算出农户潜在的最优生产经营规模为3.16 hm2。当前,湖北、江西两省山地丘陵区现有的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尚未达到最优状态,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     

乡村振兴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 ——以山西省永和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举措,搬迁后的脱贫人口能否获得稳定的生计适应,对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山西省永和县2014—2019年1149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追踪调查问卷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易地搬迁前后农户的收入存在显著差异,且搬迁后明显高于搬迁前.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安置区域[县城或乡(镇)]对搬迁户的收入也有显著的影响.通过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分析易地扶贫搬迁户收入结构中不同收入类型的重要性,发现2014—2019年财产性收入呈上升趋势,工资性收入不稳定,经营性收入呈下降趋势,转移性收入变化不大.同时就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生计适应而言,乡(镇)安置优于县城安置.     

互联网信息技术、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效应

为考察互联网信息技术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信息效应理论，利用一手调查数据识别和检验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影响农户收入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同时采用Heckman两阶段法以及工具变量法对潜在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后，这种影响仍然显著。进一步探讨作用机制后发现，互联网信息技术有利于农户做出非农就业选择，通过促进农户自我雇佣和他人雇佣影响农户收入。文章为理解互联网信息技术影响农户收入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发挥互联网信息技术在提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农民收入方面的作用提供参考。     

北京市郊区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北京市郊区345户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首先,农地流入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农地流出则对农户收入水平影响不显著。农地流入概率每增加1%,家庭人均收入提高67.55元。其次,农地流入对0.6和0.8分位数家庭人均农业收入显著为正,对其他家庭收入作用不显著。农地流出对0.6和0.8分位数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非农收入作用分别为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对其他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作用不显著。因此,农村家庭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且存在一定的资源错配。政府应继续鼓励北京市郊区农村农地流转,持续提高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力度,提升农村农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市场化程度对农户劳动交换形式结构的影响

采用9个省897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构建了农户劳动交换形式结构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则农户劳动交换形式结构的市场化特征越明显;若农户家庭劳动力人口数越少、家庭年总收入越多、非农收入占家庭年总收入的比例越小、被访者越看重效率而不是人情、劳动交换较多地参考劳动力市场价格、没有换工经历和没有换工意愿,则该农户的盖房、农忙和红白喜事雇工的可能性大。农户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小,则其盖房和农忙雇工的可能性更大。若所需工种为长工时,农户盖房更倾向于雇工。户主年龄越小,则其农忙越倾向于雇工。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较好地阐释了市场化对农户劳动交换形式结构的影响。     

金融科技对江苏省农民收入增长的中介效应及异质性

以2014—2019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收入来源渠道角度检验金融科技对江苏省农民增收的影响,并对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得知,金融科技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影响农民增收,但不存在金融科技通过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财政支农强度促进农民增收的中介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得知,金融科技对非粮食主产区作用更加显著。政府要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提高农民金融素养,加强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正规、完备的农村征信数据库及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农民广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村庄视角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基于村庄视角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的研究还鲜有报道.通过运用演化博弈的研究方法,重点考虑村庄的资源禀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从村庄角度深入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演变过程和均衡状态.结果表明,一个村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比例与非农收入成正比,与人均农业收入水平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