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传统村落居民点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为探究贵州省传统村落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差异,以贵州省五批共计724个传统村落及2017年居民点数据为基础,利用景观生态学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对传统村落居民点的规模、形状和集聚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子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贵州省传统村落居民点的规模、形状和集聚度分布特征差异明显,呈现出东南部、中部和北部差异明显的分布格局。(2)贵州省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和铜仁地区,传统村落居民点主要分布在大地形位指数、靠近道路、景区和距中心城镇距离适中的地区,苗族村落居民点斑块总面积最大,其次为侗族。(3)地形位指数是贵州省传统村落居民点规模和集聚分布的主控因素,地形起伏度对传统村落居民点的形状影响较大,社会经济发展较低的地区传统村落较多。应根据居民点景观格局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因地制宜地进行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和居民点空间优化布局。     

多尺度下的南方山地丘陵区耕地质量空间自相关分析——以江西省黎川县为例

分析不同尺度下的耕地质量空间分布格局,是提高耕地质量与加强耕地保护建设的基础。选取耕地质量等别监测试点县江西省黎川县为研究区,运用加权平均法、变异系数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法,以国家级耕地质量指数为空间变量,分别从县级、乡镇级和村级尺度上探讨了耕地质量的空间关联程度及其分异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耕地质量呈现出"南北高,东西低"的空间分布规律,耕地质量指数Mora’s I值表现为国家利用等指数国家经济等指数国家自然等指数,县级、乡镇级和村级耕地质量指数的Moran’s I值依次降低,三者均呈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集聚态势。2)随着空间尺度的不同,耕地质量指数具有不同的空间关联度,自然等指数受空间尺度影响较大,经济等指数其次,利用等指数最小。3)正相关高-高型和低-低型耕地以组团形式聚集分布,负相关高-低型和低-高型耕地无明显的集中区域,多以零星状分布。研究结果显示耕地质量空间差异对空间尺度的变化较为敏感,可为区域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土地综合整治、耕地质量监测和耕地保护与管理分区提供借鉴参考。     

江西省三生空间结构时空格局的多尺度分析

为促进江西省国土空间功能结构优化,以江西省为研究区域,从不同时空、不同尺度上对江西省"三生"空间功能格局进行分析,揭示2006—2015年江西省"三生"空间功能类型的时空分布规律和特征;应用景观生态学方法中的计量模型计算出空间格局指数,再结合ArcGIS 10.2软件的空间聚类分析研究了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江西省"三生"空间功能结构分布格局呈现出比例结构不协调现象。从县域到市域进行多尺度跨时空分析,可以看到研究区多样化分布格局呈现北部偏高,南侧偏低的递减格局,集中化指数空间分异较显著,整体优势度较高,且呈现南北两侧高、中间偏低的空间格局特征;空间功能结构均匀度水平较低的特征。     

低山丘陵区农村居民点复垦与新建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形态的影响

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形态是一定自然、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下农村居民居住活动在其分布地区的反映。研究以重庆市石柱县万朝乡为研究区,采用Voronoi图、聚集度、紧凑度、分维数及距离分析等方法,从居民点区域空间分布及内部结构形态两个尺度对研究区的农村居民点复垦与新建对其空间分布形态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10—2014年,研究区内农村居民点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分散趋势,在内部格局上呈现出离散的趋势,在内部结构上变得更加破碎,在空间分布形态上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上述这些现象的出现与研究区内农村居民点复垦与新建有直接关系;低山丘陵区农村居民点复垦和新建对农村居民点在空间分布格局、内部结构和空间形态特征的变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新建农村居民点是引起农村居民点区域空间聚集程度降低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农村居民点复垦是造成农村居民点内部结构紧凑度降低的主要因素。因而事前做好相关规划,特别是农村居民点复垦及新建的合理选址是避免上述问题出现的根本路径。     

