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景观特征识别和评价的乡村景观营造模式

  目的  探索符合乡村个性特征的景观营造模式,提出优化乡村景观风貌的规划方法。  方法  以杭州市瓶窑镇为例,从乡村景观特征识别和景观综合评价的角度出发,基于瓶窑镇的空间数据和调研信息,通过ArcGIS对景观特征要素进行空间图示表达,划分景观特征区域,并构建与景观特征相联系的景观功能评价模型,对乡村景观特征区域进行评价。  结果  ①瓶窑镇形成北部山体林地生态文化区、中部平原农业文化区、东部平原遗址文化区、南部平原湿地生态文化区4个乡村景观特征区域;②4个乡村景观特征区的项目层指标得分从高到底排序分别是:北部山体林地生态文化区(生态性景观＞生活性景观＞生产性景观)、中部平原农业文化区(生产性景观＞生活性景观＞生态性景观)、东部平原遗址文化区(生活性景观＞生产性景观＞生态性景观)、南部平原湿地生态文化区(生态性景观＞生产性景观＞生活性景观)。  结论  景观特征识别能为乡村景观规划提供准确信息,鉴于此,本研究为杭州市瓶窑镇提出了4种兼顾景观特征和景观价值的典型乡村景观营造模型:瓶窑镇山地聚落景观营造模式、平原农业景观营造模式、历史遗址景观营造模式和平原湿地景观营造模式,可为乡村景观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图4表3参25     

基于产业发展导向的美丽乡村景观规划实践探析——以惠州市大良村为例

探究乡土产业结构优化与乡村景观品质提升有机融合的美丽乡村发展路径,对美丽乡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景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乡村问题的根源是乡村复合生态系统的失衡。本文以惠州市大良村为例,针对美丽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以产业发展为导向,从景观规划设计视角提出了乡村景观规划建设策略,以期为化解乡村生态保护和开发建设之间的矛盾提供新的规划建设思路。     

大城市近郊田园综合体使用后评价

  目的  探索田园综合体规划设计中使用者的综合要求。  方法  以杭州市西湖区绕城村田园综合体为例，以大城市近郊乡村风光和乡村生活感知营造为出发点，利用使用后评价(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POE)方法进行调研和信息反馈，对POE结论、各景观节点使用者的空间参与度和景观偏爱度等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①使用者主要来自绕城村周边和杭州市区；②绕城村田园综合体主要用于日常休憩，短期或长期度假的仅占9.26%；③影响使用者对田园综合体满意度水平的主要因子为田园体验、景观风貌、人文风貌和配套服务设施，对满意度影响较大的是田园体验和景观风貌；④景观节点的乡村感知度与使用者偏爱度、使用者密度均呈正相关关系。  结论  景观规划设计不仅要保留和转译乡土元素，还需考虑使用者的来源和行为模式需求。图2表4参14     

神农架林区景观格局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力分析

  目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神农架林区森林保护工程陆续实施,使得神农架林区景观格局发生显著变化。需要分析这些变化及其驱动机制,以探究保护工作成效,同时为林区未来生态环境保护与土地合理利用对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方法  在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支持下,以神农架林区为研究对象,选取1996、2007、2018年共3个不同时期的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利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景观格局分布重心模型与景观格局指数,定量分析了神农架林区1996?2018年景观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力。  结果  1996?2018年,林地与水域景观处于稳定向好状态,林地是研究区最主要的用地类型,占林区总面积的90%以上;草地与耕地面积总体呈减少趋势,其他土地用地类型向建设用地转化的趋势较明显。神农架林区总体上景观破碎度有所降低,而东北部区域与中南部区域的破碎化程度加剧,景观多样性也随之呈现扩散趋势。经济、人口、政治等是引起景观格局变化的主导因素。  结论  神农架林区退耕还林等生态保护与恢复工程初见成效,景观格局总体趋于整合,局部破碎化加重而景观多样性有所增加,社会经济空间与生态空间相互融合;近年来神农架大力开发的旅游产业造成了人工斑块对自然景观的侵占,对林区生态安全产生威胁。图4表5参32     

京津冀地区生态基础设施?生境质量?产业发展耦合协调性分析与预测

  目的  对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规划者从生态学角度宏观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趋势,为规划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该研究基于MSPA和InVEST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地区2000—2017年生态基础设施、生境质量和产业发展变化特征,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该地区三者的耦合协调性进行综合分析,最后利用灰色预测模型预测京津冀不同区域未来五年耦合协调度。  结果  （1）京津冀地区生态基础设施水平整体偏低,连通性较差;生境质量空间差异显著,整体生境质量0.450,水平不高;（2）西北部生态涵养区的农林牧渔业发展稳定,津冀工业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东部滨海发展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京津金融业发展实力较强;（3）京津冀地区耦合协调度主要处于轻度失调到初级协调状态之间,空间差异明显。其中,南部功能拓展区耦合协调度最高,而西北部生态涵养区耦合协调度最低。（4）未来5年京津冀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将有所提升,但中部核心功能区仍将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北京和东部滨海发展区仍将处于勉强协调状态,是未来需要优化的重点区域;天津耦合协调度将由勉强协调转变为初级协调,西北部生态涵养区耦合协调度将由濒临失调转变为初级协调,是具有协调发展潜力的区域;南部功能拓展区耦合协调类型将转变为中级协调,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  结论  该研究通过评估京津冀区域生态基础设施?生境质量?产业发展的耦合协调性,并分析预测具有协同发展潜力的重点区域,为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依据,并为其他城市群范围内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评估提供重要参考。      

