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整治项目提升耕地质量可实现潜力测算

耕地质量潜力测算是土地整治项目设计的基础工作,其测算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该文依据农用地分等方法和数据,利用自然等指数、利用等指数,构建可实现潜力测算模型,测算出经土地整治后自然等、利用等别提升的可实现潜力。以中江县土地整治项目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利用预评价法对项目区分等因素可改变和消除的幅度进行了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测算了项目区耕地质量可实现潜力。结果表明,整治后项目区自然及利用等指数均可有所提升,分等单元的省自然等、利用等指数提升区间为171.24～605.34、89.30～232.96,国家自然等、利用等指数提升区间为161.10～471.67、62.26～162.09。按照划分等别区间分值转换后,省自然等、省利用等、国家自然等、国家利用等分别平均提升0.66等、0.63等、0.84等、0.62等。该研究方法符合当地土地整治实际情况,提高了耕地质量潜力测算的应用性,可为土地整治项目设计编制和耕地质量建设提供参考。     

基于耕地系数和预评价法的耕地整治潜力测算方法

为科学合理测算耕地整治潜力,提高潜力测算结果的应用性,该文结合二调数据及农用地分等数据,进行了耕地整治数量潜力和质量潜力的测算研究,耕地整治数量潜力测算采用耕地系数法(CLC,cultivated land coefficient),耕地整治质量潜力测算采用农用地分等因子提高后的预评价法。研究表明:五华县耕地整治潜力较大,数量总潜力为841.69 hm2,各行政村数量潜力分布情况为南高北低;质量潜力方面,经过整治,耕地自然等别可平均提高1.28等,利用等别可平均提高0.71等,生产能力可提高57 862.99×104kg。该研究方法符合当地土地整治实际情况,研究结果可为制定县域土地整治规划、划定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及确定耕地整治建设重点项目区提供参考。     

中国耕地整治生态潜力测算方法

为合理测算耕地整治生态潜力,指导区域土地整治生态建设,该研究在耕地整治数量、质量潜力测算的基础上,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值表征耕地整治生态潜力,提出了全国耕地生态潜力的测算方法,并以县为单位,对全国的耕地整治生态潜力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的耕地整治生态潜力巨大,生态服务价值总量达到6.14×1011元;潜力较高的县集中分布在黑龙江省、吉林省,其次是东部地区的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大部分县的生态潜力也较高;潜力较低的县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闽粤琼地区和青藏区。该研究探索了耕地整治生态潜力的新思路和方法,研究结果对掌握全国耕地整治潜力分布特点、指导区域土地整治生态建设、确定全国的土地整治与生态保护重点区等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基于限制因子改良与耕地质量潜力耦合的耕地整治分区

科学划定耕地整治重点区对于实现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内蒙古河套-土默川平原为研究区,从农用地可改良限制因子角度出发,采取自然等提升潜力指数模型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划分耕地质量提升潜力区,在耦合限制因子改良程度分级的基础上,确定耕地整治分区。研究结果：1）研究区耕地质量提升主要受限于土壤有机质含量和盐渍化程度,耕地整治难度整体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的趋势。2）研究区自然等提升潜力指数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趋势,且耕地质量提升潜力空间差异明显,潜力提升呈现\     

基于可改良限制因子的耕地质量等别提升潜力研究

分析不同尺度耕地质量等别提升理论潜力和实际潜力空间分布特征,为加强耕地保护和提升耕地质量提供依据。该文以辽宁省大石桥市为研究区,基于大石桥市农用地分等结果,筛选土地整治工程可改良限制因子,构建指数提升潜力模型测算研究区耕地质量自然等、利用等和经济等指数的理论潜力与实际潜力。运用面积加权法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法,揭示研究区乡镇、村级和地块不同尺度的耕地质量等别提升潜力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各乡镇耕地质量等别提升潜力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东高西低,依次递减;2)各行政村耕地质量等别提升潜力东部属于正相关类型(高-高型)且集中连片,中部正相关类型(低-低型)面积较小且零星分布,西部为随机分布;3)东中部地块耕地质量等别提升潜力较大,东部坡耕地宜实施土地平整工程,中部耕地宜实施灌溉与排水工程。研究结果可为区域规划土地整治重点工程和划定耕地保护分区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     

