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保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参保率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能否增进农民养老保障水平的关键。基于激励机制设计和计量经济学相关理论,利用江苏、四川、陕西、河北和吉林5省的农户调研数据,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农民参保行为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探讨提高农民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的有效办法。结果表明:近年来农民新农保参保率从74.6%下降到了72.1%,且存在一定区域差异,而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和不参加任何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比例则有所上升。农民新农保参保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新满足新农保参保条件的农民参保率远低于年满59岁即将不再满足新农保参保条件农民的参保率。农民年龄与参保行为呈倒U型曲线关系;家庭抚养比和参保行为间有负相关关系;新农保"长缴多得"政策对参保行为有正向激励作用。因此,政府可以在参保时间和激励强度方面根据激励相容的原则出台更多有效的激励政策鼓励农民早参保,同时结合精准扶贫战略和其他涉农政策补充与完善针对弱势群体的补贴救助政策,做到应保尽保。     

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的准商业供给模式评价——以电力电话投资为例

利用来自全国6个省2 459个村的代表性的公共投资调查数据,对中国村级电力电话投资的准商业模式进行了评价研究。实证分析表明,作为利润最大化的单位,准商业企业对农村进行投资的策略,与政府实施农村公共投资(如道路等)的有所不同。如果没有政府管制,准商业化经营的电力电话公司在贫困的和地处山区的村庄的投资要少于在富裕的或平原地区的村庄。研究也发现,村庄拥有的关系网对村庄能获得的政府投资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是对准商业模式供给的电力电话投资并不具有显著的效应。文章的结论主要是,在进行适当政府管制的前提下,准商业企业可以纠正自己的行为,从而在农村公共投资中采取更加减贫的策略。若此,准商业供给模式将可以在未来的中国农村公共投资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国农户贫困持续性及决定因素分析——基于相对和绝对贫困线的再审视

我国的扶贫战略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巨大成功,农户贫困率降低十分显著,但随着扶贫的深入,消除剩余贫困的难度也不断增大。基于浙江、湖北、云南三省1 362户农户持续10年的微观调研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统计指标和计量模型方法,分析了我国农户贫困的持续性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虽然我国农户贫困主要是暂时性的,但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持续性贫困人口比例将显著增加,且区域分布不均衡,东西部在贫困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农户个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其脱离持续性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减少社会排斥将促进弱势农户提高社会资源积累,有助于农户脱离长期贫困。分散收入风险,也有利于农户摆脱长期贫困。除了人力资本、社会排斥性、收入风险等对农户贫困持续性产生影响外,地区资源禀赋,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差异会对农户持续性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当农户长期处于贫困,这表明其脱离贫困的难度更大,可行能力被剥夺的程度更深,应当是扶贫政策关注的重点。     

中国农村生活用水投资情况及区域分布

农村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和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全可靠的生活用水的提供。本文利用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村级生活用水投资状况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研究表明,村一级组织和农民自己负担了他们生活用水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同时,研究还表明上级政府（乡镇政府及乡镇以上政府）的生活用水投资策略还是侧重于改善和提高不发达地区农民的饮用水设施。随着农村税费和农业税减免等改革推行,为了保障农村生活用水投资的持续增长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需要各级政府在今后进一步加大农村饮用水的投资力度。     

四川省山丘区农村公共投资及效益分析——以道路、生活用水、灌溉设施、诊所、学校为例

采用具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以道路、生活用水、灌溉设施、诊所和学校为例,介绍了2005～2008年四川省山丘区农村公共投资的现状,并从供需现状、社会效益和村民满意度3个方面对公共投资效益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表明:修建道路项目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较好,灌溉设施的社会效益稍差;公共投资的供需匹配效果较差,灌溉设施投资在这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村民对公共投资的整体满意度提高了,但大部分村对目前的灌溉设施仍不满意。农村公共投资的资金来源以政府出资为主,但从村民需求角度,还应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