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云南省2009年的实证分析

自然灾害会对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产生重大影响,灾害频发有时会成为农户返贫、致贫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研究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程度,找出影响农户贫困的主要因素,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云南省16个州市2009年截面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地理环境是影响农户脆弱性最主要因素:云南省北部地区贫困脆弱性明显高于南部、全省海拔较高地区的脆弱性相应也较高;其次是保障水平:经济实力较弱,保障体系不完善的地区脆弱性较高。文章最后根据云南省实际情况提出:要结合不同地区脆弱性的差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落后地区经济,提高当地保障水平,增强各市州自身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降低灾害的风险。     

气候变化背景下粤北山区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力研究

研究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力,对于降低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提高生计适应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粤北山区为例,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对贫困农户进行调查,分析影响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及适应力的因素。研究表明: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与农户自身因素是影响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主因;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结构性变化、生计的自适应、政策协同是贫困农户生计适应力的举措。研究为粤北山区乃至我国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识别及适应力提供决策参考,对于促进偏远山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生态退化下三峡库区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以重庆市奉节县为例

研究三峡库区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有助于分析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特征以及主要影响因素,为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制定扶贫措施提供理论依据.以重庆市奉节县为研究区域,基于1 496份贫困农户问卷和60份村干部问卷,建立适用于三峡库区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估指数模型对奉节县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受生态退化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纯农户以及处于极强度生态退化区域的贫困农户;②石漠化与水土流失是影响奉节县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主要因素;③生态退化严重区域降低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是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以及进一步通过相关扶贫政策引导区域贫困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提高其适应能力.     

欠发达地区灾害风险对农户收入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兼论普惠保险扶贫长效机制的构建

在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过渡的当下,如何防止因灾、因病返贫更值得关注,收入和家庭生计可持续是脱贫机制长效的关键。本文构建了“外来风险—收入脆弱性—贫困长效治理”的分析框架,基于云南省镇雄县四个乡镇的实地调研数据,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分析外来风险对收入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外来风险会显著增加农户收入脆弱性,冲击家庭生计资本的可持续性,这种影响和冲击呈现出明显的收入禀赋效应、阈值效应和异质性;农户面对风险的盲目自信、过度依赖成为低收入家庭收入高脆弱性另一重要原因;家庭收入约束和缺乏主观能动性共同导致农户普遍不借助市场工具来化解冲击。因此,探索培育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普惠保险扶贫长效机制对由于外来风险导致的贫困长效治理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测度、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数据库实证探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水平和关键影响因素。结论如下：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总体先下降、后反弹上升，且不同地域分布的农户和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农村贫困脆弱家庭中长期脆弱家庭和动态脆弱家庭也并存；农户家庭特征和外部发展条件显著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年长、家有患病人员、家有较多老人与未成年子女以及经历自然灾害等情况加剧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高学历、家有较多劳动力，家庭成员参与医疗、养老保险以及家庭可便捷获取教育、医疗和信息服务，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效缓解。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耕地占有量和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及农村农业机械化与合作组织发展未产生有效的贫困脆弱缓解效应。     

乡村旅游对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在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背景下,探讨乡村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促进精准脱贫政策优化和衔接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贫困脆弱性理论,利用陕西省22个旅游扶贫村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扩展回归模型（ERM）,分析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和贫困脆弱率状况,探讨乡村旅游对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参与旅游农户贫困脆弱率为29.58%,低于非旅游参与户。参与旅游能够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与未参与时相比降低了13.7%。4A级及以上景区带村、受到旅游精准帮扶农户参与旅游降低脆弱性、防止未来贫困的效应显著,不同旅游参与形式中旅游经营的降脆效应更大。乡村旅游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降低家庭未来陷入贫困可能性,但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成为加剧脆弱性的风险隐患,工资性收入对缓解贫困脆弱性无显著正向影响;在西部山区旅游兼业普遍状况下,生计多样化起到一定调节作用,其中兼顾传统农业强化了参与旅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果。因此,为保障旅游减贫成效持续巩固,提出要正视乡村旅游产业本身的脆弱性和收益不确定性,推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长效发展,统筹兼顾普惠性旅游扶贫政策和精准帮扶措施,加强农旅融合与利益联结等建议。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机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户主年龄与贫困脆弱性呈二次曲线关系,并且开口方向向上;户主性别、婚姻状况、婚礼支出与贫困脆弱性负相关,但不显著;户主受教育程度、健康、医疗保险比例、劳动力比例、资产、耕地面积、户人均净收入与贫困脆弱性显著负相关;家庭规模与贫困脆弱性显著正相关。     

