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集体居住用地住宅开发探索与实践——基于北流、泽州、长垣试点

探索集体居住用地住宅开发,建设和完善农村住房体系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广西北流、山西泽州和河南长垣集体居住用地住宅开发改革试点调研,发现3地试点存在以下共同特征: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低,改革的外部环境好;受婚俗、求学因素影响,住房改善型需求旺盛;集体居住用地供给区位好,价格相对较低。与此同时,集体居住用地住宅开发存在政策不明朗、对农村住房保障形成冲击和增大开发企业资金风险的隐患。因此,应当允许有条件的地区开展集体居住用地住宅开发,灵活保障农村居民住房权益,加快相关配套政策出台,降低政策与金融风险。     

大都市边缘区三级基本农田集中保护区分级划定及调控机制

针对大都市边缘区城市拓展与农地保护矛盾尖锐、景观破碎化、权属细碎化、整体布局稳定性差等问题,开展三级基本农田集中保护区分级划定及调控机制研究,对大都市边缘区保红线保发展促集约促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北京市昌平区为例,提出三级基本农田集中保护区划定的总体思路,构建基本农田集中保护区识别指标体系,划定基本农田集中保护区,并将基本农田集中保护区分为市区乡三级,在此基础上探讨基本农田集中保护区分级调控机制。研究划定了1个市级基本农田集中保护区、6个区级基本农田集中保护区、6个乡级基本农田集中保护区,规划土地整治复耕1 149.97 hm2,使单位基本农田经营规模提高到38.76 hm2,使3 hm2以下细小图斑降低至1.21%,实现了昌平区内96.63%的基本农田集中连片保护,建立了规划调控、用途管制、奖惩联动分级调控机制。研究结果可为国家制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分级保护政策和开展同类研究提供参考,为地方政府提高基本农田保护区保护质量和管理效率提供思路借鉴。     

农户家庭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

农村非农创业的稳步发展在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农户对土地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进而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微观农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家庭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农户家庭保险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农户家庭非农创业的比例不高,仅为14.6%,农地转出行为参与率和转出规模平均比重均呈现出较低水平,分别为17.4%和14.4%。非农创业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非农创业在青壮年农户中的影响强度要显著高于老年农户。非农创业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参与保险,进一步推动了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家庭保险参与在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因此,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基于农户发展特征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扶持和就业引导,通过完善农村保障制度提高农户保险参与率等政策建议。     

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传统农业劳动力的流失以及现代农业的普及推动了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广泛使用.当前,小农户经营格局的限制导致多数农业经营者购买农业机械的难度较大,由此促进了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出现和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通过替代农业生产劳动力、普及生产技术以及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对农业生产和农地流转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微观农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地转出和农地转入的影响,同时还通过对样本分组开展了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推广对农地转出和转入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农地转入行为和转入规模则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2)农机社会化服务在不同年龄类型农户以及不同生产区域的农户中所发挥的影响也具有差异.因此,应大力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农机租赁服务主体;基于不同类型农户的发展特征,实施多元化的农机服务和技术保障;针对不同农业生产区域的发展情况,因地制宜地加强农机租赁推广和技术帮扶力度;提高小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组织化水平.     

“政治周期”对中国土地利用规划影响的研究（英文）

政治性周期理论作为经济周期的一种解释已得到较为广泛地研究,政治因素从最初简单的外因逐步被认同为影响经济的一项重要因素,但目前将其与土地利用结合的研究尚不成熟。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分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周期对于中国土地利用规划影响的机制与表现,并结合影响的具体形式给出解决的建议,以期促进规划目标更好地实现。     

台湾农村社区土地重划利益机制分析与借鉴

完善的利益机制是台湾农村社区土地重划成功的重要保证。该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案例分析法,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外部性理论等理论全面解析台湾农村社区土地重划的利益机制。以过沟农村社区土地重划为例,深入剖析其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民生活水平、农村生态环境所依赖的利益机制,认为大陆地区土地整治应借鉴其经验,完善土地整治利益的形成机制、改善土地整治利益的分配机制、构建土地整治利益的变动机制、落实土地整治利益的保障机制。     

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重心迁移研究——以河北省沽源县为例

基于Landsat TM数据和GIS技术,通过土地利用变化和重心迁移理论对农牧交错区河北省沽源县30多年土地利用的空间演变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农业用地和草地占主要地类,1980—2013年土地利用重心有明显迁移;农业用地重心向东北迁移,迁移距离为4 595.79 m;林地重心向东南方迁移,迁移距离为3 820.62 m;草地和建设用地重心向西北方迁移,迁移距离分别为5 294.75、1 220.91 m;水域重心迁移距离较小;未利用土地重心向西南方迁移,迁移距离为4 552.13 m。自然因素对沽源县土地利用空间变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政策推动等人类活动干扰则是主要驱动因素。     

埃塞俄比亚农地确权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大规模土地确权是发展中国家保障地权安全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措施。非洲国家的确权除少数相对富裕国家外多以失败告终,然而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却较成功地实施了大规模土地确权。本文以埃塞俄比亚为例,深入分析其确权成功经验,探讨确权成功的必要条件,并为推进中国农地确权提供借鉴和启示。研究表明:①分阶段确权的合理规划、技术成本的有效控制以及国际援助的积极利用,是大规模确权可负担、可持续的基础和前提。②重视培训教育,使得广大民众的认知与国家的政治目标一致,增强了确权改革的国家能力。③分权式确权给予地方更大自主权,契合了不同地区的多样化需求,充分发挥非正式约束的补充作用,提高了确权改革的适应性。④参与式确权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提高了官员和民众等多群体的支持,大大减少了确权改革的阻力。     

农村居民点重构治理路径模式的研究

为补充并丰富国内对农村居民点重构治理路径模型的理论研究,针对不同重构模式探索治理路径的选择方向,提升农村居民点重构治理的实践绩效,该研究1)比较分析了不同农村居民点重构的差异特点,区分识别了当前农村居民点重构的3种典型模式:"拆迁型"、"建设型"和"保留型";2)在简要回顾2个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全新的治理路径分析框架:"光谱-阶梯治理路径";3)针对不同重构模式选择了广西省柳州市3个典型案例对治理路径及绩效优劣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不同重构模式相对适宜于特定混合型重构治理路径,治理路径的选择应考虑主客观状况的匹配程度,充分体现政府、市场和民众的公共资源多中心治理。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只有注重政府推动、市场配置与农户构想的有机统一,并在治理路径中额外加强政策支持、引导和监管,才能确保农民作为重构活动的主体地位,切实促进农村居民点重构的治理效果最优,充分实现土地利用的规模化和集约化。     

基于GIS的基本农田调整研究——以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为例

基本农田的布局调整是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将GIS与基本农田保护相结合,探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基本农田调整的新方法。提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成果中相关图层信息,在GIS平台中,进行擦除、相切、统计等分析,结合修改要求,综合调整基本农田布局。以贵州省关岭县基本农田调整为例,应用上述方法,调整后的基本农田数量满足上级下达指标,布局较为合理,并且满足规划对于基本农田属性的要求,通过质检软件检测。借助GIS平台,可以实现基本农田布局调整方法的优化,对今后规划基本农田布局有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