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无人机遥感影像监测土地整治项目道路沟渠利用情况

为客观监测和有效评价土地整治项目基础设施建后利用情况,初步探讨利用无人机航拍影像结合智能算法识别设施利用状态的可能性,该文选取典型项目,利用多旋翼无人机航拍获取高分辨率影像,提取田间道路和骨干沟渠影像网格切片,通过BoW模型构建典型地物样本特征库基于样本纹理特征进行分类,利用支持向量机模型对研究区骨干线状基础设施利用状况进行识别,并依据目视解译和实地勘察对识别结果进行了精度验证。结果显示无人机遥感方法可以初步识别研究区基础设施建后利用情况;研究区田间道路病害和骨干沟渠淤塞情况识别总体分类精度达到80%和70%;田间道路分类误差主要来自通行不畅与路面裂缝,骨干沟渠分类误差主要来自轻度淤塞;提高影像精度情况下,田间道路利用状况识别精度有所提升但不显著,骨干沟渠通畅状况识别精度无明显变化,模型对宽度2 m以下沟渠识别结果精度较差。研究表明,基于无人机遥感对土地整治项目基础设施利用情况进行自动分类识别具有可行性且效率较高,而监测精度有待于后期进一步提升。     

西南丘陵山区土地整理方案比选研究

新增耕地潜力是土地整理项目立项决策的重要依据，而新增耕地率是新增耕地潜力的反映，直接影响项目工程布局、投资预算以及效益问题。该文以重庆市忠县拔山土地整理项目为例，依据国土资源部不同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新增耕地的两种最低门槛值10%和3%，进行土地整理方案比选设计，计算得到两种土地整理方案的新增耕地率分别为10.3%和4.02%，并从经济、生态和社会3方面，分别采用动态投资评估法、可拓物元分析法、综合指数法对两方案进行比选分析。结果表明：旱地坡改梯工程布局是造成两种土地整理方案新增耕地面积差异的主要原因；农田水利、道路工程以及防护林工程布局差异不大，只存在布局力度上的差异；从方案的系统效益看，新增耕地率10.3%的方案无论是动态投资回收年、生态环境关联度、社会效益指数，还是系统效益指数均优于新增耕地率为4.02%的方案；通过典型田块采用加权算法计算净耕地系数，可以作为西南丘陵山区土地整理项目净耕地系数的计算方法，但该方法中修正系数确定需要经过实地勘测和类比，这样可避免典型田块选择的主观性。     

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

[目的]探索提高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效率、精度,降低评价成本的方法,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专项规划提供参考。[方法]以GIS全域空间分析方法为主的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即基于区域"二调"更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农用地整治经验等国土数据成果,在现阶段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技术思想及技术原则下,先确定待整治农用地规模,再测算新增耕地面积,最后计算新增耕地系数,进而进行新增耕地潜力类型区划分。[结果]温州市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测算结果合理,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结论]该技术方法体系实现了从基础图件数据输入整理、到潜力测算评价、再到成果图表输出的程序化操作,不仅有效提高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效率,降低评价成本,而且紧密衔接于当前土地管理工作实际,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时空变化及其分析

土地整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研究中国土地整治时空变化及未来发展方向,对发挥土地整治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国土地整理、开发、复垦新增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进行分析,表明,2001-2008年土地整理、开发、复垦新增耕地分别占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21.8%、63.2%和15.0%;土地整理新增耕地主要分布在东部区域,土地开发新增耕地以西部和东部地区为主,土地复垦新增耕地在区域与年际方面变异性较大,没有明显的规律性;2001-2011年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逐渐向中国西部移动,2010-2011年与2001-2006和2007-2009年相比,向西移动的距离为769.59和603.44 km;土地开发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在2001-2006年位于中国地理重心的北部和西部,且有从西部往北部移动的趋势,2007-2011年呈从东部往西部移动的趋势;土地复垦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移动的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基于以上分析,认为:在中国进行生态建设和耕地面积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应通过土地整治规划,减少土地开发项目,并在区域间合理布局土地开发项目,防止土地开发新增耕地面积加权重心向西部移动;土地整治应以土地整理提高耕地质量、建设优质农田为主;充分发挥土地复垦对局地的生态修复及建设作用。     

