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捕中华鲟 崇明得放生

9月26日，经崇明县中华鲟抢救中心救护的22尾中华鲟在距离崇明岛东滩20海里的长江口水域被放流。这是上海市渔政系统进行的第16次中华鲟放流活动。长江口崇明岛东滩水域是中华鲟幼鱼进入海洋前的集中地，亦是中华鲟幼鱼洄游过程中数量最集中，栖息时间最长的天然场所。但是，从事渔业生产的插网、流刺网极易对幼鲟造成伤害和误捕，渔民误捕以后通常会及时送交中华鲟抢救中心救治。今年，崇明县中华鲟抢救中心共抢救中华鲟幼鱼620尾，其中481尾经救治即放入长江，另有139尾经救治后暂养于抢救池中。本次放流的22尾是误捕受伤后，经过抢救中心…     

长江江苏溆浦段2015 年发现中华鲟野生幼鱼的形态和分子鉴定

在葛洲坝下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产卵场连续两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的情况下,2015年6月在江苏溆浦段发现15尾疑似中华鲟幼鱼。本研究通过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对该15尾幼鲟进行鉴定。形态学度量结果显示,除1尾个体外,新发现的14尾幼鲟与历史记载的中华鲟野生幼鱼生物学性状完全一致,但其体长和体重低于历史同期出现在该区域的中华鲟。同时采用11个多态微卫星位点,对15尾幼鲟样本和分布于我国的3种鲟鱼,包括30尾中华鲟(A.sinensis)、39尾达氏鲟(A.dabryanus)和33尾施氏鲟(A.dabryanus)进行遗传分析,发现这15尾幼鲟与中华鲟的遗传距离最近(F_(st)=0.039,P0.05),其次为达氏鲟(F_(st)=0.108,P0.05),最远为施氏鲟(F_(st)=0.209,P0.05),从遗传和进化的角度判定该批幼鱼为中华鲟,该结果暗示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游极有可能找到了新的产卵场,为中华鲟的繁殖群体和幼鱼的种群监测提供了依据。遗传多样性分析显示,该批鱼的遗传多样性(SW=1.998)略低于野生中华鲟(SW=1.886),暗示中华鲟幼鱼遗传多样性水平降低,野生亲本的数量仍不容乐观。     

葛洲坝工程局中华鲟人工繁殖研究所人工繁殖和培育幼鲟情况

中华鲟是一种大型的溯河洄游性鱼类，平时在亚洲东部沿海的大陆架栖息肥育。每年的7～8月由海进入江河繁殖。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对中华鲟生殖洄游通道的阻隔，引起普遍的关注。葛洲坝工程管理局，在宜昌市小溪塔建立了中华鲟人工繁殖研究所，进行人工繁殖和培育幼鲟放流，为保护中华鲟资源作出了贡献。     

中华鲟幼鱼人工繁殖群体与自然繁殖群体鼻孔及骨板差异研究

对长江口误捕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 Gray)幼鱼和人工繁殖培育中华鲟幼鱼骨板和鼻孔的形态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2004-2006年3年间,长江口误捕中华鲟幼鱼鼻孔形态未发生变化即双鼻孔(左边和右边鼻孔均为两个鼻孔)平均数占总数的93. 5%,鼻孔形态发生变化即单鼻孔(左边一个、右边两个,或左边两个、右边一个,或左边和右边均为一个)平均数只占总数的6. 5%;人工繁殖培育的中华鲟幼鱼鼻孔形态未发生变化的平均数占总数的16. 8%,鼻孔形态发生变化的平均数占总数的83. 2%。与2012、2015年长江口误捕中华鲟幼鱼对比发现,2012、2015年,长江口误捕中华鲟幼鱼鼻孔形态未发生变化的平均数占98. 5%,而发生变化的平均数占1. 5%。结果表明,人工繁殖培育的中华鲟幼鱼群体鼻孔形态发生变化的数量远远高于自然繁殖群体。骨板比较显示:自然繁殖中华鲟幼鱼的锋利,人工繁殖培育的钝;自然繁殖中华鲟幼鱼背骨板棘长平均0. 37 mm,侧骨板棘长平均0. 28 mm,腹骨板棘长平均0. 14 mm;人工培育幼鱼的背骨板棘长平均0. 09 mm,侧骨板棘长平均0. 20 mm,腹骨板棘长平均0. 01 mm。自然繁殖幼鱼与人工培育幼鱼侧骨板棘长有显著性差异(P 0. 05),背骨板和腹骨板棘长有极显著性差异(P 0. 01)。通过对中华鲟幼鱼鼻孔的形态变化和骨板棘长的比较,可对长江口误捕中华鲟幼鱼中自然繁殖群体和人工增殖放流的群体进行鉴别,对增殖放流效果进行评估。     

