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分化的村域居民点用地特征分析

从地块尺度探讨农户分化背景下的农户层面居民点用地演变特征及其趋势,为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分类调控方向与模式提供依据。以重庆市潼南县崇龛镇古泥村为典型案例,从农户家庭收入、就业职业、就业地点3个方面对农户分化类型进行界定基础上,解析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规模、形态、内部功能结构等方面的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规模存在"农业种养殖主导生计类型"农户户均面积最大,"既离土又离乡式非农主导生计类型"农户人均用地面积最大,"离土不离乡式非农主导生计类型"农户户均用地面积和人均用地面积均最小;非农型、农业型农户地块尺度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最复杂,就地非农型和农业主导型农户居民点用地斑块空间形态较为简单,且趋于规整的方形;就地非农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农户房屋形态更为紧凑和集约,农业型农户房屋形态更为松散和粗放;就地非农主导型、农业主导型农户房屋结构以砖混结构为主,非农型农户土木结构所占比例最大;农户分化对其居民点生产功能占地比例影响不大,农户非农化对其居民点居住功能影响较为显著,即农户非农化程度越高,其居民点居住功能越强;农户层面上居民点服务功能比例偏大是造成户均用地偏大和集约利用水平低下的重要因素,也是未来管制户均用地规模的重要突破口。     

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特征及驱动力

土地混合利用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激发地区发展活力的重要途径,当前少有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的系统解析。该研究探索性提出基于多样性和兼容性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测度方法,通过实地调研、POI数据抓取、GIS与遥感技术,以珠三角东莞市石排镇塘尾村、谷吓村和福隆村为例,剖析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特征及驱动力。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用地多样性为谷吓村、塘尾村、福隆村,其中,土地利用多样性为谷吓村、福隆村、塘尾村,住宅用地非居住功能多样性为谷吓村、塘尾村、福隆村,工业用地商业功能多样性为谷吓村、塘尾村、福隆村;2）农村居民点用地兼容性为谷吓村、福隆村、塘尾村,其中,土地利用兼容性为福隆村、谷吓村、塘尾村,业态兼容性为谷吓村、福隆村、塘尾村;3）综合多样性和兼容性指标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度为谷吓村、福隆村、塘尾村。塘尾村受乡村旅游政策及村域的历史和人文资源驱动,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程度高;谷吓村交通和区位良好,但仅有沿交通干道两侧的村民发展商业,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度相对较低;福隆村受珠三角外向型经济带动并充分利用产城融合更新政策发展工业,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程度较高。农村居民点用地混合利用由多样性和兼容性共同决定,研究可为编制村庄规划、协同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提升提供决策依据。     

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调整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调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性工作之一。针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巨大差异性,其用地空间结构调整应坚持分类整治的原则。该文基于对农村居民点现状类型、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发展基础4方面考虑,选取相关定量指标,采用可达性测算、适宜性评价、聚类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在农村居民点斑块水平上将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划分为积极发展型、内部挖潜型、自然衰退型、搬迁兼并型4类用地空间结构调整类型,进而分析了其用地特点和空间结构调整方向。研究结果体现了土地利用的现状及适宜性,符合当地实际,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调整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多功能性划分及其农户利用差异性评价

受农户生计方式多元化和城市文化的影响,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分工更为明显且呈多功能性,探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多功能性及农户个体利用的差异性特征,既利于客观测算农村居民点用地资产价值,又能为合理设计农民新居内部构型提供理论基础。研究以重庆市江津区燕坝村1 923处农村居民点用地为研究对象,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多功能性划分基础上构建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优势功能,进而辨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势功能差异性。其结果为:按照二级分类体系,农村居民点用地可划分为居住用地、农业生产用地、非农生产用地、附属用地4个1级地类,堂屋用地、圈舍养殖用地、院落用地等11个2级地类;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势功能差异明显,农业专业化发展型农户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导(优势度达1.987 8),而兼业发展型农户优势功能不明显,具均衡性;农业多样化发展型农户、非农多样化发展型农户、非农专业化发展型农户分别以服务功能(优势度1.873 0)、居住功能(优势度1.569 2)、非农生产功能(优势度2.387 9)为主导。农户生计方式与农村居民点用地优势功能是相适应的,农民新居建设应根据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生计方式设计不同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组合模式。     

