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测度、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数据库实证探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水平和关键影响因素。结论如下：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总体先下降、后反弹上升，且不同地域分布的农户和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农村贫困脆弱家庭中长期脆弱家庭和动态脆弱家庭也并存；农户家庭特征和外部发展条件显著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年长、家有患病人员、家有较多老人与未成年子女以及经历自然灾害等情况加剧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高学历、家有较多劳动力，家庭成员参与医疗、养老保险以及家庭可便捷获取教育、医疗和信息服务，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效缓解。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耕地占有量和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及农村农业机械化与合作组织发展未产生有效的贫困脆弱缓解效应。     

中国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研究

利用2004—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4轮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选用教育、健康、资产和生活质量4个维度8个指标,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并将总体多维贫困分解为慢性多维贫困和暂时性多维贫困,同时考察多维贫困动态性与家庭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整体多维贫困指数,贫困发生率和剥夺程度均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村家庭更多表现为暂时性多维贫困;暂时性多维贫困比重与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慢性多维贫困比重则相反。     

苏北地区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2017年苏北地区X市建档立卡脱贫家庭的相关信息为基础,使用VEP法测度该地区农村已脱贫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区分脆弱家庭与非脆弱家庭并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推测哪些因素可能是影响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建立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测度各个因素对贫困脆弱性发生概率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户主为女性影响脆弱性概率比男性大、主要劳动力文化程度高和健康水平高会降低已脱贫家庭返贫的概率,而劳动力就近务工和劳动力残缺会增加其返贫概率。最后从家庭规模、户主性别、主要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和健康水平、务工地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乡村旅游对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在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背景下,探讨乡村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促进精准脱贫政策优化和衔接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贫困脆弱性理论,利用陕西省22个旅游扶贫村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扩展回归模型（ERM）,分析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和贫困脆弱率状况,探讨乡村旅游对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参与旅游农户贫困脆弱率为29.58%,低于非旅游参与户。参与旅游能够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与未参与时相比降低了13.7%。4A级及以上景区带村、受到旅游精准帮扶农户参与旅游降低脆弱性、防止未来贫困的效应显著,不同旅游参与形式中旅游经营的降脆效应更大。乡村旅游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降低家庭未来陷入贫困可能性,但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成为加剧脆弱性的风险隐患,工资性收入对缓解贫困脆弱性无显著正向影响;在西部山区旅游兼业普遍状况下,生计多样化起到一定调节作用,其中兼顾传统农业强化了参与旅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果。因此,为保障旅游减贫成效持续巩固,提出要正视乡村旅游产业本身的脆弱性和收益不确定性,推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长效发展,统筹兼顾普惠性旅游扶贫政策和精准帮扶措施,加强农旅融合与利益联结等建议。     

健康风险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利用山东省调研的数据,采用Chaudhuri提出的方法模型,基于农户健康风险的视角,从家庭和社区两方面对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并对其进行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农户存在着贫困脆弱性,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主要是由风险冲击导致的。其中,健康风险因素对农户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影响,健康风险越大,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大;而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对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有重要的意义。     

生态退化下三峡库区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以重庆市奉节县为例

研究三峡库区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有助于分析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特征以及主要影响因素,为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制定扶贫措施提供理论依据.以重庆市奉节县为研究区域,基于1 496份贫困农户问卷和60份村干部问卷,建立适用于三峡库区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估指数模型对奉节县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受生态退化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纯农户以及处于极强度生态退化区域的贫困农户;②石漠化与水土流失是影响奉节县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主要因素;③生态退化严重区域降低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是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以及进一步通过相关扶贫政策引导区域贫困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提高其适应能力.     