PAT标志放流有望揭开中华鲟和日本鳗鲡洄游之谜

2010年12月3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在上海崇明岛长江口实施了中华鲟和日本鳗鲡PAT标志放流活动。此次共放流野生中华鲟8尾、日本鳗鲡2尾,试图利用PAT标志技术揭开中华鲟入海洄游及日本鳗鲡繁殖行为之谜,为有效保护中华鲟这一珍稀濒危物种和突破日本鳗鲡全人工繁殖技术提供科学依据。     

十四尾野生中华鲟放归东海

1995年10月11日 上午,风平浪静,阳 光柔和,崇明县成功 地把14尾珍贵野生中 华鲟幼鱼顺利放归东 海,其中12尾幼鲟系 有放流标志。 为了减少放流途中时间,提高放流中华鲟的成活率,这次放流一改过去船在港内等候涨潮后再出航放流的做法,而采用分兵二路,一路由崇明县农委朱汉     

18-氨基酸注射液辅助治疗中华鲟细菌性败血症试验

中华鲟（Aclpenser Sinensis Grdy）是一种大型的海淡溯河洄游性鱼类,是我国特有的古老珍稀鱼类。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建成后,切断了中华鲟由海口上溯金沙江生殖洄游的通道。为了补偿葛洲坝工程对中华鲟的不利影响,成立了宜昌中华鲟研究所,从1983年起每年向长江放流人工繁殖的幼鲟。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珍稀动物已濒于灭绝。     

中华鲟人工催产试验

长江葛洲坝工程的兴建，阻隔了大型海河洄游性鱼类中华鲟的生殖洄游通道。中华鲟性成熟晚(一般雄性9龄、雌性16龄以上)，属高龄产卵类型，产卵补充群体小，资源一旦受到破坏，种群的恢复十分困难。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增殖鲟类资源，具有深远的意义。我站同另五个有关单位协作，于1981年开始进行中华鲟坝下人工繁殖试验。经过三年努力，于1983年11月在坝下催产成功，并孵化出大量鲟苗。这是中华鲟人工繁殖获得成功的首例。     

论提高伏尔加河三角洲鲟鱼类繁殖场幼鱼成活率问题

当前，人工繁殖对增殖里海鲟鱼类资源的作用很大，但人工繁殖效果及其对增加鲟鱼类种群数量的作用往往取决于繁殖场放流的幼鲟的质量。在这方面，从鲟鱼类生物学特性、从环境条件对放流幼鲟的影响来考察，幼鲟入海后的成活率高低便是个关键问题。     

中华鲟幼鱼到达长江口时间新记录

2015年4月16日,在长江口水域监测到1 ind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幼鱼,全长8.10 cm,体长7.00 cm,体质量2.19 g,经形态和分子鉴定,确定为野生中华鲟幼鱼,这是2014年以来在长江口水域监测到的首例野生中华鲟幼鱼。与历史资料相比,该幼鱼到达长江口时间提早约1个月,是中华鲟幼鱼到达长江口的最早新记录。该小规格幼鱼的发现和较早的在长江口水域出现,原因有几种推测:一是长江葛洲坝下产卵场仍然存在中华鲟产卵活动,但产卵时间发生了较大变化;二是在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下游形成了新产卵活动场所,且距离长江口更近。     

基于标志放流信息的长江口中华鲟降海洄游和分布特征

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04—2014 年在长江口水域标志放流中华鲟 12570 尾, 标志回捕中华鲟 24 尾次, 接收 18 枚落式卫星数据回收标志(PAT)信息。本研究根据标志放流信息, 分析研究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降海洄游和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1)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分布于经度跨度 7°, 纬度跨度 9°的长江口水域和东海及黄海海域, 主要聚集分布区为长江口水域和舟山群岛海域; (2)标志放流中华鲟具有显著的降海洄游趋势, 放流后短期滞留在长江口淡水环境, 7 d 后具有进入海洋的行为; (3)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进入海洋后, 其迁移方向会出现随机性, 在迁移过程中具有折返、转向、停滞的特征。本研究通过对长江口增殖放流的中华鲟标志回捕信息开展研究, 旨在揭示中华鲟降海洄游和分布特征, 为中华鲟资源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从连续到偶发：中华鲟在葛洲坝下发生小规模自然繁殖

