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来三峡库区农村人口与居民点用地演变脱钩及驱动效应分析

三峡库区是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而组成的独特的移民与生态敏感地理单元,库区农村居民点因受自然条件影响及人类活动的双重扰动,具有利用形态特殊性和驱动机制复杂性等特征。该研究基于人地关系视角,构建分析框架,采用核密度、Tapio脱钩模型和对数平均迪式指数分解法（LMD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分析三峡库区1980-2019年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脱钩及驱动因素,揭示了库区人口变动与农村居民点演变的作用关系,为协调库区人地关系,完善库区国土空间治理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近40 a来,库区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趋势相反。1980－2019年间,三峡库区农村人口持续减少,近40 a净减少714.75万人,同期库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净增加11 992.88 hm2,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增加主要来源于耕地占用。2）研究区衰退负脱钩和强负脱钩是农村居民点和农村人口动态变化的主要状态,1990－2000年及2000－2010年农村人口和农村居民点的强负脱钩区县数比2010-2019年和1980-1990年多,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伴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不减反增趋势明显,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规模严重失衡。3）城镇化效应和利用集约度效应为增量效应,正向促进了农村居民点规模的扩张,而城乡人口结构效应是抑制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的主导因素,区域总人口效应在1980－1985年间与2000－2019年间促进了农村居民点扩张,1985－2000年间抑制了农村居民点扩张,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主要受居民点集约利用粗放的影响,区域总人口效应为减量效应的区县主要位于中部及东部区县,明显受库区移民使人口流出的影响。     

乡镇规划调控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

为科学确定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有效指导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及新农村建设实践。该文以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为例,在乡镇规划调控的前提下,按农村居民点不同演化方向,将位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范围内的农村居民点确定为城镇化型,位于扩展边界范围外的农村居民点确定为非城镇化型。针对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因其未来演化方向而将其空间布局优化类型确定为社区化管理型;针对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从乡镇总规协调度、生产生活便利度、居民点活跃度3大方面构建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其综合影响力,并据此将其空间布局优化类型划分为综合发展潜力型、原地整治保持型、迁村并点扶持型3类。结果表明,可可以力更镇确定为社区化管理型的农村居民点6个,面积15.29 hm2;综合发展潜力型46个,面积178.28 hm2;原地整治保持型53个,面积189.20 hm2;迁村并点扶持型40个,面积141.22 hm2,并针对4种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类型提出较为具体的优化方案。研究结果符合可可以力更镇实际情况,能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与整治提供新的思路。     

典型农作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目的  按照最少数量农村居民点提供最大化农业服务能力的思路,探寻优化农作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方法。  方法  结节性指数、场强模型、集合覆盖模型、土地规模经营模型可以用作农村居民点优化的评价指标。  结果  （1）黑龙江省望奎县农村居民点以非城镇化型农村居民点为主,数量占比为94.26%,其特点为综合发展潜力较高、城镇化发展引力较低;（2）以耕作半径4720 m为约束条件,通过集合覆盖模型不仅实现了以最少数量农村居民点提供最大化农业服务能力的目标,而且还保证了布局优化后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均衡性;（3）在城乡收入均等化条件下,望奎县农业适度经营规模为户均9.60 hm2,布局优化后的农村居民点农村人口承载规模为6.81万人,用地总规模为953.40 hm2,用地平均规模为4.54 hm2。  结论  以耕作半径为约束条件,通过集合覆盖模型筛选实现农业服务能力最大化的农村居民点,并提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方案,为农作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合理布局调整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基于投入-产出原理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评价

遵循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和新农村建设要求,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内涵与表征要素归结为投入强度和产出效用2个方面,构建以用地规模、布局、结构和生产、生活、生态效用为准则层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测度指标体系;利用脱钩原理和指标偏离度分析方法,建立农村居民点集约度指数与变异系数计量模型以及障碍度诊断模型,以北京市平谷区275个行政村作为案例基础评价单元,评定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划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模式,解析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子,归纳农村居民点集约化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整体上偏低,以中度和低度集约为主;生态型和耗损型农村居民点占主导,集约与粗放之间的过度类型数量相当,乡镇间差异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点集约化的障碍因子整体显著,用地规模偏大、内部结构不合理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强度偏高的主要障碍,生产效用低、生活条件差是制约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短板。生态型到集约型再到粗放型利用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素依次增多,从降低用地强度与提升用地效用的角度,内涵挖潜、集约增长、生态均衡和持续发展是不同模式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贵州省城乡人口变化与建设用地扩张的脱钩关系

