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搬迁后续政策农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以吕梁市离石区为例

以离石区搬迁地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离石区易地搬迁后续政策农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人均年收入、实际人均住房面积、家到集市距离、家到小学和初中距离、家到医院距离、网线信号、用水方便程度、电力设施满意度、综合服务平台方便程度与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农户满意度之间有正向显著性影响；住房物业费用满意度对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农户满意度是负向显著影响。     

家庭收入对土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影响

利用湖北省667个农户调查样本数据,运用Heckman模型,实证分析不同收入类型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户家庭收入中不同收入类型对土地流转决策行为有不同的影响.农业经营收入对农户土地转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土地转出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补贴收入负向影响土地转入,但对土地转出无显著影响,非农工资收入对农户土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同非农工资收入水平对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具有不同的影响,只有较高的非农工资收入才能促进土地转出.因此,本研究提出应在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农户非农就业能力的同时,完善土地流转相关配套政策,改善农业补贴水平和方式的政策建议.     

提升或损伤？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

为探讨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采用陕南安康项目区657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选择基于生计资本测量农户生计能力的方法,考虑易地扶贫搬迁的内生性和选择偏差问题,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作用,以考察和理解农户生计能力的变化。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物质资本和生计资本总值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不同搬迁类型对农户五大资本的影响表现各异。结合计量估计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启示。     

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的可持续生计影响因素研究——以山西省X县为例

基于山西X县276个搬迁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搬迁后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搬迁农户的家庭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参加就业培训次数、人均年收入、借款来源、耕地质量以及住房面积7个指标对其可持续生计具有极显著或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从搬迁农户的教育培训、耕地资源利用、金融支撑体系建设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方面提出了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于农户满意度对易地扶贫搬迁中存在问题及改进路径研究--以河北省康保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但从农户视角来看该政策是否真正使农户满意仍有待商榷。本文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对康保县县城集中安置区已搬迁农户满意度的分析,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后存在问题与改进路径进行研究,为多方主体后续工作的完善提供信息和建议。本研究结论如下:(1)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物业服务、就业压力、家庭总收入、家庭年总收入及适应城市状况八个因素对已搬迁农户满意度有显著影响;(2)易地扶贫搬迁后存在已搬迁农户就业压力增大、多数已搬迁农户收入有所降低且不稳定性增加、搬迁后家庭消费支出增加过大等六大突出问题。(3)针对问题提出了完善技能培训、完善智能就业服务系统、通过经济补贴和税收减免来降低物业公司运营成本等改进路径。(4)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要进一步关注人民满意度,而非仅局限于其所带来的客观效益。     

重庆市耕地转入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重庆典型区县为例,利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法(PRA)先后获取606份山区农户和604份平坝地区农户调查问卷,基于地块尺度深入分析耕地转入特征,并利用Logistics模型对比分析不同区域农户转入耕地决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平坝地区耕地转入以水田为主,山区则以旱地为主,转入地块质量均以一、二等地为主,转入地块面积以S≤0.13hm~2为主,且多为无偿转入;(2)不同地区农户转入耕地决策的共同影响因素是农业收入和经营耕地面积.不同的是,地块离家平均距离和离集镇距离显著负向影响平坝地区农户转入耕地,省工农具投入和牲畜数量显著正向影响平坝地区农户转入耕地;而地块平均等级显著负向影响山区农户转入耕地,经营耕地地块数量和水田比重显著正向影响山区农户转入耕地.     

