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助力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6省11县(市、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模型、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各县中等水平之下,并且发展呈现明显地区差异。43.9%的农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户收入存在有提升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减少农户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并降低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作用更明显,能够改善农户收入分配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对贫困减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增收效果更好。此外,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建议持续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教育开展力度,让数字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弱势群体,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效应——基于宁夏的农户调研数据

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宁夏3县区9村426户田野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A-F法、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测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识别多维相对贫困家庭的基础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宁夏农村地区经济维度的“贫”已基本得到消除,但健康、教育、安全饮水和卫生厕所等因素导致的相对之“困”依然严峻。农户在数字普惠金融的结算、储蓄和信贷服务已有部分涉及,但对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保险等深层次金融业务的参与尚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权重下的相对贫困均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并且随着剥夺维度提升其减贫作用呈增长态势。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增强健康意识、促进消费进而达到缓解相对贫困之目的。因此,为减缓宁夏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需注重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与农村生活标准改善,深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助农作用等。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将数字技术融入普惠金融的一种新兴金融模式,利用2011～2018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的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能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但抑制效应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     

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基于新疆南疆24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新疆南疆3地州2008—2013年24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南疆普惠金融发展及各个维度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表明:南疆3地州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农村地区万人拥有金融机构服务人员、金融服务可得性、金融服务使用有效性对农村贫困减缓呈正效应,农村地区万人拥有金融网点数、金融服务使用度对农村贫困减缓呈负效应;从地区层面上,南疆3地州各县(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均影响显著,不同县(市)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不同。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就发展普惠金融以减缓农村贫困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结构优化的区域减贫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探讨金融结构优化对区域贫困减缓效应及其互动关系,以促进金融结构优化与金融扶贫战略的实施。【方法】基于我国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差分GMM模型对金融结构对贫困减缓的直接与间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金融结构优化对贫困减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其减贫效应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具有双重门槛特征。由于中小企业是最优产业结构中的主体企业类型,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中小企业的角度研究金融结构对贫困减缓的间接作用,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优化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并对贫困减缓产生间接效应。【结论】适当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和贷款准入门槛,逐步提高中小银行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为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增强中小企业与中小银行的合作,实现发展共赢,助推区域减贫。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减缓效应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以贵州省为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减缓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移动终端深入贫困地区，使行业运营、服务成本降低，使贫困地区也能享受优质的金融服务，减贫作用明显。未来，相关部门需要改良与创新征信体系，加大力度推进贵州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旅游发展、金融支持对贫困减少的影响

选取2000—2014年我国26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围绕全国范围以及东部、中部、西部3个层面,针对旅游发展、金融支持对贫困减少的影响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分析,旅游发展、金融支持对贫困减少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地区层面分析,旅游发展对贫困减少作用显著,而金融支持对贫困减少的作用存在波动,且二者在不同区域对贫困减少的贡献率存在差异。据此,提出深化供给侧改革、大力推进全域旅游、深化旅游精准扶贫、发展普惠金融以及推进绿色减贫、生态扶贫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区域农户收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基于数字基础与城镇化的视角

促进农民稳步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之一,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基于数字基础和城镇化视角,以广东省为例,利用2011—2020年各地级市数据,运用OLS模型、分位数回归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变异系数逐步缩小,区域间差距发展趋于均衡;农村居民收入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变异系数稳定在0.3左右,但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存在显著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其子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逐步递减。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收入农民群体和珠三角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此外,数字基础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帮助低收入农户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考虑,提出应积极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数字时代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我国农村居民提高收入水平带来了新的机遇。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2014—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长江经济带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对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的影响最显著。为了进一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的赋能作用，需要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促进我国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数字化转型发展以及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等。     

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中西部18个省级数据

利用中西部地区18个省2008-2016年的162个样本数据,在建立惠普金融指数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效应模型,并利用Hausman检验。研究发现:近年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水平发展稳步上升,但地区间差异较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成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加强各省间普惠金融的发展力度、完善相关法律和金融发展环境等的建议。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全国和分区域的分析

2001-2010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发生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贫困发生率下降1.58％;分区域看,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呈现较高的贫困减少速度,但是各区域贫困发生率的绝对水平和减少速度存在差异,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的绝对水平最高,贫困群体的脆弱性明显,但其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的效应比中部地区强.实证检验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最强,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最弱.     

后脱贫时期甘肃普惠金融预防返贫机制研究

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甘肃省贫困地区减贫、脱贫所取得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后脱贫时期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目标和工作重心将发生变化,要重点关注脱贫质量不高的农户和地区,其存在着返贫的风险.对此文章认为农村普惠金融要继续发挥减贫、防贫的重要作用,继续大力支持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普惠金融要通过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和拓展...     