基于空间自相关的耕地质量空间差异特征及耕地保护分区——以江西省上高县为例

为了掌握与分析耕地质量空间分布格局,切实提高耕地质量水平与加强耕地保护建设,选取耕地质量等别监测试点县上高县为研究区,运用加权平均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法,以国家级耕地质量指数为空间变量,从县级、乡镇级和村级等尺度上探讨了耕地质量的空间分异规律,最终基于耕地质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提出了耕地保护分区方案。结果表明:(1)上高县耕地质量呈现出西南低东北高的空间分布规律,耕地质量等指数Moran′s I值表现为利用等指数自然等指数经济等指数,三者均呈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集聚态势。(2)随着空间尺度的不同,耕地质量指数具有不同的空间关联度,利用等指数受空间尺度影响较大,经济等指数其次,自然等指数最小。(3)正相关HH型和LL型耕地以组团形式聚集分布,负相关HL型和LH型耕地无明显的集中区域,多以零星状分布。(4)综合考虑上高县耕地质量3个层次的空间自相关类型及顺序组合,将耕地划分为6个耕地保护分区,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研究结果可为区域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耕地质量监测和耕地保护与管理分区提供借鉴参考。     

汾河流域景观格局脆弱性时空分异特征

为了流域的生态保护修复和可持续发展,其景观格局脆弱性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以黄土丘陵沟壑区汾河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景观格局脆弱度指数,利用质心及标准差椭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的方法,对近25年来流域景观格局脆弱度时空演变及空间关联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 1990—2015年汾河流域景观格局脆弱度总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脆弱度高的区域空间分布由相对集中变得较为分散;(2) 1990—2015年景观格局脆弱度质心不断向北移动,标准差椭圆呈"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脆弱度空间分布越发分散;(3)研究区各时期景观格局脆弱度全局Moran′s I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正相关,且相关程度先上升后下降;(4)研究区景观格局脆弱度局部空间自相关在3个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高低值区域呈现空间集聚,且分布范围由相对集中转变为较为分散。地形、河流等自然因素影响汾河流域景观格局脆弱性的空间分布;政策导向、社会经济活动等人为因素加速了景观格局脆弱性的变化。     

传统村落空间适应性更新研究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是我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结合龙道村特殊的地域文化以及现状,运用空间适应性更新理论及设计实践方法,紧紧围绕传统村落满足现代生产生活需求的同时,通过"有机更新"进而活化空间,创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村落新景观,以期为实现传统村落与现代发展的共荣共生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建设思路。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贵州省耕地显性边际化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探究贵州省2010—2020年耕地显性边际化的时空演变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为山区耕地集约利用提供政策指导。[方法] 综合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探测器,系统分析贵州省耕地显性边际化的总体态势、空间集聚效应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 ①2010—2020年,贵州省耕地显性边际化率为10.20%,总体以自然边际化为主,但经济边际化发展较为迅速,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耕地显性边际化速度不断加快。②贵州省2010—2020年,耕地显性边际化水平整体呈现出南高北低的格局并逐渐向西部和东南部扩张的趋势,其中2010—2015年呈现出南高北低格局,2015—2020年呈现中部高四周低格局。③人均耕地面积、城镇化率、植被覆盖度等因素是贵州省耕地显性边际化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 贵州省耕地显性边际化时空演变差异性显著,地势起伏度、坡度、植被覆盖度等自然条件是影响耕地显性变化时空差异性的基础特征,人均耕地面积、城镇化率与GDP密度等社会经济因素是其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武汉城市圈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为揭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韵律指数、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从不同尺度定量识别了2009—2017年武汉城市圈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规律,并探讨了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9—2017年,聚落总体规模增幅2.82%,平均斑块面积增幅1.45%,斑块形态趋于规则,破碎化程度较低,聚落单体布局形态多样化,规模扩张以点状、带状和块状扩张为主;(2)聚落空间保持集聚分布模式,单位面积乡村聚落消亡斑块较新生斑块核密度平均值低74.51%,聚落增减密度变化呈“北疏南密,向中心城区聚集”的特点,聚落局部以面积增加为主,新增聚落向各中心城区集聚;(3)聚落空间演变主要发生在低海拔、低坡度、降水量丰富、气候温暖、农村人口规模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并表现出明显的河流指向、道路指向、经济指向等特点。综上,武汉城市圈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在规模形态和空间分布上均发生了演变,并受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影响。     