[目的]研究贵州省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的关系,以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方法]利用贵州省2000—2017年城乡人口及建设用地数据,采用脱钩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城乡人地关系演化过程。[结果]贵州省城镇人口持续增加,乡村人口逐年减少;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不断扩大,城镇和乡村建设用地同向增长。2000—2008年,贵州省城乡人口变化与建设用地扩张关系为强负脱勾类型,乡村人口与乡村建设用地变化为强负脱钩类型,城镇人口与城镇建设用地变化为扩张负脱钩类型。农村人口减少伴随着建设用地增加,农村人地关系处于较不合理状态;城镇人口和建设用地二者均增长,但建设用地增幅快于人口增幅。[结论]贵州省应积极推动农村宅基地流转,提高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促进城乡融合。     

基于GIS的农村居民点区位评价与空间格局优化

在用地矛盾比较突出的广东清远地区,为实现“城乡建设用地挂钩”,需要对农村居民点迁、并、撤等进行整理。该文利用ARCGIS的空间分析和统计功能,根据影响农村居民点区位的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的适宜分值,利用最小限制因子方法,将佛冈县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转化型、城乡联合型、发展型、限制发展型和迁弃型5种整理类型。同时,根据影响农村居民点空间扩展因素的限制等级,将其临近区分成可转为建设用地的优先等级区。最后,根据优先等级区的位置和面积,结合2020年佛冈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预测值,对不同整理类型的农村居民点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空间格局优化。优化结果为：城镇转化型和迁弃型农居全部转化为其他用地类型,扩大城乡联合型农居至 1 108.04 hm2,缩小限制发展型农居至753.1 hm2。该研究为农居整理活动提供科学依据。     

1980－2012年村域居民点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力分析

探讨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过程特征及其内在驱动机制,引导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是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与重构的核心内容。该文以古泥村2012年实测地形图为现状底图,运用参与式村域居民点用地制图方法绘制复原了古泥村1980年以来4个时点农村居民点利用图谱,从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空间形态、结构体系等方面对比分析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演变特征,构建了村域农村居民点演变的自然-经济-区位驱动力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古泥村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年均增长率达到1.21%,农村居民点斑块表现出集中趋势,农村居民点扩展速度经历了从单纯扩张向扩张与紧缩共存的过程。农村居民点斑块二维空间形态趋向于偏离圆形和方形,为不规则形态;村域主要聚居点空间结构体系演变较为剧烈且等级不合理,表现为村社一般型聚居点所占比例较大,村社优势型聚居点所占比例严重偏小,尚未形成具有村域优势的聚居点。在村域总人口增长放缓背景下,农户数量增加是促进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增长的主导因素,村域微观尺度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驱动因素在时间尺度上经历了由人口要素驱动→经济要素驱动→环境经济政策多重要素驱动转变。     

京郊卫星城区域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特征分析

分析大城市卫星城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利用特征及其空间布局,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结构与功能变化。该文选择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卫星城顺义区为研究区,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地理模型与GIS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其内部结构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反映农村产业经济活动的工业用地、仓储用地成为农村居民点重要的用地组合类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丰富,部分镇区内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中工业用地占据绝对优势。农村居民点利用空间差异显著,区位作用突出。中西部区域的农村居民点平均规模偏大,区位指数和多样化指数较高;而稳定性指数表现出自西向东逐渐提升的格局,但在空港物流经济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稳定性较高,用地形态相对规整。顺义区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在空间上的分布明显脱节,大量农村人口聚集于城镇边缘地带,该区域农村工业化倾向突出,农村人口基本上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其内部结构特征体现出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村产业发展已成为推动农村居住与生产空间形态发生变化的最直接的动力。研究结论表明,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特征及其空间格局,是对农村居住与生产空间形态的直接反映,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土地越来越具有城镇用地的特征,因而在农村土地管理和规划上也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改革和发展。研究结果可为土地规划、整治、农村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参考。     