欠发达地区灾害风险对农户收入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兼论普惠保险扶贫长效机制的构建

在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过渡的当下,如何防止因灾、因病返贫更值得关注,收入和家庭生计可持续是脱贫机制长效的关键。本文构建了“外来风险—收入脆弱性—贫困长效治理”的分析框架,基于云南省镇雄县四个乡镇的实地调研数据,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分析外来风险对收入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外来风险会显著增加农户收入脆弱性,冲击家庭生计资本的可持续性,这种影响和冲击呈现出明显的收入禀赋效应、阈值效应和异质性;农户面对风险的盲目自信、过度依赖成为低收入家庭收入高脆弱性另一重要原因;家庭收入约束和缺乏主观能动性共同导致农户普遍不借助市场工具来化解冲击。因此,探索培育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普惠保险扶贫长效机制对由于外来风险导致的贫困长效治理有重要意义。     

农村医疗保险防止农村家庭返贫成效研究——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基于贫困脆弱性的视角,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检验农村医疗保险防止农村家庭返贫的效果。研究表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不高;参保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于低收入组农村家庭,农村医疗保险防止农村家庭返贫的效果更明显。这表明农村医疗保险在精准识别和保障弱势群体方面具有较高的精准度,能够防止农村家庭返贫。     

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脆弱异质性家庭对停伐政策的态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6年黑龙江省重点国有林区348户家庭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脆弱异质性家庭对停伐政策的态度及影响因素。采用因子分析与综合评价法将348户职工家庭分为脆弱性家庭和非脆弱性家庭,描述性分析2组样本家庭对停伐政策的态度及认知情况,利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分析脆弱性与非脆弱性家庭对停伐政策态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非脆弱性家庭对停伐政策的了解程度及执行情况的评价均高于脆弱性家庭,脆弱性家庭相对非脆弱性家庭对停伐政策的认可度较高,但是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相对较低。脆弱性家庭和非脆弱性家庭对停伐政策的态度受户主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政策认知特征变量的显著影响,但脆弱性家庭变量参数估计绝对值相对更大,因而停伐政策对脆弱性家庭有着更为敏感和强烈的冲击。     

农户家庭因素对水稻生产新技术采用的影响——基于对江苏省3个水稻生产大县(市)290个农户的调研

调查分析江苏省兴化市钓鱼镇、高邮市周巷镇和东海县平明镇的290个农户家庭因素与水稻新技术采用情况。结果表明:户主年龄与技术采用率呈负相关,户主受教育年限与技术采用率呈正相关;家庭水稻种植面积越大,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用可能性越大,家庭人口对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影响不显著;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技术采用率与收入关系呈“∩“型关系。     

新农合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脆弱性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新农合作为一项广覆盖的社会保护措施,其在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脆弱性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实际影响因家庭支付能力不同而存在分化。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根据消费均值和消费波动模型测算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脆弱性,并在区分全样本家庭和有灾难性医疗支出样本的前提下,估计了新农合制度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总体上,新农合制度仅对低贫困标准下低收入家庭脆弱性有显著降低作用,但针对有灾难性医疗支出家庭,其脆弱性随新农合报销比例的提高而减少。因此仍然需要扩大新农合病种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以缓解疾病风险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冲击。     

生计资本抑制了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吗?——基于水平和结构的双重视角

为探究生计资本对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引入心理资本这一维度对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进行扩展,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熵值法对生计资本进行测度,并从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出发,分析生计资本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家庭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呈现不均衡现象。其中,农村居民家庭心理资本最丰裕,其次是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最缺乏。生计结构方面以心理资本占优型的农村居民家庭居多,金融资本占优型、物质资本占优型和社会资本占优型的农村居民家庭数量较少。2)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居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越小,相对贫困强度越弱。3)与社会资本占优型相比,人力资本占优型、自然资本占优型、物质资本占优型、金融资本占优型和心理资本占优型对相对贫困的抑制效应更强。因此,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对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均有负向影响,是防止农村居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重要依赖。     

基于农户行为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实证研究——以化肥施用行为为例

基于农户行为理论,通过发放407份调查问卷,运用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户主基本特征、家庭资源特征、信息资源特征、政策因素对农户施肥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是否为村干部与化肥施用强度呈负相关且显著;农户家庭兼业程度和复种指数与化肥施用强度呈正相关且检验结果十分显著,劳动力规模和耕地块数与化肥施用强度呈正相关且检验结果显著;农户对环境保护关注程度、农户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与化肥施用强度呈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基于农户行为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控实证研究——以化肥施用行为为例

