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丘缓坡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战略分析研究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保护耕地和保障用地的矛盾不断加剧,保护耕地特别是保护坝区优质耕地的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妥善处理好城镇化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遏制城镇建设在坝区无序扩展,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针对云南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下的低丘缓坡土地资源实际情况,采用AHP-SWOT方法,对宜良县低丘缓坡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战略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旨在为有关部门进行低丘缓坡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科学指导,同时对云南省山地资源的开发也具有借鉴意义。初步研究结果表明：（1）低丘缓坡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用地难矛盾的有效途径,必须提高全社会对低丘缓坡土地资源开发利用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2）开发低丘缓坡土地之前必须进行生态效益论证,分析开发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和后果,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避免由于开发造成的生态失衡。     

荥阳市城镇化水平与耕地资源协调性分析

探究荥阳市在城镇化进程中其城镇化水平和耕地资源变化情况的相互关系,有利于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对于妥善处理荥阳市城镇化水平与耕地资源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基于荥阳市1995—2014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法和协调度分析法,分别对荥阳市城镇化水平与耕地资源变化情况的相关性以及协调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年间荥阳市的城镇化水平在0.253~0.470数值范围之间,总体趋势在不断提高,耕地总面积数值范围在4.073×10⁴~4.593×10⁴ hm²,总体趋势在逐年减少;荥阳市城镇化水平和耕地面积的变化情况的相关性在0.01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756;城镇化水平和耕地资源的协调性状况呈现一定的阶段性,整体表现出“基本调和→不协调→调和和基本协调→勉强调和”的趋势。     

基于遥感的重庆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

土地利用变化的动态研究是世界性的课题。笔者选择重庆市经济高速发展的"一小时经济圈"为研究区域,以1994年、2000年和2006年的TM/ETM遥感影像为基础数据源,研究了重庆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各土地利用类型间转移明显,耕地资源流失严重且存在明显时空差异性,流失中心层即"形成层"包括城市化进程明显的九龙坡区、沙坪坝区、江北区和渝北区;"中间层"耕地流失程度次之,主要包括长寿区、渝北区部分地区以及渝西的铜梁、永川等地;"外围层"耕地变化主要以水田—旱地模式为主,包括万盛、南川、大足、潼南等区县。文章最后对研究区域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新垦耕地土壤肥力提升路径探析——以浙江省为例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对保障粮食安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设活动占用的土地面积逐渐增加，从而造成耕地面积减少，土地资源紧缺与用地需求增长的矛盾日益加剧。依靠新垦造耕地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是保证耕地数量的主要途径。本文介绍了目前新垦耕地的主要障碍因子和培肥现状的基本概况，重点综述了土壤肥力综合评价技术与方法和新垦耕地土壤有机质快速提升技术现状与问题，并从新垦耕地土壤的肥力状况、障碍因子及评价体系研究，综合提升新垦土壤生产与生态功能的高效绿色培肥新产品的研发和加强新垦土壤关键障碍因子消减与肥力协同提升关键技术研究3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2001-2007年湖北省耕地安全演化分析

为了研究湖北省耕地资源安全状况,从耕地的数量、质量以及耕地生态3个方面构建了耕地安全演化评价体系,应用信息熵模型评价了湖北省2001-2007年耕地安全系统的演化状况。结果表明：湖北省的耕地系统从2001年的0.12088,变为2007年的-0.22354,其中耕地的数量、质量及生态分别从2001年的0.10358、-0.00286、0.02015变为2007年的-0.22273、-0.00078、-0.00002。说明湖北省耕地安全向着有序的方向发展,且有序度不断增强。但仍存在不稳定因素,主要为人均耕地减少、城市快速扩张、生态环境恶化等。因此,应加大耕地整理力度,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度,同时运用经济、法律、政策手段提高耕地质量,改进耕地生态。     

滇东南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粮食增产的主导因素分析——以西畴县为例

根据西畴县近17年（1990 ~ 2006年）的耕地资源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运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来分析西畴石漠化地区影响粮食增产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耕地质量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是69.85%,经济投入水平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是20.29%,说明耕地质量因素是西畴石漠化地区粮食增产的主导因素,而耕地质量的提高则主要得益于西畴土地整理模式的实施。在西畴石漠化地区后备耕地资源极为缺乏,以及因为经济建设发展需要耕地减少难以避免的情况下,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土地整理,切实加强土壤改良和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改良耕地和提高耕地质量,才能提高耕地产出水平,进而提高粮食产量。     