浙江省耕地质量多尺度空间自相关分析

掌握耕地质量在不同尺度下的空间特征,是有针对性地进行耕地质量建设与制定合理的管理措施对策的基础。该文运用基于Moran’s I指数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以浙江省为例,分别进行省、市和县级尺度下空间自相关核算。结果表明:1)浙江省耕地质量3类指数在不同尺度下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具体表现省、市和县耕地质量指数的Moran’s I值依次降低,耕地自然等指数的空间集聚性受尺度影响最大,利用等次之,经济等最小,县级尺度的耕地质量3类指数Moran’s I值波动大于市级和省级水平;2)浙江省耕地质量3类指数Moran’s I值均表现为自然等指数利用等指数经济等指数,耕地质量的自然等指数Moran’s I值的变化幅度最大,利用等次之,经济等最小。研究结果显示耕地质量空间差异对空间尺度敏感,可为耕地分区利用管理以及土地整治工程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喀斯特地区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格局及影响因素——以平果市为例

为揭示喀斯特地区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特征及主导因素,基于景观格局指数方法分析了1989—2017年广西百色平果市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变化,并分别从自然、区位出发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了影响农村居民点演变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1)1989—2017年平果市农村居民点规模增长显著,居民点面积、数量的增长均具有阶段性特征;(2)喀斯特村与非喀斯特村在规模、分布、形态上均有差异,喀斯特村农村居民点斑块更破碎、更复杂,规模和聚集程度较高;(3)高程、坡度对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影响最为显著。综上,喀斯特村农村居民点规模增长明显、聚集程度增强,时空演变格局受自然地理因素影响较大; 而对于非喀斯特村而言,河流、道路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的影响程度较大。     

东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明晰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的增长效应与发展作用,以东北地区36个市(州)范围内的87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空间统计方法,阐释了东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东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态势。(2)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南多北少”的特征,大体可分为辽宁中东部、吉林中部、吉林东北部和黑龙江中部4个“中心—外围”片区。(3)从乡村旅游重点村所在市(州)来看,延边州与本溪市是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最多的地区; 从空间关联来看,“高—高”集聚区在延边州,“低—高”集聚区在白山市,“高—低”集聚区在本溪市。(4)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受到地形、水资源、区位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综上,东北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具有集聚特征,各区域受自然条件与社会人文等因素影响显著。     

基于ESDA的广东省城镇建设用地空间分布模式分析

城镇建设用地是承载人们生产、生活以及非农产业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研究城镇建设用地空间分布模式,能揭示城镇建设用地的空间演变规律,对全面认识城镇建设用地未来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广东省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将ESDA与GIS技术相结合,对城镇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城镇建设用地大致呈“中心—外围”空间分布模式,整体上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局部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关系,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域形成显著HH关联模式,粤北山区东部和西部保持显著LL关联模式;自然、社会经济和政策等是影响广东省城镇建设用地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可为城镇建设用地合理布局提供参考。     

云南乌蒙山片区耕地自然质量等空间分布特征

依据云南省农用地分等成果,服务农业产业化及精准扶贫工作,通过采用空间叠加分析与统计的方法,基于县域尺度的耕地自然质量等和平均自然质量等分析了该片区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耕地自然质量总体等别偏低,以5~9等为主,平均等8.14等;(2)耕地自然质量等级偏低,以中、低等地为主,所占比例高达92.11%,涉及236个乡镇,占该片区乡镇总数的90.42%,包括21个民族乡镇,占8.04%;(3)耕地自然质量等在指标区、县域尺度下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滇东北山原区的平均自然质量等高于滇中高原盆地区;仅1个县分布优等地,3个县全为中等地,3个县除优等地外均有分布,8个县分布低等地和中等地,依据上述特征划分4个区并选取典型县,表明等别较好的耕地主要集中于光热资源充裕及土壤质地良好的地区。该研究为云南乌蒙山片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和精准扶贫工作等提供参考。     

基于熵权法的城市水资源脆弱性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目的]研究城市水资源的脆弱性,客观反映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提供参考。[方法]本文把广东省21个行政市及佛山市顺德区水资源列为实证对象,从自然因素、人为因素、承载力因素3个角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在熵权法计算影响权重的基础上利用线性加权求和法构建水资源脆弱性评价模型。[结果]广东省水资源脆弱性总体呈现较脆弱,深圳市水资源脆弱性呈现不脆弱,在22个研究对象中水资源脆弱性表现最稳定。[结论]根据广东省水资源脆弱性评价结果结合智慧城市中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知,由于产业结构、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等问题导致广东省水资源脆弱性较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改革,建设智慧水务和利用科技水平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方法来降低水资源脆弱性。     