易地搬迁对不同就业方式农户的减贫效应 ——基于南疆四地州的实证分析

易地搬迁是实施精准﹞贫方略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减贫机制在于显著改善外部资源环境、增加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以及扩大收入来源等,实现贫困家庭的减贫脱贫.以南疆四地州724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PSM)以及异质性分析来探讨易地搬迁对贫困户的减贫效果.结果表明,易地搬迁对农户减贫具有极显著正向影响(P<0.01).易地搬迁后,不同就业方式对减贫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以纯农业为主的就业方式对减贫有极显著的正向影响(P<0.01);兼业加农业为主的就业方式对减贫有负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以打工为主的就业方式对减贫有负向影响.建议政府充分发挥政策优势,对易地搬迁农户继续加强政策﹞持与引导,加强劳动力就业培训,促进收入多元化,实现贫困农户跨越式发展.     

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联性研究——基于福建省2014—2019年面板数据分析

发展普惠金融是新时代完善金融供给,增强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举措。基于古典经济模型构建政府干预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假设,以福建省各地级市2014—2019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普惠金融测度,并将普惠金融测度结果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OLS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大部分地区普惠金融仍处于低水平状态;普惠金融发展显著缩小收入差距,闽南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高于闽北地区;与其他实证结果不同的是福建省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缩小再扩大非线性"U型"结构。因此本文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因时因地发展调整普惠金融政策的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研究

随着现行标准下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将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点,因此发挥数字金融优势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A-F方法、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使用数字金融占比为39.7%,说明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数量仍相对较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以脆弱型和一般型相对贫困群体为主,发展能力已成为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维度,西部地区仍是我国相对贫困的集中区域。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对脆弱型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果更好,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金融对缓解发展能力贫困和经济能力贫困影响程度更深;进一步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高农户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现象。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金融能更好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据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金融相关知识技能的宣传与针对性指导,推进数字征信在农村地区发展等政策建议。     

“后扶贫时代”下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CHFS2019的实证分析

全面小康后我国进入“后扶贫时代”,数字金融的使用对缓解多维贫困具有重要价值。采用CHFS2019年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机理及其异质性。研究显示,数字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户多维贫困,金融能力的提升是重要应用机制。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对“收入能力贫困”这一维度的影响效应最大,网购这种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减贫效应在空间和个体上均存在“数字鸿沟”。据此建议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和积极推广引导农户使用数字金融技术,最后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尽量消除其负面影响。     

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基于新疆82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运用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对2006—2012年新疆82个县(市)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效应不同,南疆地区基础效应高于北疆地区,增长效应更加明显;部分农户收入高增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以及贫困地区均出现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呈负效应的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和金融体系结构与功能矛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农村金融排斥,优化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环境,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创新性农村金融服务和产品,满足不同金融需求,提高监管有效性,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农村普惠金融领域等建议。     

农业产业规模与结构对农村减贫的门槛效应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目的】分析农业产业发挥减贫效应的门槛条件,为精准扶贫和扶贫资金的有效利用提供政策参考。【方法】在农业产业发展与贫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福建省县域贫困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构建门槛回归模型,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为条件确定门槛值,在考虑基础设施、金融情况、教育水平、医疗条件下,主要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检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业产业扶贫的门槛效应。【结果】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门槛值时,农业产业规模越大,农业产业的弱质性越强于益贫性,越不利于减贫,但是改善农业产业结构有利于减缓贫困。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门槛值时,农业产业的规模扩张对农村减贫发挥出正向效应。随着农业产业规模的扩大,农业产业的益贫性强于弱质性,减贫效应开始显现。若某个地区已经脱离贫困,就会进入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农业产业的适度规模就会产生规模经济,大幅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结论】福建地区农村贫困存在贫困门槛效应。对于尚未跳出贫困陷阱的地区,建议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完善农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兜底式扶贫。对于跳出贫困陷阱的地区,建议加快农地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发展,推广资源资产收益扶贫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户增收和共享经济增长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农户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农户收入尚处于较低水平。48.0%的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为0,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仍是一项严峻任务。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均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3.507%。另外,相较于财富较多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为不同农户精准提供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加。     

返贫风险及脱贫成果巩固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通过对2013-2019年14个片区贫困广度、贫困深度、贫困强度的计算,对连片特困地区自确立以来的脱贫成果与返贫风险进行了宏观判断.结果表明,其整体减贫成效显著,但演进速度与进程存在时空差异,脱贫效果与返贫风险呈现区域异质性.脱贫成果巩固困难、返贫风险最大的是新疆南疆三地州、六盘山区、滇西边境山区以及乌蒙山区.返贫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