基于粮食安全的河南省耕地压力动态分析及预测

为了明确阐述河南省的耕地压力状况和粮食供给情况,依据统计数据,分析了1978-2012年河南省耕地、人口、粮食产量等的动态变化,计算了耕地压力指数和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最后应用灰色马尔科夫模型对2013-2022年的耕地压力指数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但由于耕地生产率的提高,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却逐渐增加,从而耕地压力指数和土地资源承载力指数呈波浪式递减趋势。通过预测,2013-2022年河南省的耕地压力指数持续缓慢减小。可见,农业科技水平以及复种指数的不断提高能够减轻耕地压力,保障区域粮食安全。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为例

土地和人口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选择哈尔滨市为研究区,运用因子分析法、协调度指数模型等方法分析2005-2014年研究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情况。分别以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构建了研究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评价的指标体系。结果表明：(1)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城镇发展由土地滞后型向人口滞后型转变；(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状态由失调类转为过渡类。(3)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及合理规划角度进行研究区城镇化的发展,对城市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县域耕地数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耕地是土地的精华,是维护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笔者针对当前中国学者对耕地数量变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重庆市荣昌县1996—2004年耕地数量变化为例作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1996—2004年全县耕地数量减少较快,平均每年净减少率为0.99%;(2)耕地变化区域性差异明显,且耕地相对减少较快的乡镇并不是经济发展较快的乡镇;(3)生态退耕是全县耕地减少的主导因素;建设占用耕地并不是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4)当年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与社会经济发展各因素间的相关性不大,而累计建设占用耕地面积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较强,且建设占用耕地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时间上的错位性,即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于对耕地资源的占用。     

长春市建设用地扩张对耕地资源的影响

通过分析长春市区建设用地与耕地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建设用地扩张对耕地的影响,为黑土区土地合理利用与耕地保护提供参考。本文采用2005年和2019年的Landsat TM/OLI遥感影像,基于面向对象-决策树的分类方法提取研究区土地利用信息,对长春市区建设用地和耕地的时空变化及建设用地对耕地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2005年以来,长春市区建设用地扩张21163.30 hm²,而耕地面积则减少19011.81 hm²。新增加的建设用地占用耕地18170.84 hm²,为建设用地增加面积的85.33%,建设用地的扩张导致耕地破碎化程度增大;建设用地侵占的耕地多为优质耕地,Ⅰ~Ⅲ级的面积比例达72.17%。研究结果对协调黑土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耕地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疆阿克苏市城市化发展与耕地资源协调性

为了正确认识干旱区绿洲城市化与耕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对推进城市化进程提供科学依据,以新疆阿克苏市为研究对象,以阿克苏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1990、2000、2010、2014 年4 期Landsat TM、ETM+、OLI遥感数据为基础,研究阿克苏市城市化水平和耕地资源的动态变化情况,并通过回归模型和协调度分析法分析二者间的相关性与协调性。近26 年（1989—2014 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阿克苏市的城市化水平处于“增长—下降—增长”的波动性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达到0.36%,其中2001 年后的增长是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而引起;耕地面积也处于“增长—下降—增长”态势,其中2004 年前后耕地面积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部分耕地资源被划归于阿拉尔市,2007 年后回升的原因是阿克苏市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增加;耕地资源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1989—2003 表现为正相关,2004—2014 年表现为负相关。它们之间的协调性主要体现出基本协调和不协调的更迭式发展状态。     

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长株潭城市群耕地安全性评价

摘要：耕地是一种具有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的重要资源,它的数量、质量和生态状况关乎一个地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本论文运用长株潭城市群耕地利用历史数据,采取层次分析、障碍度分析等研究方法,以两型社会建设理论为依据,在定性描述耕地资源安全内涵的基础上,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两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长株潭城市群耕地资源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价和障碍度诊断。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耕地资源安全具有系统性特征,其内涵涵盖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2）研究区耕地安全总体及数量、质量和生态状况差异显著,1990-2007年间长株潭城市群耕地安全的总体状况趋于变坏,安全评估得分值从1990年的2.125降到2007年的0.158,表明该地区耕地资源安全存在制约因素;（3）通过障碍因素分析发现,研究区不同时段障碍因素不同,1990-1995年,耕地安全的障碍因素是城市化和经济的过快发展;1996-2002年,障碍因子则转变为地均粮食单产、地均经济产出等过低,而2003-2007年,则表现为环境污染排放等耕地的生态压力因素加大。     