牧户贫困脆弱性分析框架及测度指标构建

借鉴国内外农户可持续生计与脆弱性研究成果,结合边疆牧区牧户特征,沿着'风险冲击—适应能力—贫困脆弱性'的逻辑顺序建立了牧户贫困脆弱性分析框架,并将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牧户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指标体系。     

土地转入的防贫效应——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比较

【目的】土地流转的防贫效应日益得到关注,但土地转入与土地转出对农户防范贫困的影响机制不同,从而土地转入能否有效防范贫困风险亟须深入研究。【方法】利用CLDS2016微观数据,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计算防贫稳定性指标,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构建"反事实"框架,通过农户贫困脆弱性实证检验土地转入的防贫效应。【结果】土地转入具有显著的防贫效应。且相较于非贫困户,土地转入的防贫效应对贫困户更大。异质性分析发现,土地转入对贫困脆弱性更高的农户家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结论】应积极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推进土地有序流转,为农户特别是脆弱性较高的农户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成为职业农民创造条件。     

脆弱性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风险偏好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究脆弱性、风险偏好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机理。【方法】利用熵值法和二元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脆弱性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行为;风险偏好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稻虾共养技术采纳行为;风险偏好在脆弱性与技术采纳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为推动稻虾共养技术推广和扩散,应对农户开展技术培训、引导农户进行风险管理,科学地评价农户的风险偏好特征。     

苏北地区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2017年苏北地区X市建档立卡脱贫家庭的相关信息为基础,使用VEP法测度该地区农村已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区分脆弱家庭与非脆弱家庭并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推测哪些因素可能是影响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建立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测度各个因素对贫困脆弱性发生概率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户主为女性影响脆弱性概率比男性大、主要劳动力文化程度高和健康水平高会降低已脱贫家庭返贫的概率,而劳动力就近务工和劳动力残缺会增加其返贫概率。最后从家庭规模、户主性别、主要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和健康水平、务工地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正规金融对西部民族地区脆弱性贫困的治理研究——以宁夏农村为证

【目的】研究正规金融对宁夏民族地区农村脆弱性贫困的治理情况,为正规金融更好地在西部民族地区发挥金融减贫作用提供对策建议。【方法】在对脆弱性贫困概念进行界定基础上,以宁夏农村357户农户2011年、2013年、2015年3年的农户收入、农户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样本数据作为分析变量,利用这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农户收入与正规金融、社会资本、财政扶贫资金等解释变量的相关关系。【结果】正规金融、财政扶贫资金对农户脆弱性贫困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而以礼金及亲友间借款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资本则对脆弱性贫困的治理有一定的缓解作用。正规金融与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对脆弱性农户收入增加的间接协同效应均大于直接协同效应,正规金融与教育人力资本对负向冲击的干预平滑作用较为明显,且对自然灾害等负向冲击的平滑作用力度由大到小可依次排序为: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与自然灾害。【结论】脆弱性贫困的金融治理思路应该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适时推进而予以调整与转变,一方面应将整合后的各类优质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到民族地区脆弱性贫困群体亟须的教育、健康、医疗、扶贫产业等项目中去,另一方面则应该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能,降低对"嵌入式"经济增长模式的依赖,加大对脆弱性贫困群体扶贫、扶智、扶志"三位一体"的人力资本培育金融扶持力度,助其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树立正确的脱贫信心。     

贫困脆弱性研究评述

贫困脆弱性(VP)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基于众多中西方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研究,旨在对贫困脆弱性的定义、影响因素及其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贫困脆弱性研究需要加强的方面,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方向。     

我国农户贫困持续性及决定因素分析——基于相对和绝对贫困线的再审视

我国的扶贫战略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巨大成功,农户贫困率降低十分显著,但随着扶贫的深入,消除剩余贫困的难度也不断增大。基于浙江、湖北、云南三省1 362户农户持续10年的微观调研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统计指标和计量模型方法,分析了我国农户贫困的持续性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虽然我国农户贫困主要是暂时性的,但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持续性贫困人口比例将显著增加,且区域分布不均衡,东西部在贫困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农户个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其脱离持续性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减少社会排斥将促进弱势农户提高社会资源积累,有助于农户脱离长期贫困。分散收入风险,也有利于农户摆脱长期贫困。除了人力资本、社会排斥性、收入风险等对农户贫困持续性产生影响外,地区资源禀赋,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差异会对农户持续性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当农户长期处于贫困,这表明其脱离贫困的难度更大,可行能力被剥夺的程度更深,应当是扶贫政策关注的重点。     

