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扶贫资金益贫效果分析

【目的】分析四川省扶贫资金使用过程中的显著影响因素,探究各因素的影响效果,并客观评价益贫成效。【方法】基于34个重点县扶贫资金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扶贫资金投入、扶贫资金来源、扶贫资金投向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和贫困发生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扶贫资金投入对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和降低贫困发生率具有明显正向效应,扶贫资金来源结构中,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在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减少贫困发生率上有显著作用,省级财政扶贫资金仅在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上作用显著;扶贫资金投向结构中,农业和技术培训在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减少贫困发生率上具有显著作用。【结论】四川应从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增加农业发展投资、提升工业产业发展质量、改善基础设施资金配套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做到精准使用扶贫资金,提高益贫效果。     

价格变化、收入分配与农村益贫式增长

基于3维Shapley贫困变动分解方法,分析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价格变化对于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将价格因素引入益贫增长指数,测度农村增长的益贫性;运用增长发生曲线,结合特定百分位消费价格指数,观测各百分位平均收入增长率的变动轨迹;在此基础上,采用减贫等值增长率综合评价1990—2009年中国农村增长的益贫性质。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增长弱绝对意义益贫、价格变化和收入分配影响减贫进程,通货膨胀的异质性是益贫式增长判断的重要影响因素。     

扶贫资金投入与减贫:来自新疆农村地区数据的分析

新疆的贫困问题不仅是一项经济社会课题,更是一项事关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的政治课题。该问题的有效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疆农村地区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基于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组数据,采用S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测算了1988-2012年新疆农村地区的FGT贫困指数,分析扶贫资金投入对新疆农村地区的减贫作用。结果表明,新疆农村地区贫困程度波动明显,2012年新疆农村贫困广度为13.9%、贫困深度为6.7%、贫困强度为7.4%;贫困人口"被脱贫"现象仍然存在,贫困标准有待进一步提高;新疆农村Gini系数已达0.49,收入分配状况不容乐观;扶贫资金的投入对降低新疆农村地区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作用较为明显,而对贫困强度的改善作用比较微弱。今后扶贫工作中,更加注重精准扶贫和最贫困人口状况是提高扶贫资金减贫效果的关键所在。     

多维贫困视角下甘肃省农村地区致贫因素分析

在多维贫困理论的基础上,根据2010—2018年甘肃省14个市州的面板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计量模型,分别从自然条件、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政策制度等视角分析了甘肃省农村地区的致贫因素。结果表明:人均耕地面积、非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正向影响程度最为显著,等级公路里程和互联网用户数较为显著,新农合人均受益次数影响程度次之;农村人口规模、受灾面积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程度较弱,且为负相关关系;就区域而言,兰州农村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受非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互联网用户数和等级公路里程等变量的影响程度较大,兰州以外省内农村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受人均耕地面积、受灾面积、互联网用户数和等级公路里程等变量的影响程度较大。     

甘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及区域分类分析

采用2014—2016年《甘肃发展年鉴》的数据,对甘肃2010—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构成变化、增长趋势和区域分布变化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十二五"期间,甘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构成主要是经营性净收入,其次是工资性收入,两者合计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2.8%。在经营性净收入中,来源于第一产业农业经营的净收入占82.0%。甘肃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加,经营性净收入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重要来源。甘肃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大,其中河西走廊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农业生态条件的限制,发展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推进土地流转和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农民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     

金融结构优化的区域减贫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探讨金融结构优化对区域贫困减缓效应及其互动关系,以促进金融结构优化与金融扶贫战略的实施。【方法】基于我国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差分GMM模型对金融结构对贫困减缓的直接与间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金融结构优化对贫困减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其减贫效应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具有双重门槛特征。由于中小企业是最优产业结构中的主体企业类型,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中小企业的角度研究金融结构对贫困减缓的间接作用,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优化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并对贫困减缓产生间接效应。【结论】适当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和贷款准入门槛,逐步提高中小银行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为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增强中小企业与中小银行的合作,实现发展共赢,助推区域减贫。     