基于农户行为理论,通过发放407份调查问卷,运用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户主基本特征、家庭资源特征、信息资源特征、政策因素对农户施肥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是否为村干部与化肥施用强度呈负相关且显著;农户家庭兼业程度和复种指数与化肥施用强度呈正相关且检验结果十分显著,劳动力规模和耕地块数与化肥施用强度呈正相关且检验结果显著;农户对环境保护关注程度、农户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与化肥施用强度呈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农民就业行业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退出生猪散养农户的调查

基于四川省399份退出生猪散养农户的微观样本数据,通过建立multinomial logit模型分析散养农户退出后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与选择"务工为主"相比,健康状况对农户从事其他行业有正向影响;受教育年限对户主选择只从事种植业有显著负影响;性别对户主选择自营业有显著负影响;家庭规模对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种植业+养殖业)和失业有正影响,对户主从事自营业有显著负影响;退出前家庭总收入对户主从事养殖业和只从事种植业有显著正影响;当前家庭总收入对户主从事养殖业和自营业有显著正影响;家庭收入非农占比对户主从事农业生产有显著负影响;到县城和乡镇的距离对户主从事养殖业和只从事种植业有负影响;地形仅对户主从事自营业为主存在显著负影响;退出时间对农户选择只从事种植业、自营业为主有显著正影响。基于有关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拓展农民非农就业渠道,逐步实现用"知识经济"替代"肌肉经济";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充分利用当地农村劳动力资源,促进农户提高家庭非农收入比例;对于因自身健康和年龄因素而面临失业的农户应进行适当扶持,给予适当照顾。     

当前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

20世纪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快速下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农村贫困问题并没有继续得到明显改善，贫困人口数量保持刚性稳定，过去对贫困人口数量的估算也受到了各方面的质疑。贫困人口生计脆弱性、妇女贫困等一系列的贫困问题仍然十分严峻。本文从我国贫困人口数量、贫困人口分布、贫困结构和贫困程度以及贫困人口生计等角度，总体叙述了当前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     

家庭农场对有机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的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山东鲁南地区为例

对山东省鲁南地区70个生产销售有机农产品的家庭农场进行问卷调查,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家庭农场对有机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耕地面积、有机农产品收入占总收入比重、遭受的市场风险损失、办理农业保险的经历、政府补贴水平等变量与家庭农场对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的需求意愿呈正相关;对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的了解程度、愿接受的价格保险占家庭投资比重与家庭农场对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的需求意愿呈负相关;户主年龄、户主性别、文化程度3个变量影响不显著。     

基于交叉互换法的农户科技吸纳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空巢农户为例

以江西省典型农业县市的空巢农户科技吸纳意愿为研究对象,在采用交叉互换关系实证分析了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等对农户科技吸纳意愿有影响的三类因素后,可以发现户主年龄与农业科技吸纳成显著负向关系,户主文化程度、户主职业、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家庭收入中农业所占比例、粮食种植面积与农业科技吸纳成显著正向关系,而家庭人口数、农技采纳面积、农作物种植类型等因素与农户科技吸纳的意愿关系并不明显。     

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生计资本再造研究

以SLA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以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为研究单位,运用实地问卷调查数据,对东北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生计能力脆弱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资本越来越成为影响职工家庭生计脆弱性的重要因素,理顺职工家庭的社会关系是职工家庭社会资本再造的重要途径。     

福建省农村女性户主贫困家庭特征及其帮扶对策——基于三明市泰宁县的调查分析

农村女性户主贫困家庭作为贫困群体中的弱者,是迫切需要帮扶的重点对象。该文从女性户主基本特征、地域分布情况、家庭结构及负担、家庭收支情况、致贫归因与帮扶需求这5个方面对三明市泰宁县农村女性户主贫困家庭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基于能力贫困理论视角提出4点建议,以期为促进福建省特困妇女扶助事业的发展提供些许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