试点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桃江县的问卷调研数据

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农业发展有大量的资金需求,从而衍生出创新农村金融以服务农业发展的迫切需要.首先从理论分析,得出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具有农业生产福利性;然后根据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研究分析影响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人数、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好感度,对农户参与意愿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非农业收入、生产性年支出,对农户参与意愿有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土地承包权有偿退出政策意愿、家庭年收入,对农户参与意愿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务农人数对农户参与意愿有比较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南疆四地州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调查了南疆四地州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现状，了解了当地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找出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户基本特征方面，农户是否接受农业技术培训、是否参加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在农户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总人口数、非农就业人数、家庭非农收入占比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农户家庭资源禀赋方面，家庭承包土地面积、土地块数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居住地到县城的距离对其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外部环境特征方面，当地农户享受农业综合补贴力度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推进南疆四地州土地流转工作有序推进，应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加强农户非农就业培训，以农户就业促进土地流转；加强土地流转政策宣传，转变农户对土地的过分依赖意识；建立纠纷调解机制，保障农户利益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 ——以山西省永和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举措,搬迁后的脱贫人口能否获得稳定的生计适应,对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山西省永和县2014—2019年1149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追踪调查问卷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易地搬迁前后农户的收入存在显著差异,且搬迁后明显高于搬迁前.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安置区域[县城或乡(镇)]对搬迁户的收入也有显著的影响.通过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分析易地扶贫搬迁户收入结构中不同收入类型的重要性,发现2014—2019年财产性收入呈上升趋势,工资性收入不稳定,经营性收入呈下降趋势,转移性收入变化不大.同时就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生计适应而言,乡(镇)安置优于县城安置.     

生计资本对农户分工模式的影响:来自广东的调查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中生计资本概念,构建生计资本与农户分工模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广东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分工模式的影响,探讨推进农户分工的可行途径。结果表明,对于转型为兼业偏农型农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的变量为非农业就业培训、劳动力人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的为农业技能培训;对于转型为兼业偏非农型农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变量为非农业就业培训、劳动力人数、村干部、人均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的为农业技能培训、平均年龄,劳均土地面积、是否贷款;对于转型为纯非农型农户,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的变量为受教育年限、非农业就业培训、人均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的为农业技能培训、平均年龄、三代人是否生活于本村与拥有的农机数量。据此计量结果,提出了促进兼业型农户向纯农型农户或纯非农型农户转换,引导农户合理分工演化的政策建议。     

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农业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部分。文章利用回归方法,分析调研数据,结果表明,生产要素持续投入和产业结构类型对经营性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科技培训流于形式,对经营性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区域位置和农户受教育程度对经营性收入无显著影响;新型产销衔接方式没有提高农户的议价能力,未表现出应有的增收效应。建议从加快土地流转、落实结构调整政策、加强科技创新与推广、创新产销衔接方式等方面,促进农户规模化经营水平,提高农业经营性收入。     

种植业家庭农场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评价———以上海市松江区为例

以全国家庭农场迅猛发展为背景,基于匹配倍差模型分析了种植业家庭农场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人口越多,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户越倾向于选择经营家庭农场.农户经营家庭农场以后,人均工资性收入和人均出租土地收入将会受到负向影响,人均种植业纯收入以及人均转移性收入则会受到正向影响,而人均纯收入则会极显著性的提高.从政策层面上看,应在条件成熟的地区适度普及、推广家庭农场,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     

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天津市5个郊区的调查

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农业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部分。文章利用天津市5个郊区的调研数据,采用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农户经营性收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生产要素持续投入和经营类型对经营性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科技培训流于形式,对经营性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区域位置和农户受教育程度对经营性收入无显著影响;新型产销衔接方式没有提高农户的议价能力,未表现出应有的增收效应。最后提出从加快土地流转、落实结构调整政策、加强科技创新与推广、创新产销衔接方式等方面,促进农户规模化经营水平,提高农业经营性收入。     

大城市郊区农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利用南京市郊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影响大城市郊区农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耕地流转所占比、务农人数所占比、家庭纯收入、农业收入所占比、是否了解永久基本农田与对目前的农业补贴看法等变量对农户保护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从业特征与是否在城镇购买住房等变量对农户保护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为提高农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意愿提出如下建议:加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宣传力度、给予不同分化程度农户针对性政策支持、逐步构建异质性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农户激励机制。     