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 Gray)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典型的溯河洄游产卵鱼类。历史上,中华鲟在长江上游及金沙江下游产卵,由于葛洲坝修建阻隔了其洄游通道,1981年以后在葛洲坝下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产卵场,1982―2013年,每年均有自然繁殖发生。由于其栖息生境退化,每年洄游进入长江的中华鲟繁殖亲本逐年减少,2013―2015年连续3年在已知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未监测到中华鲟自然繁殖活动。2016年11―12月的野外监测发现,中华鲟在宜昌葛洲坝下已知产卵场发生了自然繁殖。其中底层网具采集到中华鲟鱼卵(卵膜)67粒、仔鱼22尾;解剖食卵鱼发现,10尾食卵鱼类共摄食中华鲟卵454粒;水下视频观测到5处中华鲟卵黏附底质位点。根据采集到的鱼卵发育期及采集位点推算,产卵时间为2016年11月24日凌晨,产卵场位于葛洲坝大江电厂以下约300 m的江段内,产卵日水温为19.7℃,流量为6610 m3/s,水位为39.7 m。     

基于线粒体cyt b基因标记探讨凤鲚3群体遗传结构和进化特征

为阐明凤鲚不同地理群体的遗传结构和进化关系,采用凤鲚长江(21尾)、闽江(22尾)和珠江(22尾)群体的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mtDNA)的细胞色素b (cyt b)基因片段序列进行分析.共获得3群体cyt b基因片断607 bp的一致序列.序列有102个变异位点,总变异率为16.8%,其中68个为简约位点.各单倍型的变异全部是转换或颠换,无插入和缺失.(A T)含量为57.6%,大于(G C)的含量42.4%.核苷酸多态性以闽江群体最高,其它两群体较低.自然选择检验显示3群体内部在分子水平上存在自然选择作用.在所获得的65个序列中,共检测到34种单倍型.群体内的遗传距离为0.3%～1.2%之间,群体间遗传距离在0.8%～10.8%之间.长江群体与珠江群体之间的遗传距离较大为10.8%,长江群体与闽江群体间的遗传距离为10.6%,而珠江和闽江群体之间的遗传距离最小为0.8%.AMOVA分析显示,群体间遗传变异占总变异的90.25%,群体内的遗传变异占总变异的9.75%,提示群体间变异是总变异的主要来源.研究结果提示长江群体和闽江以及珠江群体间的分化可能已达亚种水平.     

基于线粒体D-loop序列的长江口中华鲟幼鱼遗传多样性分析

采用线粒体DNA控制区(D-loop)序列对2015年和2017年长江口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幼鱼样本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2015年的682个样本共检测出11个单倍型,2017年的158个样本共检测出8个单倍型。2015年和2017年长江口中华鲟幼鱼的平均单倍型多样性(h)为0. 857±0. 006,核苷酸多样性(π)为0. 010 2±0. 005 5,均低于截流前数据(h=0. 949±0. 010;π=0. 011±0. 006)。分子变异方差分析(AMOVA)显示,中华鲟幼鱼的遗传变异主要来自于群体内,但其年度样本之间出现了中等程度的遗传分化。     

长江口中华绒螯蟹雌性亲蟹自然群体与放流群体血淋巴生化指标的比较

在长江口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亲蟹生殖洄游期间,对比研究了不同性腺发育时期的长江口中华绒螯蟹雌性亲蟹自然群体和放流群体9项血淋巴生化指标的差异。结果表明,洄游亲蟹在性腺发育的不同时期,放流群体与自然群体血淋巴总蛋白、血蓝蛋白、甘油三酯、肌酐、Ca2+及Mg2+含量水平上均无显著差异(P>0.05)。放流群体亲蟹在性腺发育到Ⅳ、Ⅴ期时的血淋巴白蛋白含量和性腺发育到Ⅳ期时尿素含量均显著高于自然群体(P<0.05),总胆固醇含量在性腺发育到Ⅵ期时显著高于自然群体(P<0.05)。在性腺发育过程中放流群体的大部分血淋巴生化指标与自然群体都无显著差异,仅在性腺发育到Ⅳ期后少数指标存在一定差异,表明放流群体通过自身调节能够很好地适应长江口环境并完成性腺发育过程。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的生长特性