基于熵权灰色关联法的贵州岩溶山区农村贫困脆弱性分析

为了深入认识岩溶山区农村贫困脆弱性的特征,在构建农村贫困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熵权灰色关联分析法,以贵州省9个地州市为基本研究单元,对其农村贫困脆弱性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价。贵州省农村贫困脆弱性综合评价结果:贵阳市属轻度脆弱级,遵义市与黔东南州属次强度脆弱级,其地市属于强度脆弱级,并在空间上划分3个等级的贫困脆弱度区。将贵州岩溶山区人地关系系统中的各评价指标综合对应分析,表明生态环境脆弱性、生态承载力等对其他评价指标因素的发展水平有着严重制约作用,对农村贫困脆弱性有强烈胁迫性,同时,良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良好社会保障条件也对农村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影响。     

关中地区农户旱灾脆弱性分析——以岐山县雍川镇为例

从敏感性和适应性角度选取了10项指标因子,设计了农户旱灾脆弱性调查问卷,并在陕西省岐山县雍川镇开展了实地调查,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分析评价了区域的农户旱灾脆弱性。结果表明:旱灾对农户的影响属于低脆弱性;农户耕地灌溉状况、农户农业收入比重、作物耐旱性等因素对农户旱灾脆弱性影响强烈。     

农户的健康风险与健康风险管理

健康风险已成为农村居民面临的主要风险,该文以健康风险为切入点,探讨良好的健康状态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回顾了目前农户面临的健康风险因素及健康风险应对策略的相关研究,综述了健康风险与贫困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应对健康经济风险中的作用。     

关中地区农户旱灾脆弱性分析——以岐山县雍川镇为例

从敏感性和适应性角度选取了10项指标因子,设计了农户旱灾脆弱性调查问卷,并在陕西省岐山县雍川镇开展了实地调查,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分析评价了区域的农户旱灾脆弱性。结果表明:旱灾对农户的影响属于低脆弱性;农户耕地灌溉状况、农户农业收入比重、作物耐旱性等因素对农户旱灾脆弱性影响强烈。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产业发展脆弱性评估——基于农户调研数据的分析

从农户视角出发研究农村产业发展的脆弱性问题是不同于传统区域产业脆弱性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基于脆弱性研究相关理论,本文将农户生计要素和农户对产业发展的主观评价相结合,提出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村产业发展脆弱性概念,以辽宁省清原县5个典型村为研究对象,从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因子分析和计量经济回归模型,分析农村产业发展脆弱性指数和脆弱性指标差异,探讨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清原县农村产业发展脆弱性指数为0.479,整体处于中等脆弱水平;不同案例村的产业发展脆弱情况不尽相同,其中椽子沟村脆弱性最小为0.397,相比之下该村拥有最强的适应能力和最小的暴露度。因子脆弱性中,收入保障因子村间差异最为明显,椽子沟村得分远低于其它调研村;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对清原农村产业发展脆弱性影响程度最大,环境风险、老龄化率对脆弱性也有较大影响;经济作物（中药材）种植业是目前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拉动效果最明显的产业,可依托其推动富民进程。因此,为降低清原县农村产业发展脆弱性,提出依托中药材产业发展,促农民增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留住“绿水青山”;积极应对老龄化,提升人力资本等建议。     

农户木耳生产规模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黑龙江和吉林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黑龙江和吉林省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木耳生产规模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个人禀赋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农户认知特征和农户外部特征对农户木耳生产规模均有重要影响。户主性别对农户木耳生产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相对于女性户主,男性户主的木耳生产规模更大;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和木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均对农户木耳生产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木耳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越大,农户木耳生产规模也越大;农户对品种满意程度越高,则木耳生产规模越大,相反,农户对风险越是敏感,生产规模越小;相对吉林省,黑龙江省农户的木耳生产规模更大。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逐步提高市场透明度、实行科技示范或培训、加大协会扶持力度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