重庆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异研究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异研究对优化居民点用地结构和布局,统筹城乡土地利用具有重大意义.文章采用居民点相对变化率指数、变化强度指数、综合变化程度指数模型,研究重庆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变化及人均用地变化特征,并对总量变化空间分异类型和人均用地类型进行划分,结果显示:直辖以来,重庆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年变化率呈下降趋势,表现为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倾斜波动型变化特点;居民点综合变化程度较小,建设用地综合变化程度要远远大于居民点综合变化程度,综合变化程度一直呈较缓慢上升趋势,但各个区县差异较大,绝大部分区县属于稳定型;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一直呈持续增长趋势,与农村居民点总量变化呈反方向变化;人均用地超标,集约利用水平低,人均用地类型主要为严重超标型和中度超标型.     

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与优化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与结构优化是农村居民点问题研究的核心。该文以湖北省嘉鱼县为例,统筹农村居民点政策指标、农户意愿与空间分布三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模型,定量分析了基于嘉鱼县实际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中心村、交通条件、坡度、土地利用类型等要素,应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对嘉鱼县各镇农村居民点进行空间布局定量优化。研究结果表明,嘉鱼县2007－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为326.35 hm2,居民点整理区与置换区在GIS空间分析辅助决策下,可以较好地实现其空间结构的优化布局,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和集约化程度,为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依据。     

京郊卫星城区域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特征分析

分析大城市卫星城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利用特征及其空间布局,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结构与功能变化。该文选择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卫星城顺义区为研究区,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地理模型与GIS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其内部结构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反映农村产业经济活动的工业用地、仓储用地成为农村居民点重要的用地组合类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丰富,部分镇区内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中工业用地占据绝对优势。农村居民点利用空间差异显著,区位作用突出。中西部区域的农村居民点平均规模偏大,区位指数和多样化指数较高;而稳定性指数表现出自西向东逐渐提升的格局,但在空港物流经济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稳定性较高,用地形态相对规整。顺义区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在空间上的分布明显脱节,大量农村人口聚集于城镇边缘地带,该区域农村工业化倾向突出,农村人口基本上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其内部结构特征体现出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村产业发展已成为推动农村居住与生产空间形态发生变化的最直接的动力。研究结论表明,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特征及其空间格局,是对农村居住与生产空间形态的直接反映,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土地越来越具有城镇用地的特征,因而在农村土地管理和规划上也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改革和发展。研究结果可为土地规划、整治、农村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参考。     

江西省安福县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变化及其环境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的研究可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及建设用地的合理利用提供参考。以江西省安福县为研究区域,运用GIS空间分析及景观指数分析方法,分析了区域环境综合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及变化特点。结果表明: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安福县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增加了2 095.12hm2,用地规模扩大明显;空间分布的密集程度不断提高,属于分布较为密集区;农村居民点扩展表现为整体上的分散化和局部的规模集中化;用地的空间形态趋于非紧凑性,用地扩展属于外延类型;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受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影响,空间扩展逐渐向地势相对平缓、交通更便利、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方集中。安福县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潜力较大,今后应正确引导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促进其空间布局的优化。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类型及调控策略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主导着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从全局上掌握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动态变化与空间格局,进而制定宏观调控策略,对于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建设新农村、优化村镇建设格局具有基础性的指导作用。该文利用全国农村居民点栅格数据(1 km×1 km),基于"公里格网-县域-省域"的不同空间尺度,通过构建和运用综合指标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揭示1995—2005年间全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数量特征、变化地域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并提出相应的调控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综合指标法综合考虑了总变化率、净变化率及份额修正,将全国县域农村居民点变化类型划分为增长型活跃区、增减平衡型活跃区、减少型活跃区、变化迟缓型区等4种类型,避免了单一指标将农村居民点集中分布区与小规模分布区因变化速率相当而划为一类的缺陷(实际上变化量与变化活跃程度差异巨大),同时较好地消除了部分区县被高估或低估的偏差。2)4种类型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平原区大城市周边,低值区集中分布在华中、西南、青藏等自然地理条件较差的区域。3)4种类型区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对应不同的国家宏观战略区,宜采取针对性的调控策略。     