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的时空演变

采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等统计指标,在软件ArcGIS 9.0的帮助下,探索了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在1994,1999和2004年的空间格局,不同时期两者变化的数量和速度及其空间分异特征等。研究结果表明:(1)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分布呈现出东南部相对较多,西北部相对较少的空间格局。(2)在研究前期(1994—1999年),耕地面积增加的县级行政区划在空间和数量上均比较集中,耕地减少的县级行政区划在空间和数量上均比较分散。而在研究后期(1999—2004年)则出现了相反的发展态势。(3)县域耕地面积变化率与地形地貌等因素有关。(4)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京广铁路沿线、南阳市和三门峡市两地区的部分县级区划单位单位。(5)河南省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变化量总体上呈现出"南多北少"的空间格局。(6)河南省县域人均耕地变化率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豫西南地区,三门峡市和豫北地区的部分县级区划单位人均耕地面积变化率则相对较低。     

巴中市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对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索,可实现乡村聚落布局优化、统筹区域发展,对改善山区居民生活水平具有显著作用。以巴中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核密度估算、平均最近邻指数等方法,分析了巴中市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与规律,并探究了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因素对乡村聚落所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巴中市乡村聚落主要分布于西南区域,数量依次向外梯状递减,呈西南—东北向椭圆分布特征,中心位于巴州区东北部; 聚落总体为均匀分布类型,各县区自上而下分别呈现集聚—随机—均匀的链状分布形式,区域分布显著。巴中市乡村聚落随高程和坡度变化具有明显正态分布规律,聚落多分布于海拔1 000 m以下、坡度小于15°的低山丘陵与平坝盆地。距河流6 000 m内覆盖83%的乡村聚落,河流距离与聚落数量呈负相关。受人文因素影响,聚落主要位于道路通达性高、交通便捷的区域,人口经济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及社会聚集性呈正相关。     

丘陵山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时空扩展特征及驱动力分析——以重庆市江津区为例

为探究农业生产向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合作社的区位选择与建设、发展,促进不同类型合作社的精准培育,研究选取重庆市江津区作为研究区,基于江津区2005—2019年合作社微观面板数据,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分析了合作社时空扩展特征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1)合作社发展呈现3个增长阶段,2005—2010年起步缓慢增长,2011—2015年稳步快速增长,2016—2019年成熟缓慢增长;(2)在空间上显著聚集,集中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不同产业类型和种养规模分类下各类合作社空间分布均呈显著聚集;(3)合作社整体呈西北—东南分布并向东南方扩张;(4)乡村劳动力和交通运输是影响合作社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如对果蔬、粮油、畜禽、综合、花椒和服务类合作社影响最大是乡村劳动力,而对特色类合作社影响最大的是交通运输。综上,江津区农民专业合作社随时间变化数量呈阶段性增长,空间分布显著聚集且向东南方扩张,社会经济因素对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大于自然因素。     

巴山南部山区乡村聚落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重庆市城口县为例

为探究山区乡村聚落的时空变化特征,以巴山南部城口县为例,基于2010年、2015年、2019年乡村聚落斑块数据,通过GIS空间分析和景观指数方法,从聚落分布、规模、形态和区位4个角度分析了城口县乡村聚落的时空变化特征,并运用空间误差回归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城口县乡村聚落空间集聚趋势增强;聚落分布呈现“西北密,东南疏”,高密度区范围向乡镇中心缩减;(2)与2010年比较,2019年城口县聚落数量减少而规模明显增加;乡村聚落规模以小型化为主,由小规模逐渐向大规模发展;聚落形状不规则并趋于复杂化,乡镇中心周边及主要道路河流两侧的形状不规则程度较大,且程度增大;(3)聚落主要分布在海拔<1 500 m,坡度<25°范围内,沿河流和道路呈带状分布;低地缓坡处和河流道路两侧为聚落扩张区,海拔和坡度较高的地区为聚落收缩区;(4)人口规模、坡度和距乡镇中心距离是城口县乡村聚落规模变化的首要因素。综上所述,自然因素塑造城口县乡村聚落的基本格局,而区位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及政策因素进一步推动乡村聚落演化。研究结果可为秦巴山区乡村聚落布局优化提供依据,对改善山地乡村人居环境、推动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