不同地貌类型下黄土高原典型县域新增耕地利用变化

土地整治是中国增加耕地数量、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中国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居民膳食结构改变的背景下,土地整治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其新增耕地利用方向该如何科学确定是亟需研究的问题。该研究以位于黄土高原的延川县为例,利用土地利用、耕地质量等数据,研究了新增耕地在黄土高原典型地貌塬（梁）、坡面、沟道的利用变化,并分析了不同变化类型新增耕地的质量在不同地貌类型的分布,结果表明,延川县新增耕地转变为非耕地的比例为20.69%,林地、草地是新增耕地转变的主要去向,果园种植收益远大于粮食作物种植收益,且果园种植为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活动,需要的劳动时间多,加之农户劳动力数量有限未有更多时间将新增耕地用于粮食生产,使得新增耕地撂荒并转变为了林地、草地。沟道是新增耕地转变为林地的主要分布区域,沟道和塬面（梁）是新增耕地转变为草地的主要分布区域,塬面（梁）是新增耕地转变为果园的主要分布区域,不同地貌类型的水分条件是新增耕地在不同地貌转变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时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也反映出,在果园种植收益高的条件下,即使位于沟道的水资源条件较好、质量较高的新增耕地,由于劳动力的限制,也不会被利用以进行粮食作物种植,而是被撂荒并转变为林地,相反塬面（梁）的新增耕地也会被利用为收益更高的果园。未来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应根据不同区域地形地貌、水资源等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确定利用方向。     

土地整治项目区耕地质量评价方法比较研究——以德惠市为例

土地整治是保护耕地资源的重要抓手,为更好的指导土地整治项目的开展与进行,拟探索土地整治项目区耕地质量评价的方法与思路。本文以德惠市土地整治项目区为例,分别运用农用地分等评价法、定级指标修正法、耕地质量调查监测评价法对项目区整治前后耕地质量进行评价,对比三种方法的等别提升效果与适用性,提出方法改进建议。结果显示:运用三种方法评价该项目区整治后耕地质量等别均有所提升,提等效果由大到小依次为定级指标修正法、耕地质量调查监测评价法、农用地分等评价法;定级指标修正法与农用地分等成果衔接性更强,但可能会放大对修正因素的影响,耕地质量调查监测评价法等别区分度较小。研究结果表明三种方法均可用于整治项目区耕地质量评价,另两种方法较农用地分等更易凸显土地整治工程的效果,针对各自方法不同的特点有不同的适用范围,研究可为土地整治项目区耕地质量评价方法提供借鉴。     

中国土地整治新增耕地面积的区域差异

科学评价中国土地整治的实施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对丰富土地整治的相关评价技术体系,提高土地整治的综合效益,促进土地整治科学决策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该文从土地整治对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重要性的研究视角出发,将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率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对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区)不同尺度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面积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土地整治在国家层面上以土地整理项目为主,而省级以下层面则以土地开发项目为主;中国土地开发新增耕地率在全国范围均呈现较高水平,且开发补充耕地数量在国家、省、市不同尺度差异不大;中国土地整理、土地复垦新增耕地率在国家、省、市不同尺度上体现出较大差异,市域尺度更能体现土地整理与复垦新增耕地面积的区域差异。该研究可为不同尺度土地整治实施效果评价标准序列建立及宏观政策决策制定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湖北县域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加强对湖北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时空格局的认识,以2001-2010年批复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为基础,以县域为研究单元,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地理集中度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全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土地整治资金、技术的持续投入,2001-2010年湖北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总量呈显著增长趋势,地理分布上表现为高度集聚;2001-2010年县域新增耕地数量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其地理重心呈现了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偏移的运动轨迹;县域新增耕地来源结构以整理来源型、开发-整理来源型和综合来源型为主,区域差异特征明显,鄂西南山地区、鄂中平原区和鄂东丘陵区的新增耕地主要为整理来源型,鄂北岗地区主要为开发-整理来源型,鄂西北山地区以及黄石、随州、孝感等地多为综合来源型;2010年县域新增耕地数量空间格局的主要影响因子及其影响力为耕地面积(24.26%)、地貌类型(23.65%)、项目投资(19.94%)、建设规模(18.16%)和人均GDP(11.05%),自然条件和土地整治政策为主要影响要素,社会经济要素对2010年新增耕地数量空间分异的影响偏小。该研究为湖北省土地整治战略制定和重大工程布局安排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遥感的现代与传统农业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差异分析

该文以黑龙江省富锦市为研究区,以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库成果为数据源,基于GIS平台和景观指数法分析国营农场辖区即现代农业区和地方政府辖区即传统农业区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差异,旨在为土地整治项目布局提供依据。结果表明:研究区内林带、道路、渠沟构成了区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框架,直接影响着各种地类的规模和形状。国营农场辖区即现代农业区内林带、道路、渠沟等农业基础设施纵横交错、体系健全、井然有序,林网密度为传统业农区的1.72倍,路网密度为传统农业区的1/2,渠网密度为传统农业区2.3倍。园地、林地、牧草地、其他土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散布于研究区内。耕地作为区域景观的基质,遍布整个研究区,但现代农业区与传统农业区内耕地类型存在明显差别,前者水田比例明显高于后者。土地经营管理制度不同,是导致国营农场辖区与地方政府辖区土地利用格局差异的重要原因。该项研究为科学安排土地整治项目提供参考。     

