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以无锡市为例

在对影响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因素分析的基础上,以无锡市为例,借助数据处理统计软件SPSS,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了其1987-2004年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影响无锡市耕地资源数量减少的主要驱动因素在于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口的增加.最后,从控制人口增长,减少非农建设用地对耕地的占用,实施国家耕地保护政策等方面提出实现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双赢发展的建议思路.     

我国西部地区耕地退化现状及其防治对策

从论述耕地在我国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入手 ,根据翔实的资料分析了西部地区耕地退化的现状 ,包括耕地水土流失、沙化、土壤盐碱化、土壤养分亏缺和土壤性质恶化、土壤污染、耕地的非农业占用与损毁等诸多方面 ,探讨了耕地退化的发展趋势 ,并讨论了耕地退化对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最后提出了西部地区耕地退化的防治对策     

近60年来敦煌绿洲耕地动态变化与预测研究

基于敦煌绿洲1949—2004年耕地变化特征、现状及存在问题,选取影响耕地的7个社会经济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方法(FA)分析敦煌绿洲耕地变化的驱动力。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水平、人口数量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绿洲耕地变化的3个主要驱动因子,最后通过GM(1,1)模型对未来25年的耕地和人口进行了预测,以期为敦煌绿洲耕地资源的保护和人地和谐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耕地数量波动及驱动力多时间尺度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将小波诊断技术应用于1978年以来江苏省耕地数量波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多时间尺度分析,揭示了耕地数量波动周期及其与影响因子的相互关系,同时对江苏省耕地数量波动趋势进行了定性预测。研究结果表明:(1)江苏省耕地面积波动主要存在7 a、15 a和27 a的特征时间尺度,在27 a的特征时间尺度上,对江苏省耕地数量起控制作用的两种因素为GDP和人口数量,而在15 a的特征时间尺度上,则主要为GDP,并且两种因素在不同时间尺度下对耕地数量的影响均为负面效应;(2)江苏省耕地数量将继续减少,但随着国家政府对耕地快速减少问题的重视和一系列土地调控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减少速率将有所下降。     

认真贯彻基本国策 加强土地统一管理

土地与人口的失衡，是当今我国面临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我国人口膨胀性的超生增长与土地数量锐减及其质量退化的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随着人口和土地城镇化的发展，使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我国人均耕地随着人口的惊人增长已降到了1．3亩，不仅低于世界和许多国家的人均耕地水平，     

大渡河上游河谷与半山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

集约度变化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核心问题,而目前对西部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特征及原因解释的研究较少。该文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以大渡河上游典型河谷与半山区为例,共调查农户357户,通过Tobit和OLS估计方法,定量对比分析了河谷与半山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河谷区和半山区在耕地利用集约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资本集约度还是劳动集约度,河谷区均高于半山区。影响河谷与半山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的因素有承包耕地面积、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家庭固定资产、离集镇的距离、二三产业收入、农业劳动力、年需换工数量、人情往来支出等。耕地资源禀赋和农业劳动力数量是导致集约度差异的关键因素,农业生产条件或环境和家庭收入水平对其有重要影响。     

闽台耕地数量变化及驱动力因子的比较研究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区域对比分析被国际地理学联合会LUCC工作组列为2000 ~ 2004年期间的三大研究目标之一,闽台因其区域自然背景及历史文化的相似性和经济发展时序递差性成为区域对比研究的理想对象之一。利用闽台相关统计资料对比显示,闽台耕地变化共同呈现出先增后减、时有波动、总体减少的特点,但福建耕地变动较大的时序后移,而台湾耕地减少的总趋势较缓。闽台人均耕地变化速率相当,但每一农业劳动力占有耕地数量差距甚大。在对闽台耕地变化直接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对影响耕地变化间接因子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结果显示:农业结构调整、非农建设、灾毁和开荒等因素是引起耕地变化的直接驱动因子;人口增加及城市化水平提高、第一产业的发展共同构成闽台耕地变化的第一、二间接驱动因子;农副产品的对外贸易量对台湾耕地的影响强于福建。最后文章分析了闽台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经济发展政策与土地管理法规对耕地的影响。     