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差异分析

研究微观尺度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差异有利于因地制宜、差异化开展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调整,分类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科学规划与管理,提高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效率。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利用基于功能的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分类体系,调查了5个不同发展类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差异,对比分析了其用地微观结构特点。研究发现:生活功能用地为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的基本结构,生产功能用地为衍生结构,生态功能用地为辅助结构,潜在功能用地为可变结构。受自然条件、区位条件、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与生计类型及政策条件等5维驱动因素共同作用,不同发展类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数量结构、类型结构及信息熵差异显著,空间结构则呈现趋同性。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表现出生活功能用地稳定、生产功能用地增加、生态功能用地减少的趋势。村庄规划应在把握其内部用地结构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注重可变影响因素调整,促进用地结构与其发展条件和谐统一。     

基于共生理论的村域尺度下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策略与实现

农村居民点利用低效化是城乡转型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不良过程,对其进行空间重构成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重构乡村空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突破口。该研究引入共生理论,通过分析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共生系统,明确重构原则与步骤,构建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策略,对整村推进示范村重庆市合川区大柱村予以实证,构筑了生产功能型、服务功能型、生活功能型3种农村居民点组团并在村域尺度下予以空间表达,形成"一轴一带三团"的村域空间布局。结果表明,共生理论对于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基于共生策略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既能确保农村居民点的互联互通,又能尊重农户主体地位,实现村域"资源共享、环境共建",发挥村域资源优势,提高农村居民点利用效率,为丘陵山区整村推进与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一种新思路。     

青藏高原东北部河湟谷地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

针对河湟谷地生态地位重要且生境脆弱的特性,以生态格局稳定为前提开展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能够统筹高原地区农村居民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农村人居空间的"精明收缩"。该研究以西宁市大通县为例,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从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安全保护3个方面构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并采用改进的引力模型构建农村居民点网络,运用网络节点中心性分析确定农村居民点在网络中的级别;根据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和农村居民点网络节点中心性的组合特征将研究区内农村居民点划分为重点发展、潜力优化、控制规模和迁移合并4种类型,并针对4种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优化类型提出布局优化调控建议。结果表明:大通县确定为重点发展型农村居民点面积为21.00 km~2;潜力优化型农村居民点面积为21.12 km~2;控制规模型农村居民点面积为10.27 km~2;迁移合并型农村居民点面积为4.02km~2。研究结果综合考虑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与农村居民点之间联系与影响,不仅有利于助推河湟谷地零散闲置居民点"精明退出",而且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基于利益趋向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主体的意愿评价是开展土地整治工作的基础。该文运用实地调查与访谈、GIS空间分析等手段与方法,对山西省武乡县115个抽样村进行逐级筛选,并划分为自然地质灾害型、人为地质灾害型、城镇改造型、自然衰退型和内部发展型5种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村民集体整治意愿博弈模型,分别从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趋向入手选取指标,量化分析地方政府与村民对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为整治工作地合理开展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整治偏远山区的小规模农村居民点,而对于城郊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不够强烈;自然衰退型和城镇改造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整治意愿均不够强烈,而内部发展型和人为地质灾害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比较支持整治工作。该研究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前期分析具有科学有效的指导意义。     

1980－2012年村域居民点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力分析

探讨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过程特征及其内在驱动机制,引导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是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与重构的核心内容。该文以古泥村2012年实测地形图为现状底图,运用参与式村域居民点用地制图方法绘制复原了古泥村1980年以来4个时点农村居民点利用图谱,从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空间形态、结构体系等方面对比分析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演变特征,构建了村域农村居民点演变的自然-经济-区位驱动力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古泥村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年均增长率达到1.21%,农村居民点斑块表现出集中趋势,农村居民点扩展速度经历了从单纯扩张向扩张与紧缩共存的过程。农村居民点斑块二维空间形态趋向于偏离圆形和方形,为不规则形态;村域主要聚居点空间结构体系演变较为剧烈且等级不合理,表现为村社一般型聚居点所占比例较大,村社优势型聚居点所占比例严重偏小,尚未形成具有村域优势的聚居点。在村域总人口增长放缓背景下,农户数量增加是促进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增长的主导因素,村域微观尺度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驱动因素在时间尺度上经历了由人口要素驱动→经济要素驱动→环境经济政策多重要素驱动转变。     