基于改进的AHP-Fuzzy土地整治实施效果评价

开展土地整治实施效果评价是国家的需要,也是土地整治自身发展的需要。为揭示土地整治实施效果好坏的原因,从土地整治单项工程出发,选取新增耕地率、土地平整率、田块规整度等15项因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改进的模糊层次评价模型(AHP-Fuzzy)对土地整治项目工程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和分析,并以贵州关岭土地整治项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1)该项目工程实施效果较好,评价结果为80.7分,项目整体达到了规划设计的预期效果。其中,土地平整工程和灌排水工程实施效果较好,道路工程和农田生态工程实施效果好。(2)基于改进的AHP-Fuzzy土地整治工程实施效果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准确,该评价方法是一种有效的、可操作性较高的工程效果评价方法。     

北京市平原区农田景观及其要素的质量评价研究

农田景观中的防护林、道路和沟渠是土地整治等农田工程项目的重要对象,对于这些要素的评价有利于提高对农田景观要素功能、质量及相互关系的理解。本研究以农田景观要素为评价对象,借鉴层次分析法建立了北京市平原区农田景观评价体系,通过半定量模糊评价法结合实地调研,以北京市平原区的通州、顺义、大兴3区作为案例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北京市平原区农业景观整体与各要素都处于一般、中等水平,3个调研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2)对4个农田景观要素的评价结果则存在显著差异,道路和沟渠的评分高于中等水平,而防护林和大田低于中等水平;3)4个要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分析显示,与沟渠相比,防护林和道路对大田整体质量的提升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实地调研显示由于在已有的土地整治工程建设中缺乏对景观生态功能的考虑,北京市平原区农田景观要素存在农田防护林和绿化植被多样性低、大田开阔性不高、道路硬化过度、沟渠污染严重的问题,需在今后的农田工程项目中予以更多重视。     

农用地整理对碳储量和粮食产能的影响

农用地整理对区域生态系统的空间格局和功能产生的影响需要持续不断的予以关注和调节。该文以福建省建溪流域为例,采用碳储量多源模型和耕地生产潜力模型估算了建溪流域的碳储量和粮食产能,分析了区域尺度农用地整理对碳储量和粮食产能的影响。研究表明:与2010年相比,2016年碳存储总量降低了38.28×10~6 t,为369.29×10~6 t;整理区以1.41%的土地贡献了整个建溪流域1.70%的碳储量减少量,农用地整理对建溪流域生态系统的固碳服务有负作用;2016年建溪流域的粮食产能提高了10.83×10~4t,为124.46×10~4t;农用地整理项目区占建溪流域耕地面积的14.61%,贡献了20.87%的粮食产能提高值,有效提高了建溪流域耕地的粮食产能。农用地整理所产生的碳效应不容忽视,在农用地整理中需要注重生态措施的运用。     

河北省邢台市工业用地整治潜力评价方法

科学合理地评价工业用地整治潜力,是工业用地规划编制和整治项目选择的重要依据,同时对于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减少对耕地的占用,推动工业用地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工业用地整治潜力是各种工业用地利用状态要素改善能力的集合。该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从提高工业用地的生产性、保证生产稳定性、保证经济可行性、提高资源环境保护性和保证社会可接受性5个方面建立了工业用地整治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在界定指标内涵的基础上进行了指标的量化,并构建了工业用地整治潜力的模糊评价模型。同时,根据统计资料与实地调查资料,运用GIS分析方法,对河北省邢台市工业用地整治潜力进行了评价,将潜力分为3个级别,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城市工业用地不同地块整治潜力之间的差异。     

中国土地整治战略重塑与创新

中国土地整治自1997年发展至今,内容不断丰富、功能不断拓展,对于实行中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该文回顾了近20 a来土地整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认为中国土地整治经过3个阶段的发展,正在经历1次新的调整,迈向以生态理念为导向的第4阶段。当前,中国土地整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土综合整治实践程度较低,资源环境压力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建设用地整治的实施效果区域差别大,土地生态整治实践水平不高,土地整治资金稳定性不足。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一要创新理念,引导土地整治向绿色化为主导特征的方向转变;二要顺应发展要求,重构土地整治新战略,稳定布局、消除障碍、阻止退化、修复污染,分类型、分区域、分程度规划组织土地整治工程项目;三要重点建设生态良田,使中国高标准生态良田达到6.67×107 hm~2以上;四要依托土地整治工程实施全面节地战略;五要推进土地综合整治,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六要加强示范建设、完善政策机制。     