黄河三角洲垦利县可持续土地利用障碍因素分析

该文从自然条件因素、环境条件因素、社会经济条件因素中选择了34个影响可持续土地利用的因子，利用隶属度函数对其进行标准化，通过障碍度计算详细分析了黄河三角洲垦利县可持续土地利用的障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34个因子中人均农业总产值、粮食单产、芦苇地占地率、农业用地率、城镇化水平是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土地利用的主要障碍因素，其中芦苇地占地率在1996年以后始终是第一障碍因素，而人均农业总产值的限制主要出现在1998年之前，之后对可持续土地利用未构成障碍；粮食单产和农业用地率的影响主要出现在1996年以后；林草覆盖率、公顷耕地农机总动力和农村电气化水平在一半以上的年份对可持续土地利用构成障碍；在1994年之前，农民人均收入障碍度较大，是主要的障碍因素。     

空间交互视角下中国城市群耕地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城镇化发展对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是中国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传统研究较多关注城市个体增长与耕地非农转换间的关系,鲜有关于城市空间联系及协同发展视角下耕地变化影响因素的研究,而随着城市空间交互作用的加强,人口集聚、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等催生出的多元用地需求激化了其与耕地保护间的复杂用地矛盾。城市群是中国当下新型城镇化的主体,从城市群视角探讨耕地变化的影响机制更具前瞻性和现势性。该文采用引力模型与城市流强度模型对城市群空间联系进行度量,从城市与城市群双重尺度出发,构建了耕地非农转换影响因素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探索2005—2015年间全国主要城市群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区域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城市群耕地数量变化的尺度效应和地区分异特征显著。在城市尺度上,耕地变化与农业人口、工业经济及农业科技均呈正相关关系,与城镇化背景下建设用地扩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资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城市群尺度空间联系指标均与耕地面积变化呈负相关关系。区域差异体现在农业人口、城镇人口规模等级、建设用地面积对内陆城市群耕地面积变化影响较大,而工业化、农业机械化水平在沿海有着更大推动作用;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的影响在沿海地区较明显,外向功能作用力则在内陆有所体现。与零模型、半条件模型的对比分析表明,多层线性回归用于城市群耕地变化影响因素研究具有有效性,同时也揭示了不同尺度因素对耕地变化的影响机制,从而为国土空间开发战略下城市群发展与耕地保护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     

江西省耕地的动态变化及驱动因子

利用江西省1990—2009年耕地变化数据以及社会经济资料,分析了该区域耕地动态变化的时空特征,并将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相结合,揭示了江西省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果表明,江西省耕地数量变化在时序上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在空间上区域差异性较大,不同时期各市耕地利用动态度波动较大;江西省耕地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农业科技提高3个主要类别,总体上,耕地数量变化与人口、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大产业、耕地产出率以及农机机械总动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性,在第1主成分中经济和人口两大因子是主要的驱动因素,第2主成分中农业科技进步是主要因子。     

贵阳市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研究

根据贵阳市1996—2009年的统计资料,选取总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农业机械化水平、城镇化率等12个社会经济因子,运用SPSS数据处理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对近14a来贵阳市耕地面积变化趋势以及变化因子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并揭示了引起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近14a来贵阳市耕地面积总体呈下降趋势,人均耕地面积变化态势与总耕地数量变化保持一致。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导致贵阳市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为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护耕地的措施,以确保该市耕地资源得到安全和可持续利用。     

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地利用方式变化的特征及其过程

As one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has an arable land per capita far below the world‘s average level.With a high-density population an the quick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urbaniztion,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how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 in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which are:high land reclamation rate and low arable land per capita;intensive land use and high output value;and rapid increasing of construction land area and fast diminishing of arable land.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rocess of the arable land chan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different change stages over the past 50 years.     

Agricultural land needs protection

Abstract

Since 1960, the amount of arable land per capita in the world has decreased from 0.41 to 0.21 ha. During recent decades, there has also bee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impact of soil degradation. It is estimated that 5–10 million ha of agricultural land are abandoned every year as a result of soil degrad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and infrastructure. The Nordic and Baltic countries have on average more arable land per capita and larger water resources than many other areas of the world.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are expected to become gradually more critical, and Northern European arable land is likely to increase in importance in contributing to our basic food and bioenergy demands.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se land resources are protecte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herefore, soil degrad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arable land needs more attention from individuals, society and governments.     