基于山西6个贫困县调查的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会评价

为评价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果提供参考,采用社会评价方法,选取社会影响、社会互适性和社会风险3个维度构建搬迁项目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对山西6个贫困县搬迁农户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的收入、就业、物质资产和当地的产业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均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易地扶贫项目符合国家的政策方针和当地的发展程度,获得了公众和各级组织的支持与积极配合,但公众的参与度仍有限;搬迁后移民存在社会融入、生活负担和人力资本不足等社会风险。进一步促进搬迁群体社会融入,提高移民的人力资本和生计可持续性是易地扶贫搬迁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于山西6个贫困县调查的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会评价

为评价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果提供参考,采用社会评价方法,选取社会影响、社会互适性和社会风险三个维度构建搬迁项目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对山西6个贫困县搬迁农户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移民的收入、就业、物质资产和当地的产业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均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易地扶贫项目符合国家的政策方针和当地的发展程度获得了公众和各级组织的支持与积极配合,但公众的参与度仍有限;搬迁后移民存在社会融入、生活负担和人力资本不足等社会风险。提出如何进一步促进搬迁群体社会融入,提高移民的人力资本和生计可持续性是易地扶贫搬迁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生计资本对江汉平原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影响研究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法探究生计资本对江汉平原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影响的机理和程度,以期为提升江汉平原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政策制定提供政策参考依据。结果表明,生计资本与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存在较强关联,其中人力资本(文化程度)、自然资本(地形以及耕地面积)、物质资本(机械化)、金融资本(农业收入)、人力资本(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显著正向影响,自然资本(地形)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显著负向影响。由此得出结论：提升农户秸秆资源化认知水平、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大农机投入、增加农户农业收入、发挥村干部带头作用均有利于促进江汉平原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     

长江经济带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改进的TPB框架

基于改进的TPB框架,探究长江经济带农户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绿色生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激励农户绿色生产提供政策参考意见。利用问卷调查法,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研究表明,指令性规范、政策激励对农户产前建立田间技术档案管理具有正向影响,而示范性规范、网络、年龄、务农年限则具有负向影响;示范性规范、态度、网络、性别对农户产中采取措施防治病虫害具有正向影响,而指令性规范、农业收入则具有负向影响;行为能力、务农年限对农户产后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示范性规范、年龄则具有负向影响。主观规范、行为能力、政策激励、态度为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加强宣传引导、培养新型农民、改良农业技术、建立和完善法律和激励政策是促进农户进行绿色生产的重点。     

农村社会保障与土地流转意愿的关系——基于安徽省枞阳县调查数据

根据安徽省枞阳县农户的调查数据,结合Logistic模型,将农村社会保障分为新农合、新农保、社会救助进行分析,探讨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关系.结果表明：现阶段农户对土地的评价已由传统的就业和养老保障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过渡;农村社会保障对土地流转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主要来自经济、农业资源禀赋方面,其中租金对土地流转意愿有正向影响,家庭务农人数和农业收入比重对土地流转意愿有负向影响.     

农户兼业对其施用生物农药的影响——基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调节作用

基于湖北、江苏2省粮食主产区的603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检验了农户兼业对其施用生物农药行为的影响并着重探究农业社会化服务在二者间存在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农户兼业会显著降低其施用生物农药的可能性,且农户兼业的负向影响随着兼业程度的提高而增强;2)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不同兼业类型的农户及其施用生物农药行为间的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对于Ⅰ兼农户,农机雇佣服务在两者间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然而金融贷款服务则发挥了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对于Ⅱ兼农户,由于农业保险服务在两者间的正向调节作用,农户兼业对其施用生物农药的消极影响有所减弱。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借助农技人员推广生物农药、提升农户的生态认知水平;加大对生物农药的政策扶持、提高施用生物农药的直接补贴;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有针对性的选择服务对象和提供服务内容等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