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是减少贫困的重要工具,探讨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农村居民收入与贫困变化的内在逻辑,利用2010—2017年中国分省农村居民收入和贫困人口规模、贫困发生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动态计量分析方法,分析农村居民不同类型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时期内,农村贫困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全国层面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变化对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均有持续负向作用,是影响贫困的主要因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的影响较弱;转移净收入对贫困发生率变化的贡献度高于其对贫困人口规模变化的贡献,财产净收入对贫困人口规模变化的贡献高于其对贫困发生率变化的贡献。此外,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因此,今后扶贫工作应根据当地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情况,有针对性地增加贫困人口的不同类型收入,提升减贫精准程度。     

基于三大经济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供给消费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2000—2015年农村社会保障和消费等统计数据,以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农村社会保障消费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供给的消费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呈现较快的增长,地区差异明显,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挤入效应,且东部地区的挤入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储蓄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社会保障收入、上一年人均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产生了显著影响;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同,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不同。     

新疆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标准及规模初探

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已进入相对贫困阶段。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是治理相对贫困的前提。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收入消费支出、基本生活需求等为依据对新疆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标准和规模进行探讨,对新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7 000元、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比在1以下可作为新疆"十四五"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标准;农村低收入人口规模在517万人左右,占农村总人口的40%左右,其中应重点巩固的农村低收入人口规模在200万人左右,占农村总人口的15%左右。基于新疆农村低收入人口比重大的情况,必须加快健全新疆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监测机制,并持续加大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的精准扶持力度。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结构关系分析与展望

选取2001—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数据,运用Stata软件,对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生活用品及服务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应该成为新消费刺激的热点;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观念的改善和城镇居民消费示范效应的显现,农村的消费更加多元化,消费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未来建立农村居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对于刺激新消费热点,以及进一步优化农村消费结构意义重大。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分析——基于重庆涪陵的实践检验

【目的/意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基于对重庆涪陵的实践分析,探讨通过做好政策保障以提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方法/过程】以涪陵区2004-2018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相关数据为基础,通过运用多元回归法分析涪陵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结果/结论】结果显示: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农民减贫;提高人力资本密集度有利于增强农民的挣得能力。要提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这就要求: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提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效应;提高乡村自治与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减贫动力;完善社会扶贫协作联动机制,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制度保障。     

正规金融对西部民族地区脆弱性贫困的治理研究——以宁夏农村为证

【目的】研究正规金融对宁夏民族地区农村脆弱性贫困的治理情况,为正规金融更好地在西部民族地区发挥金融减贫作用提供对策建议。【方法】在对脆弱性贫困概念进行界定基础上,以宁夏农村357户农户2011年、2013年、2015年3年的农户收入、农户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样本数据作为分析变量,利用这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农户收入与正规金融、社会资本、财政扶贫资金等解释变量的相关关系。【结果】正规金融、财政扶贫资金对农户脆弱性贫困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而以礼金及亲友间借款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资本则对脆弱性贫困的治理有一定的缓解作用。正规金融与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对脆弱性农户收入增加的间接协同效应均大于直接协同效应,正规金融与教育人力资本对负向冲击的干预平滑作用较为明显,且对自然灾害等负向冲击的平滑作用力度由大到小可依次排序为: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与自然灾害。【结论】脆弱性贫困的金融治理思路应该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适时推进而予以调整与转变,一方面应将整合后的各类优质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到民族地区脆弱性贫困群体亟须的教育、健康、医疗、扶贫产业等项目中去,另一方面则应该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能,降低对"嵌入式"经济增长模式的依赖,加大对脆弱性贫困群体扶贫、扶智、扶志"三位一体"的人力资本培育金融扶持力度,助其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树立正确的脱贫信心。     