2004年5~8月中华鲟幼鱼降河洄游途中在长江口聚集期间,收集到196ind幼鱼样本,分析研究了其生长特点。结果显示,中华鲟幼鱼在长江口逗留期间生长迅速,体长和体重分别从5月下旬刚到达长江口时的16.68±3.27cm和28.69±16.06g增加到8月份入海时的31.90±7.77cm和236.77±176.64g,体长增长1.91倍,体重增加8.25倍。中华鲟幼鱼体重与体长呈幂函数关系,其幂指数b值在5月和8月小于3,此时表现出异速生长。b值在6月和7月接近于3,呈等速生长。6月和7月的肥满度也高于5月和8月。表明6月和7月的生长情况要好于5月和8月。这一现象可能是中华鲟幼鱼在5月和8月有2次生活环境改变和食性变化所导致。     

长江鲟类资源现状及保护

归纳了白鲟、长江鲟、中华鲟近40年自然资源量变化情况,统计了长江鲟和中华鲟人工增殖放流数据,评估了增殖放流成效。因物种特性和分布的差异,放流无效的原因迥异。过度捕捞使人工放流长江鲟在放流后6个月之内难逃被“误捕”,而中华鲟放流数量不足及长江和近海过度捕捞导致中华鲟人工增殖放流的贡献甚微,其结果是长江鲟和中华鲟增殖放流均无法达到自然繁殖群体的补充水平。本文探究了近40年来白鲟、中华鲟和长江鲟在保护、管理和决策上存在的误区和不足,提出在生态大保护的背景下,(1)应编制和实施《长江鲟拯救行动计划》优先项目;(2)应以《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为指引,在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遗传多样性保护方面提出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优先计划;(3)应设立中华鲟和长江鲟物种拯救行动计划专项,对现有涉栖息地或保护区生态补偿项目进行优化整合。唯有以恢复长江鲟和中华鲟自然繁殖为核心,才有望延续和恢复其自然种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推动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     

中华绒螯蟹长江、黄河和辽河水系野生和养殖群体的遗传多样性

中华绒螯蟹(Eriocheirsinensis)是中国最重要的淡水养殖蟹类,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养殖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黄河和辽河流域。本研究基于线粒体DNAD-loop区评估辽河野生群体(LW)和养殖群体(LC)、黄河野生群体(HW)和养殖群体(HC)及长江野生群体(YW)和养殖群体(YC)的遗传多样性和种群结构。结果显示:(1)用于本研究的D-loop基因片段长度为477 bp,共包含234个变异位点和131个简约信息位点, 6个群体的262个个体中共有110个单倍型,包括90个独有单倍型和20个共享单倍型;(2)6个种群的单倍型多样性指数(Hd)范围为0.88889～0.96522,核苷酸多样性指数(π)范围为0.00887～0.01602,养殖和野生群体遗传多样性水平依次为:HCYCLC及HWLWYW;(3)6个群体的遗传距离(Da)范围为0.0119～0.0173,不论是养殖群体还是野生群体,辽河群体和长江群体之间的遗传距离均最小,且6个群体间遗传分化指数FST为0.12938。对6个群体进行中性检验显示Tajima’s D和Fu’s Fs的值均为负值。综上,基于线粒体D-loop基因的研究结果表明,三水系养殖和野生群体均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且辽河和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的亲缘关系相对较近,该研究为中华绒螯蟹的种质资源评估、保护和开发提供了参考。     

中华鲟水族馆驯养研究

以25尾人工繁殖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和1尾捕捞于长江宜昌江段的野生中华鲟为研究材料,对其在水族馆中的驯养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26尾中华鲟已全部开口进食,其中有15尾人工繁殖原进食人工配合饲料的中华鲟开口进食生鲜饲料,且摄食生鲜饲料的品种越来越多;2005年4~8月,25尾人工繁殖中华鲟摄食的饲料数量稳步增加,并呈现出良好的生长态势;野生中华鲟摄食的饲料品种由1种逐渐增加至6种,日摄食量由120 g逐渐增加至2 000 g并逐渐趋于稳定。说明水族馆驯养池的环境适合中华鲟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