石家庄市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基于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分析

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为研究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采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方法对石家庄市1999—2009年的耕地资源面积与人均GDP、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和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以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结果表明:（1）石家庄市耕地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2）从动态角度看,在短期内经济发展会引发耕地数量的减少,控制耕地数量会抑制经济的发展;从长期看,经济水平的提高会促进耕地数量的增加,经济发展对耕地的依赖程度减弱。（3）方差分解结果显示,耕地数量对经济指标预测方差的贡献率较大,尤其对人均GDP、第二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在第3期之后都超过了75%;经济指标对耕地数量预测方差的贡献度相对较小,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对耕地资源数量的影响最小,仅在1%左右。因此建议从提高经济效率、加强耕地保护、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等方面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推行水土保持生态村建设的构想

建设水土保持生态村,就是以行政村为单位,以水土保持为中心,建设水土流失得以控制,生态环境得以良性循环,人口、资源、环境得以协调发展的生态农业村。人均土地面积、人口自然增长率、水土保持治理程度、人均耕地、人均基本农田、人均林地、年人均收入等,是生态村建设的量化指标。生态村可分为初级生态村、标准生态村、先进生态村,先进生态村由各级政府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命名。     

近25年临汾市耕地资源与粮食安全动态分析

利用耕地、人口和粮食统计数据,采用耕地相对变化率和敏感度分析模型,研究了山西省临汾市近25a县域尺度耕地资源时空变化规律和粮食安全趋势。结果表明:(1)耕地总面积呈增加趋势,而人均耕地面积却呈减少趋势;(2)耕地资源空间变化差异明显,东西部山区相对变化较大,而中部平原区相对变化较小。东西部山区耕地资源对粮食产量的敏感度高,而中部平原区由于科技水平提高,单产增加,耕地面积对粮食产量变化不敏感。人口数量和粮食总产量持续增加,而人均粮食占有量减少,劳动力资源对粮食产量和耕地面积影响很大。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措施是保护基本农田、提高耕地质量和科技水平等。     

耕地资源空间集聚度评价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睢宁县为例

耕地空间集聚是农地整治目标之一,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现有研究大多是从景观格局视角用多指标对耕地空间集聚进行评价,为了探寻耕地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本文提出一种单指标评价法。首先综合考虑耕地图斑的位置、形状、面积,定义了耕地图斑的空间集聚度公式,并用程序代码求取每一图斑的集聚度大小;其次以不同图斑的集聚度为因变量,选择相关影响因素为自变量进行计量分析;最后以江苏省睢宁县为例做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设定半径指数为2 000 m时,2013年睢宁县耕地空间集聚平均值是0.567 7,总体水平较高,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生产;坡度、高程、人均GDP、人均耕地、与城市距离、路网密度、基本农田建设对耕地空间集聚水平都有显著影响,且坡度与基本农田建设对耕地集聚的作用弹性较大,而城市距离对空间集聚的作用弹性最小。论文提出的耕地空间集聚度评价方法可为基本农田划定及农地整治提供相关技术支撑。     

基于PSR模型的中国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科学认知人类活动与地域系统的互动关系是实现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重要依据。该研究构建了人地关系协调发展压力-状态-响应(Press-State-Response, PSR)评价理论体系,并利用2002、2007、2012和2017年中国省域截面相关数据,分析了中国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2—2017年中国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等级总体处于中度协调至良好协调之间,较为稳定。而协调度值则表现为"V"型特征,2002—2007年协调度值由0.648降低到0.494,2012年回升到0.639,2017年进一步提升到0.705。15年间中国人地关系经历了"先趋紧-后缓解"的发展过程。2)从空间上看,15年来中国人地关系协调性区域差异明显增强。西部省份人地关系协调性普遍降低,东、中部地区人地关系协调性有所提升,东北地区人地关系协调性保持相对稳定。目前主要表现为东部、东北及中部协调度等级较高,西部协调度等级较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东、中、西部地区人地关系协调性主要影响因素有所差异。各地区需根据当地自然地理条件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因地制宜,以人地协调发展为准则,结合各地区主要影响因素实施差异化的调控对策,促进人地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天津市产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贡献

[目的] 综合考虑“水—土—能—碳”相互关系，研究产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贡献，为天津市减排决策制定提供一定依据。[方法] 对天津市产业碳排放进行测算，将水土资源因素引入Kaya恒等式，运用LMDI模型计算产业碳排放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结果] 2004—2018年天津市各产业碳排放均呈现上升趋势；整体来看，水资源经济产出、人口数量促进天津市各产业碳排放，且前者为主要促进因素，水土资源因素抑制各产业碳排放，碳排放强度促进农业碳排放，而抑制其他产业碳排放，人均用地面积抑制农业碳排放，而促进其他产业碳排放；水土资源因素对各产业碳排放影响的变化与水土资源匹配度变化有较好的一致性，单位用地面积用水量越多，其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越大。[结论] 为实现节能减排，应发展节水产业，优化城市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发挥水土资源因素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