Effects of land consolidation in plains and hills on plots use

土地整治中各类工程措施的实施,会对土地整治区域中田块的利用产生影响,量化评估土地整治对田块利用产生的影响,不仅可以完善土地整治的理论,而且能为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优化提供依据。该文将土地整治对田块利用的影响归纳为对田块规模、田块形状、田块空间特征和田块耕作效率影响4个方面,选择湖北省监利县毛市镇联盟土地整治项目与湖北省老河口市洪山咀办事处兰家岗村低丘岗地土地整治项目作为平原区项目和丘陵区项目的典型代表,量化评估了2个项目区土地整治对田块利用产生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平原区项目和丘陵区项目中,土地整治对田块利用的影响表现出极强的相似性,综合表现为：1）田块的规模被扩大,小规模的田块并合并,田块的规模变得相对均匀;2）田块的外形被分割的更加规整,田块几何形状的相似性增强,人类对土地的干扰程度增加;3）整治区域中的田块由整治前的许多离散小田块的组合方式转变成整治后由少数大田块高度连接的组合方式,田块在分布上趋于集中;4）田块耕作的效率提高,二者平均耕作时间分别由整治前的57、62 min/hm2减少到整治后的45和48 min/hm2。同时,在平原区项目和丘陵区项目中,土地整治对田块规模、田块外形、田块空间分布特征和田块耕作效率影响的幅度上存差异,丘陵区项目在田块规模、田块破碎度、田块密度以及耕作时间的变化幅度上要大于平原区项目,这主要是由于地貌类型和区域本底条件的不同引起的。     

耕地整治质量潜力测算方法

现有耕地整治质量潜力测算大都直接利用农用地分等成果进行,忽略了耕地整治工程措施可改造的耕地质量限制因素与农用地分等因素的非衔接关系,掩盖了土地整治对耕地限制因素可改造程度差异。该文基于耕地整治可改造因素修正,以沈阳市为例,建立了服务于土地整治的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质量潜力计算模型（修正法）。结果表明：该方法评价整治前沈阳市耕地质量利用等为5.6等,整治后耕地质量可提高1.2个利用等;得到的耕地利用等指数与基准作物实际产量相关系数R2为0.8517,精度高于农用地分等结果。修正法测算的耕地整治质量潜力增强了耕地整治工程措施与耕地质量限制因素的结合程度,避免了某些限制因子难以改造或难以达到最优值而导致的整治潜力结果偏差,提高了潜力测算结果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可为市级土地整治规划提供方法参考。     

农用地分等及土地开发整理成果在耕地占补平衡中的应用

解决耕地占补平衡中补充耕地数量和质量不到位等问题,对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借助GIS的空间分析功能,以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盂县段)项目为基础,进行微观案例分析,探索农用地分等及土地开发整理成果在耕地占补平衡中的具体应用。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可以准确定位被占耕地的数量及空间布局,经过计算和分析,确定被占耕地等级。2)基于农用地分等和土地开发整理成果,可以确定补充为耕地的土地利用等别、数量及空间布局,补划为基本农田的一般农田的等别、数量及空间布局;可以保证补充耕地的等级和数量不低于被占耕地的等级和数量;补划为基本农田的等级和数量不低于被占基本农田的等级和数量;补充的耕地与其他耕地集中连片。3)耕地异地占补平衡当中,交易机制不健全,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价格区域间差异甚大,在解决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问题的基础上,将补充耕地及基本农田补划的方法推广到耕地异地占补平衡中,为耕地占补平衡提供更科学的方法。     

农地重划区生态保育工法之初步探讨

农地重划乃以土地重划的方式,将农地重新规划整理,建立标准丘块,并配置完善的农水路,透过土地交换分合,集中农户土地,便于田间农事管理。台湾地区迄今已办理的农地重划面积达38.3万多hm²,约占台湾耕地面积44%,对农场结构改善、加速农业现代化及增加农民所得,成效良好。以往政府仅着重在农路、灌溉、排水等系统,即以农业机械化耕作,增加农作物产量为主,因此农水路之设计施工,多以输水效益、结构体之安定性为考量,即以混凝土渠道取代传统上利于生态发展的土渠与干砌石水路,造成水路生态空间的逐渐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