基于农用地分等修正的土地整治项目耕地质量评价

提高耕地质量是土地整治的核心任务之一。在现有国土资源调查评价成果的基础上,快速有效地在项目尺度上对整治后的耕地质量进行评价,是当前土地整治研究与实践的迫切要求。该文从分析土地整治项目对耕地质量的影响入手,甄别敏感因素及稳定因素,在农用地分等基础上,补充自然质量和生产条件修正因素,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并以海南省陵水县典型土地整治项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修正后的项目区综合自然等别由4.7提升至4.2,综合利用等别由4-3提升至3.2,修正后利用等指数与基准作物实际产量的相关系数为O.86,高于修正前的O.82,说明所构建的评价体系能有效反映土地整治项目对耕地质量的影响,分析结果满足实践中耕地质量的变化评价的需要。该研究可为项目尺度土地整治耕地质量评价提供参考和借鉴。     

基于产能的耕地整理数量质量潜力测算方法研究——以河北省卢龙县为例

土地整理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当前,我国的土地整理已从单目标的增加耕地面积向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城乡发展的多目标方向发展。因此,科学合理测算土地整理潜力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耕地整理数量潜力基础上,结合农用地产能核算成果,对耕地整理质量潜力的确定进行了探讨,并以卢龙县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耕地整理数量和质量潜力的综合分区,计算得出耕地整理近期可实现利用潜力1.36万t,远期理论利用潜力4.55万t,并划分出卢龙县近期耕地整理重点区域和远期耕地整理重点区域。     

基于产能与健康综合评价的北京大兴区耕地整治分区

耕地整治是增加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的重要措施,是国家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重要途径。目前,耕地整治主要关注耕地质量与耕地产能提升,而对耕地健康关注不足。该文利用逐级修正法对耕地产能进行评价,用K-means聚类方法将影响大兴区耕地产能的限制因素进行聚类;利用最小限制因子法进行耕地健康诊断;将限制因素与健康诊断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划分耕地整治类型区。结果表明:大兴区耕地产能提升的影响因素类型组合共有15种;大兴区轻度亚健康、中度亚健康和重度亚健康的耕地面积分别为17 924.31、6 629.28和16 260.97 hm~2。从整治类型区划分看,产能提升型重点整治区耕地面积共13 582.40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3.28%;产能提升型一般整治区面积为10 971.20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26.88%;生态涵养型休耕整治区面积为16 260.98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9.84%;根据不同的整治类型,提出了差异化的耕地整治策略。基于限制因素和健康诊断的耕地整治分区研究,为当前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和耕地资源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提供科学借鉴。     

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

[目的]探索提高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效率、精度,降低评价成本的方法,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专项规划提供参考。[方法]以GIS全域空间分析方法为主的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即基于区域"二调"更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农用地整治经验等国土数据成果,在现阶段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技术思想及技术原则下,先确定待整治农用地规模,再测算新增耕地面积,最后计算新增耕地系数,进而进行新增耕地潜力类型区划分。[结果]温州市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测算结果合理,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结论]该技术方法体系实现了从基础图件数据输入整理、到潜力测算评价、再到成果图表输出的程序化操作,不仅有效提高县/市尺度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评价效率,降低评价成本,而且紧密衔接于当前土地管理工作实际,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集成"质量-格局-功能"的中国耕地整治潜力综合分区

面向新时期耕地资源多功能综合保护的新要求,科学评价耕地整治潜力,合理确定整治分区是聚焦"新三农"、服务国土综合整治的有力抓手。该研究围绕耕地自然资源禀赋、空间格局、要素功能等3方面,构建了集成"质量-格局-功能"的耕地整治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在对全国耕地进行整治潜力综合评价的基础上,采用k-means聚类方法划定耕地整治潜力综合分区,得到以下主要研究结果:1)通过构建集成"质量-格局-功能"的耕地整治潜力评价框架,采用"一级区-二级区-三级区"3个层级的潜力分区体系,并结合"聚类区域+农业格局+整治类型"的分区方法开展耕地整治潜力综合分区,对因地制宜布局农业生产格局、差别化开展新时期国土综合整治具有积极作用;2)中国耕地资源整治潜力在质量、格局及功能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质量改善潜力区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海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等地区;格局优化潜力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东南诸河流域、内陆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功能提升潜力区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内陆河流域等地区;3)采用k-means空间聚类分析方法,从整治潜力视角将中国耕地资源划分为7个一级分区、38个二级分区和409个三级类型区。研究结果有利于因地制宜推进以全要素整合为核心的耕地综合整治,提高耕地资源供给服务能力及区域农业资源配置效率。     

河南嵩县土地整理的数量质量潜力

该文在综合分析前人土地整理潜力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农用地分等成果,在原有耕地整理数量潜力基础上,引入了耕地整理质量潜力,并系统制定了耕地整理数量潜力和质量潜力评价理论及方法;同时,也进行了耕地整理质量潜力测算方法的探讨和实证研究,计算出嵩县耕地整理质量提高潜力,分别计算了耕地整理的自然质量提高潜力和耕地整理的利用提高潜力,划分了不同的质最提高潜力区,通过计算,全县可以新增粮食总产量为7.15万t,平均每公顷提高潜力为1561.8kg.最终把耕地整理数量潜力成果与质量潜力成果相结合,划分出县域耕地整理的综合潜力级别区域.     