发达国家乡村转型特征与中国特色乡村发展路径探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该研究提炼了西方发达国家乡村发展实践中功能转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村落转型和政策演进等方面的共性特征，总结了中国乡村具有担负粮食安全任务、并联式现代化环境、家户小农主体、流动性多元化社会、聚落空间变革、发展基础薄弱等方面的特性。在此基础上，探索提出了树立城乡等值理念、重视粮食生产与农业现代化、培育壮大乡村二三产业、以精明收缩指导空间优化、巩固乡土文化和创新机制政策等中国特色乡村发展路径建议，为中国乡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为政策制定提供策略参考。     

乡镇规划调控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

为科学确定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有效指导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及新农村建设实践。该文以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为例,在乡镇规划调控的前提下,按农村居民点不同演化方向,将位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范围内的农村居民点确定为城镇化型,位于扩展边界范围外的农村居民点确定为非城镇化型。针对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因其未来演化方向而将其空间布局优化类型确定为社区化管理型;针对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从乡镇总规协调度、生产生活便利度、居民点活跃度3大方面构建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其综合影响力,并据此将其空间布局优化类型划分为综合发展潜力型、原地整治保持型、迁村并点扶持型3类。结果表明,可可以力更镇确定为社区化管理型的农村居民点6个,面积15.29 hm2;综合发展潜力型46个,面积178.28 hm2;原地整治保持型53个,面积189.20 hm2;迁村并点扶持型40个,面积141.22 hm2,并针对4种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提出较为具体的优化方案。研究结果符合可可以力更镇实际情况,能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与整治提供新的思路。     

基于空间自相关的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分区

农村居民点形态特征是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其形态特征空间集聚格局可为农村居民点分区提供基础依据。该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基于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测度其空间关联性,获取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集聚格局,进而结合村庄定位、相关规划等,提出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分区方案。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点规模、形状、分布均呈显著空间自相关,正相关类型多以组团形式出现,而负相关类型则呈零星分布。不同的自然与社会经济特点区域表现出不同的集聚格局,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控制下的农村居民点规模、形状和分布的集聚区域空间一致性较强,而城市化、工业化等人文过程则降低了其空间一致性。可据此将农村居民点分为5个管理区域,平原区农村居民点管理应注重其用地综合效益的提升,适时调整优化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半山区应因地制宜推行区域统筹的综合管理模式;而山区则应突出村庄特色,完善居民点内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村居民点整合发展。     

重庆市农村居民点分形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的分形特征能很好地反映其空间占据能力。该文选取浅丘平坝区、低山丘陵区、中山丘陵区、高海拔山区4种典型生态类型区,应用分形几何原理,分析了不同生态类型区农村居民点的分形特征,探讨了不同生态类型区分形特征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不同生态类型区的农村居民点分形特征存在差别,主要受高程、坡度、农民人均纯收入、水系、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浅丘平坝区分维数值最高1.63,高海拔山区分维数值最低1.47,4种生态类型区的农村居民点分维数值明显高于交通和水系的分维数值,但随着农村交通体系的完善,其对农村居民点分形特征的影响会增加;坡度对不同生态类型区农村居民点分形特征的影响是一致的,分维数值均随着坡度的增加呈现先增加后减少趋势;农民人均纯收入高的生态类型区农村居民点分维数值更高;4种生态类型区的农村居民点分维数值在短期内表现出下降或平稳趋势,但从长远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各种城镇化建设政策的落实,4种生态类型区的农村居民点分维数值均呈上升趋势,其边界曲折度不断减小,其形态逐步向规则化发展,但受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其上升的趋势会存在差异。该研究可为丘陵山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布局优化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