基于多智能体的土地利用变化模拟

建立土地利用变化模型,模拟多种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能够为科学的土地利用决策提供辅助支持。以常州市新北区为研究区,从政策特征因子、全局特征因子和空间特征因子3个方面构建土地利用情景特征因子体系;运用多智能体建模方法构建基于主体的土地利用情景模拟模型;设定快、中、慢3种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的土地利用情景(I、II、III),模拟研究区2006-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结果表明:3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全局拟合度都相对较高,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和耕地的空间全局拟合度分别为78.45%、99.85%、98.35%;空间变化拟合度较低,分别为55.18%、0.02%、69.11%。在3种土地利用情景下,城镇用地增加面积分别为3788.44、2922.83和2114.64hm2,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面积分别为1106.60、858.61和592.35hm2,耕地减少面积分别为5378.72、4817.03和4238.97hm2。说明情景I下城镇化速度较快,城乡用地转换明显,农村居民点整治力度较大;情景II下城镇用地空间扩张和人口增长都减缓速度,耕地资源的流失得到一定程度控制;情景III下城乡用地变化速度显著放缓,耕地资源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宝鸡市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潜力分析

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体系松散,制约了农村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并不断推进农村居民点土地的集约利用,对存在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影响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因素进行调整已显得十分必要。对宝鸡市各区县的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了聚类分析,并比较了宝鸡市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与《村镇规划标准》中规定的人均建设用地各级的上限值。结果表明,2007年宝鸡市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比1999年减少了7.37 m2,较国家设定的村镇人均建设用地最高上限超出了39.67 m2,在宝鸡市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基础上,测算得到宝鸡市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的理论潜力可达11 168.07 hm2。     

江苏省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

以江苏省江都市为研究区域,从居民点景观布局,整理居民点能力和对居民点整理需求3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综合评价结果和人均居民点面积为依据划定整理分区.研究结果表明,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划分成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A区、重点整理B区、适度整理区与优化调整区.优先整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应注重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重点整理A区应以经济基础为依据,注重农村空间重构;重点整理B区应加强闲置土地整治,且结合小规模迁村并点整理;适度整理区不宜开展大规模整治,应有步骤地对空闲和闲置土地进行整理;优化调整区主要是对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作优化,同时控制居民点外延扩张.该研究根据综合评价分值和人均居民点面积两层指标划定居民点整理分区,对制定居民点整理时序和居民点整理内容提供科学依据.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下的农村居民点斑块整理模式评价

为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活动,在分析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给农村居民点整理带来契机的基础上,提出先确定整理模式类型和评价单元再进行评价的整理模式评价流程,采用地图叠加分析法和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以江西省崇仁县巴山镇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巴山镇农村居民点分为4种整理模式,即城乡一体化、生态搬迁式、迁移合并式和内部改造式,各模式下的农村居民点斑块面积分别为71.50、2.67、108.73、329.23 hm2;迁移合并式农村居民点斑块是当前巴山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的拆旧地块主要来源,城乡一体化式和内部改造式斑块可有选择地作为农民安置地。农村居民点斑块整理模式评价的研究有利于具体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活动的科学开展,可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     

河北省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评价

近年来,河北省城镇建设用地和农居点用地呈现双上升态势,土地对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突显,化解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农居点用地集约利用。该文分析了农居点用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和类型。从经济、社会、自然3个方面构建了土地集约利用的指标体系,建立了评价模型。以县域农居点为评价单元,对农居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按照综合分值高低将县域农居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划分成4个级别,分别对应集约利用、适度利用、低度利用和粗放利用。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集约利用的有效途径。     

基于多智能体与CA结合模型分析的农村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

为深入剖析影响农村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的作用机理,研究农村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该文以官林镇为例,以遥感解译、问卷调查及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基于多智能体方法构建模型,定量分析自然区位因子和主体决策行为对农村土地数量和空间格局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土壤p H值、表层土壤质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各行业产值、与水源及道路的距离等自然区位因子对各类农村土地利用变化影响较大;智能主体的个体特征、经济特征、家庭特征等影响其用地扩张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农村土地面积变化,区位交通方面的因素影响主体的用地位置再选择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农村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变化;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CA)和多智能体系统(multi-agent system,MAS)相结合的模型Kappa系数值为0.808 7,模拟效果较好,可以为系统研究农村土地利用变化,统筹安排农村各类土地利用规模、布局和时序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