基于STIRPAT模型的长沙市耕地面积变化驱动因素分析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是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对耕地面积减少的影响是当前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作者借鉴环境压力方程STIRPAT模型,以长沙市1978—2005年耕地面积数据及其相关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例,分析了人口、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对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及富裕度与耕地占用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人口数量的变化是引起改革开放以来长沙市耕地面积减少的最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变化(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和城市化率的变化对耕地面积的变化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STIRPAT模型计算发现富裕度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并不存在Kuznets曲线规律。研究认为缓解长沙市耕地面积减少的压力可从控制人口、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入手。     

城市化进程与耕地变化协同性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我国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并已成为耕地面积减少的重要原因。本文基于成都市1978~2007年30年的统计数据,应用相关性分析法和协调度分析法分析了成都市城市化水平和耕地资源的变动情况,城市化水平与耕地变化的相关性,以及城市化水平与耕地资源的协调性。结果显示,30年间成都市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变化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协调度呈阶段性分布,总体呈现出“调和和基本调和→不协调→调和和基本调和”的趋势。     

西安市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了深入研究西安市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选取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城市化水平、二三产业比重与耕地面积作为主要分析指标,运用相关分析等方法对1990-2008年来西安市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的关系及西安市单位经济增长的耕地资源代价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90-2008年来,西安市的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呈负相关关系,西安市经济发展与耕地变化之间的发展关系属于典型的经济增长超前,耕地减少滞后型;在经济发展诸因素中,城市化水平对耕地面积减少的影响最大;西安市经济发展趋向资金密集型和节地型方向发展,土地的集约化程度正在逐渐提高。     

江苏省耕地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研究利用Eviews 8.0 软件，采用Chow检验、ADF检验、协整分析、AIC准则以及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经济方法，旨在分析1978—2009 年间江苏省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对江苏省耕地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阶段性特征做出总结。结果表明：自1978 年以来，江苏省耕地面积与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2 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1)是互为因果关系，在该阶段内江苏省经济增长主要以耕地的牺牲为代价。第二阶段(1992—2009)是单向因果关系，在该阶段内耕地资源数量减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土地保障的作用，但经济增长并不是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原因。从1978—2009 这一长期阶段来看，江苏省在这一时间段内经济增长与耕地变化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耕地面积数量变化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经济发展并不是耕地面积减少的原因。通过对江苏省1978—2009 年各阶段耕地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对如何处理耕地面积减少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建议，这对今后经济发展与耕地变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空间自相关分析的山区耕地质量分区研究

利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和Moran散点图相结合的方法,以国家级耕地质量等级指数为对象,探讨陇南市武都区耕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以此为依据提出耕地保护措施。研究结果表明：武都区耕地质量整体偏低,在山区条件下,武都区耕地质量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聚集性规律,正相关类型（HH型和LL型）聚集性较强,负相关类型（HL型和LH型）分布零星,无明显分布规律。基于空间自相关方法的耕地保护分区方案,综合考量了耕地自然条件,利用水平、经济状况和空间分布特征,拓宽了耕地保护依据,为耕地保护提供了新思路。     

镇域水平乡村耕地流转的时空分异及其驱动机制

为了解乡村土地流转的镇域差异,丰富对土地流转尺度效应的认知,选取重庆市现代农业与统筹城乡示范窗口江津区为样区,基于2007—2012年24个乡镇的农经统计面板数据,利用统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与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法,从镇域尺度视角研究乡村耕地流转形式、流转去向和流转规模的时空演变特征,并从区位状况、经济水平、资源禀赋、农业政策和市场5个方面剖析驱动镇域水平耕地流转时空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镇域水平耕地流转形式均以出租和转包为主,呈现多样化;土地流转去向中,农户是耕地最主要流入方,其次是企业,专业合作社最少;镇域水平耕地流转年际差异显著,变化趋势以“先增后减再增型”和“增加型”为主,呈现多元化;镇域水平耕地流转规模属随机分布,空间自相关程度逐年减弱,且空间关联类型格局随年际变化总体表现出不稳定性;镇域水平上,农业劳动力数和养殖业商品化率对耕地流转规模影响最大,流转率随农业劳动力数减少而增加,而随养殖业商品化率提高而增加。此外,固定资产、劳均耕地和农转非率对耕地流转规模也有正向促进作用。最后立足镇域特色,以不同层次发展需求为导向,提出促进土地顺畅流转的施政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