基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模式的农用地整治潜力分析

该文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型农用地整治模式为切入点,将土地整治潜力评价与特定的整治模式相结合,构建一套适合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整治模式下的农用地整治潜力评价体系和方法。基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需求和农户意愿调查的主客观分析,确定研究区农用地整治潜力分析应采用基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特征的评价模式。论文采用差异性调查分区法、置信区间计算法、潜力等级水平选择法、耕地生产能力计算法和耕地质量综合指数计算等方法分别确定了A类型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和B类型区（非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的农用地整治的数量潜力、质量潜力,并对潜力结果进行了分级。结果表明：A类型区数量潜力551.78 hm2、质量潜力2 218.57 t,B类型区数量潜力1 531.32 hm2、质量潜力3 883.77 t,适宜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域主要集中在二、三级潜力区,研究认为A类型区整治潜力挖掘应以质量为主、数量为辅。该研究为区县级土地整治规划编制潜力分析和土地整治实践提供方法借鉴和参考。     

汶川地震受损农用地整理技术

该文以汶川为例探寻地震受损农用地整理的思路和方法。通过文献分析法、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法,得到如下研究成果：给出了地震受损农用地的定义,依据地震受损农地现场调查资料,分析汶川地震农用地受损特点、农用地受损原因,提出了适合于汶川地震灾区农用地的整理方案,并对地震受损农用地整理方案中遇到的一些关键性技术问题进行了阐述。     

利用网格法确定县域农田整治优先度

为了科学测算农田整治难度系数,合理确定不同评价单元整治的优先次序,该文根据研究区域农田整治特点,以江苏省宝应县为例,以规则网格为评价单元,从土地利用结构、农田空间格局、可提高生产能力、土壤环境质量、人口社会因素等5个影响因素,构建农田整治优先度评价指标体系。对研究区按1′×1′的经纬度网格划分的532个网格评价单元进行农田整治优先度测算,并根据计算结果,按整治优先顺序将整个研究区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网格单元,分别占42%、31%和27%。远期网格单元分布在宝应县中部和南部的平原区,该区域农田的连片性、细碎度和质量等别等优于其他区域。研究结果表明,该文提出的区域农田整治优先度评价方法,有助于确定农田整治先后顺序,明确优先开展整治区域和方向。该方法为区域土地整治规划提供支撑,也为中国各县市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分等因素组合的农用地整理类型分区

为细化农用地整理分区,使分区结果在地块尺度上具有适用性,从而提高农用地整理工程效率和精度,该文选择利用农用地分等中间成果,以分等单元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分析单元分等因素组合类型,以及不同组合类型对农用地质量的限制强度,利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采用综合分区思想对天津市农用地进行整理类型分区研究,并将天津市农用地划分为3个整理类型区。研究发现,天津市农用地自然质量分,即CL组合类型有730种,限制因素组合类型42种,其中灌溉、有机质和盐渍化对农用地的限制相对普遍,这三个因素是农用地整理需要重点考虑的限制因素。研究认为,天津市近期农用地整理重点应安排在限制因素少、整理难度小的类型区三,以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典型盐渍化治理为主要方向;远期整理重点可考虑改造难度较大的类型区二,以土壤综合整治为主要目标;类型区一以坡度限制为主,整理改造难度最大,但需要做好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该研究对于深化农用地分等成果应用具有重要作用,以期对农用地整理类型分区理论和方法提供一定借鉴。     

基于景观格局原理的土地规模化整理潜力评价方法

土地整理目的主要包括增加土地数量、提高土地质量和生产效率等,土地规模经营是提高土地生产效率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现代规模农业发展的要求。该文探讨利用地形指标,景观丰度指数、斑块方度指数、景观集中度指数等景观格局指标定量评价土地规模化整理潜力的方法,为区域土地整理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并以喀斯特山区耕地整理为例,应用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技术定量分析了广西喀斯特山区耕地规模化整理潜力的差异。结果表明,广西都安县大部分位于石山区乡镇的耕地规模化整理潜力指数均很低,而南部河谷区乡镇的耕地规模化整理潜力指数较高,河谷平坦区的耕地规模化整理潜力指数为0.85,喀斯特峰丛峰林山区为0.17,前者为后者的5倍。表明土地规模化整理潜力受到土地资源空间格局和地形格局的共同制约,不同地形和土地资源格局条件下,区域土地规模化整理潜力之间差异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