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水域生态修复效果的监测与评价

自2006年以来,长江豚类极度濒危的生存状况得到广泛关注,在其自然保护区实施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为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江豚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于2015—2018年在和畅洲水域建设生态浮岛、人工鱼巢和放流底栖动物进行水域生态修复,对生态修复工程进行跟踪监测和效果评价。结果表明：生态浮岛的建设可提高区域内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结构复杂程度;人工鱼巢对产黏性卵鱼类具有一定增殖效果,增殖种类主要为鲤、鲫、䱗和黄尾鲴;生态浮岛和人工鱼巢的建设对鱼类均有较好的聚集效果;底栖动物增殖放流显著增加了放流物种的丰度、生物量及保护区底栖动物群落生物量,增殖放流效果评价为中等。该自然保护区水域生态修复效果明显,为工程施工影响下水生生物保护区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法律制度衔接研究

我国既有的各类自然保护地存在空间交叉重叠、权责模糊、多头管理等突出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难题。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正是国家破解这一难题的制度举措。文中在介绍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概念、分析我国自然保护地现有法律制度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法律制度衔接的设想。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过程中，理顺国家公园与既有自然保护地之间的关系，加强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法律制度的衔接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思路为:在宏观政策法律层面，从国家统一立法、提升立法协调性、扩大公众参与等方面提出国家公园体制法律建构的整体设想；在微观制度保障层面，吸纳保护原则、差异原则及衔接原则，建立国家统一自然保护地管理制度。建议以《国家公园法》的制定为契机，统筹考量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统领自然空间保护的基本法——《自然保护地法》。     

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实践与研究现状

环境教育是多学科融合的激发人们环境保护意识、培养正确环境价值观的教育。国际上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教育内容和形式、环境教育效果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环境教育监测和法律体系完善等领域。在实践方面，环境教育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出现相对多样化的环境教育模式和较为健全的环境教育评价与法治管理体系。典型的有美国黄石公园设置的少年巡逻员岗位项目、英国的野外环境教育培训基地和日本的生态自然体验露营地等。我国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研究关注了国外相关理论与实践，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对我国环境教育提出原则性、策略性的建议等。文中在分析国际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环境教育内容和形式、建立健全环境教育评价和法律体系等发展建议。     

黑龙江流域中俄保护区现状及展望

黑龙江地处中俄边界，在流域内中俄积极开展保护合作。本文分析了中俄在黑龙江两侧的保护区类型、保护对象，结果表明黑龙江流域的众保护区具有共同的保护对象，保护区的类型也惊人的相似。这些相同相似之处对于中俄保护合作深入发展有重要义。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东山昆虫名录（Ⅳ）

本文报道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东山管理站所辖林区广翅目1科2属2种，脉翅目3科8属10种，长翅目1科1属1种，鳞翅目（蛾类）27科213属299种的昆虫名录。     

供水工程影响下中国北方地区耕地后备资源开发潜力

灌溉水源是北方地区耕地后备资源能否有效开发的关键。当前,中国正在推动国家水网工程规划建设,为北方地区耕地后备资源开发提供了新的机遇。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该研究考虑北方地区已建、在建及规划的供水工程,基于自然适宜、利用高效、发展稳定三方面评价准则,结合三维魔方空间分类方法,开展了雨养情景和供水灌溉情景下耕地后备资源开发潜力分析。结果表明：雨养农业情景下,北方地区勉强适宜（Ⅱ级）、中度（Ⅲ级）和高度（Ⅳ级）适宜的耕地后备资源面积分别为2.9万、1.0万和0.6万km²。灌溉农业情景下,耕地后备资源面积明显增加,勉强适宜（Ⅱ级）、中度（Ⅲ级）和高度（Ⅳ级）适宜的耕地后备资源面积将分别达到5.4万、7.6万和6.5万km²,主要集中于新疆、内蒙古和甘肃3省（自治区）。该研究结果可为中国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及国家水网工程效益发挥提供参考。     

我国自然保护区旅游产业生态模式

我国在自然保护区内开展旅游业十分普遍 ,造成的问题也十分严重 ,因此旅游产业生态化建设在自然保护区内势在必行 ,有利于保护和发展二者齐头并进。该文对自然保护内开展旅游业所造成对环境的潜在威胁作了分析 ,提出自然保护区内实现旅游产业生态化的主要措施 ,以及实现产业生态化的方法 ,最后提出相应的保证措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构建及评估(I):价值体系构建与评价方法研究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类典型的资源可持续利用保护地，其水土管理方式、知识体系、文化内涵等对于协调社区生计与生态保护具有积极作用。这类传统生计区域往往与自然保护地毗邻或在其范围内，对其蕴含的价值进行识别与保护，不仅是提升农业文化遗产管理的诉求，也能够支持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与功能区划管理。本研究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进行系统识别，基于农业文化遗产的广义概念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狭义概念，借鉴多类型自然保护地与世界遗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自然资源资产等价值体系，从农业文化遗产的复合性、活态性与战略性特点出发，把握其核心价值，构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在充分吸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自然文化遗产价值评估、品牌价值评估等定量或定性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完整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货币价值评价方法。以系统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主要包括存在价值和潜在价值，其中存在价值以载体价值和服务价值为核心，服务价值则可细分为产品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9类，25个具体指标。研究进一步提出存在价值的评价方法与潜在指标可能测算路径。构建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以及所提出的评价方法，可为以价值保护为基础进行农业文化遗产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为管理决策者在区域保护与发展协调决策中提供科学基础。     

对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工作的思考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坚强意志和决心战略,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3条控制线之一,科学评估生态保护红线是落实中央战略意志,实施国土空间管控,促进地方管理事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文中阐述云南省现有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情况,分析尚存在着的生态保护红线与现状地类、规划、各类矿业权的交叉冲突以及与自然保护地矛盾冲突等问题,挖掘存在问题的原因,从评估目标、技术准备、评估工作的组织实施以及自然保护地调整、生态保护红线调整、3条控制线重叠的协调等方面对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工作进行研讨。     

云南省古林箐自然保护区物种多样性及保护

古林箐自然保护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哀牢山南端以东的滇东南高原向东南半岛延伸的结合部,南亚热带与热带的过渡地带。在这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下,成为我国三大生物多样性中心之一的滇东南—桂西北的核心部位,区内有发育完整,保存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资源。但在管理中存在许多方面问题,据此提出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