精神扶贫:减贫反贫的根本——基于成都市扶贫开发工作的调研思考

在对成都市扶贫开发现状进行调研的基础上,认为精神扶贫是减贫反贫的根本;加强精神扶贫是成都市巩固减贫反贫成果和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的需要;打赢扶贫攻坚战,必须要发挥好精神扶贫的作用。同时,就如何加强精神扶贫,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从扶"志""智""稚""职""质"等方面提出了思考和建议。     

农民合作社产业扶贫参与现状及对策研究

具有天然益贫性的农民合作社是发展现代农业有效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也是实现贫困户脱贫增收的重要路径。作为国家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江西罗霄山区,近年来,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优势培育特色农业产业,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支部领办+土地入股+培训"等产业扶贫模式,广泛带动贫困人口减贫增收,使得合作社自身的实力得到充实,延长了产业链,与贫困农户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利益联结机制,解决了"谁来扶"和"怎么扶"的难题,提高了国家财政扶贫资源与其他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了贫困农户的家庭生计,为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机会。     

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提升计划的建议

正2014年,我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63472元,折合10333美元,首次超过1万美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33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2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50元。但我省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局面仍未有根本改变,农村仍是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十三五"应着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实施"四大工程",进一步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加快推进农村小     

洮南市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

正年初以来,洮南市通过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强化措施保障,在极为不利的气候条件下,农民收入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前三季度,洮南市实现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3780元,同比增长1%,其中经营性收入2564元,占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8%;工资性收入461元,占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转移性收入639元,占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7%;财产性收入116元,占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     

广东农村贫困变动及分解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4年广东农村五等份居民收入分组数据,采用GQ模型和Beta模型拟合洛伦兹曲线,分别计算绝对贫困线下和相对贫困线下广东农村居民的贫困规模,进而采用三因素Shapley值分解方法实证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贫困线变动对贫困变动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以相对贫困线对广东农村贫困规模进行测度更为合理;经济增长在2000—2014年间对减贫一直起正向作用;收入分配在不同时期对贫困减少起不同作用,2000—2004年收入分配不利于贫困减少,2005—2014年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对减贫起着正向作用;贫困线变动则一直对减贫起负向作用,物价变动和生活成本的提高抵消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结构改善的大部分减贫成效,阻碍了广东农村减贫的进程。由此,要持续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维持广东经济的稳定增长,抑制通货膨胀,才有助于广东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减贫:南非农业的使命——来自中国的经验借鉴

农业部门经济增长具有最大的减贫效应。贫困是当前全球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通过农业部门经济增长实现了大规模减贫,成效显著。从中国实践中获取有益经验有利于推进全球,尤其是非洲的减贫事业。本文考察了南非贫困现状,对比了各阶段南非和中国的农业减贫主要做法,并对南非今后减贫事业提出了相关建议。研究发现,南非在减贫道路上面临着农业发展限制多、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家庭粮食不安全等挑战。南非减贫当务之急是促就业、提收入、缩差距,这与中国2001—2012年减贫阶段性任务有相似之处,但在减贫措施上截然不同。南非没有充分认识到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增长对减贫的重要性,而更多采用诸如社会保障等福利型扶贫措施。基于中国减贫经验,要使农业产业发挥可持续的减贫效果,南非首先应继续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将发展置于第一要务,加大公共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其次要把握好社会保障扶贫的度;第三要积极参与农业减贫实践的国际交流和合作。     

张掖市甘州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典型相关分析

利用典型相关分析,对1995—2018年张掖市甘州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业生产投入产出量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村用电量、人均粮食占有量、大牲畜存栏数及农业人口数等的投入量对该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最为重要.同时,根据Fisher最优分割法,将张掖市甘州区1995—2018年的农业生产发展分为3个阶段,分析了每个阶段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情况.     

乡村振兴背景下提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政策建议——基于多元线性回归实证分析

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民收入状况则成为检验乡村振兴实施的效果,通过对对可能影响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针对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因素提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高农林畜牧渔总产值;发展壮大农业产业;支持主要农作物生产机械化,大力提升农机装备水平;大力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等相关政策建议,帮助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