基于PLUS模型的山区城镇景观生态风险动态模拟

  目的  探究山地重点开发区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变特征,模拟预测景观生态风险变化趋势,为缓解中小城镇生态保护和建设开发矛盾、促进中小城镇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发挥中小城镇区域中枢功能、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  方法  以2000、2010、2020年土地覆被数据为基础,运用基于景观格局指数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揭示云南省安宁市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变特征,并采用在FLUS模型基础上改进的PLUS模型动态模拟预测安宁市2030年不同情境下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  结果  2000—2020年,研究区人造地表面积呈上升趋势,耕地、草地、灌木地、水域面积总体呈下降趋势,林地面积相对稳定;景观生态风险值空间集聚状态明显,但集聚程度呈下降趋势。景观生态风险等级整体以中等生态风险、较高生态风险为主,占总面积的59.76%~52.95%;2030年3种不同情景中生态保护情景下的高生态风险区面积最小,低生态风险区面积最大,恶化区最少。  结论  山区中小城镇生态风险管控和建设开发矛盾明显,生态风险时空分布特征与人类活动干预强度密切相关,高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于各街道城镇扩展的边缘地带,应重点关注城镇用地扩张所导致的景观类型结构及其生态风险的动态变化;基于生态保护情景的安宁市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更接近生态安全格局优化路径,更符合安宁市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图5表5参30     

面向多类型、多尺度协同传导的乡村景观特征识别与评价方法

  目的  提升乡村景观品质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形成良好居住环境的关键。面对新时代中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需求,乡村景观亟需通过规划设计来突出地域特征、展现地域风貌特色。本文探索了面向多尺度乡村空间的景观特征识别与评价方法,以期为营建地域化乡村景观提供新思路。  方法  文章探讨了景观特征评估工具在乡村景观风貌识别与营建中的实践应用。以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为例,首先,在传统LCA工具的基础上构建了多尺度乡村景观特征评价的工作框架;其次借助地理信息分析平台进行了国土—区域—场地多尺度视角下的乡村景观特征分类识别与描述;最后,构建了基于具体发展目标的景观决策评价体系,并提出相应的景观发展策略。  结果  通过分析获取了研究区域的景观特征分类图,并根据分类及决策评价结果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思路,完成了从国土空间到场地、从景观特征区到景观特征要素的多尺度、多层级乡村景观分类与决策协同的实践探索。  结论  相较于传统的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研究中的多类型、多尺度的景观特征评估强调了对乡村景观自身特性及多样性组合方式的关注,不仅能够更好地衔接国土空间一体化发展,更在进行地域化的乡村风貌特色识别与区分时具有明显优势,为乡村景观可持续发展建设提供了全新路径。      

基于MSPA模型的北京市延庆区城乡生态网络构建

  目的  随着北京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北京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城市生态安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生态网络的构建能够减缓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乡景观格局破碎化等危害，对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意义重大。  方法  本文选取北京市延庆区作为研究区，基于ArcGIS软件平台，对北京市延庆区遥感影像进行解译得到土地覆被类型，将土地覆被类型分为前景和背景，采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方法得到7类景观类型，将其中的核心区识别为重要生态源地，运用最小耗费距离模型和网络分析法得到最佳阈值下的生态网络，在此基础上提出延庆区的生态网络优化建议。  结果  （1）延庆区整体破碎度较低，不同类型间的物质和能量迁移比较通畅，整体景观多样性较高，但城市内生境斑块数目较少，廊道较为匮乏。（2）最适合延庆区生态网络现状结构的距离阈值为20 000 m，此时网络闭合度α为0.73。（3）林地、耕地是研究区域潜在生态廊道的重要构成景观类型，其中林地面积最大，为17 452.9 hm2，占廊道总面积的81.1%。  结论  MSPA方法具有评价几何连通性较准确细致、需要的数据量小、分析结果可视化等优点，而网络分析法可以对生态网络进行优化，因此基于MSPA方法和网络分析法对延庆区的生态网络构建精度更加细致准确，研究结果对延庆区的生态网络构建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指导作用和实践价值，同时能够为其他地区的生态网络构建提供参考。      

浙江省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便于优化森林乡村的空间布局。正确认识森林乡村的形成因素，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及乡村振兴。  方法  以浙江省447个森林乡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性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影响其空间分布的自然及人文因素。  结果  ① 从整体空间上看，浙江省森林乡村呈现集聚型的分布状态，具有“小范围聚集，大范围分散”的多中心组团分布特点。②从区域空间上看，在五大分区及市域层面上分布不均衡，整体呈现“西多东少”的分布格局。③从整体空间密度上看，形成了双核心集聚区和双核心连绵区。④从空间分布关联上看，呈现西南部热，东北部冷的空间关联特征，次冷点区域变化较小，热点区域呈现条带状分布向条状及零星分布状转变。⑤浙江省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受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河流水系、森林资源、文化资源、社会经济基础、交通通达性的综合影响。  结论  由于自然及人文的综合影响，浙江省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森林乡村的建设与发展中，地形、气候及河流孕育其生态环境，而交通、文化资源及社会经济基础关乎其发展的基础条件、资源优势及经济支撑。今后浙江省在森林乡村建设中，要基于资源优势、基础条件及本地发展政策，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协同布局等举措以实现全域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高质量的浙江样板。图4表2参32     

美丽乡村建设中公共景观设施的设计创新——以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陇东村为例

乡村公共景观设施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元素。本文以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壶镇镇陇东村的乡村文化特色为切入点,研究乡村公共景观设施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陇东村既注重保护历史特色、生态底色,又兼顾现代化的人性设计和村庄发展的融合,通过乡村公共景观设施同乡村自然与周边环境的融合,改善乡村的空间环境与生态质量,充分体现了乡村的自然和谐之美,成功打造了生态环保、生活和谐、精神文化充实的“魅力陇东”,从而探索出一条乡村公共景观设施“美丽”的传承与嬗变的具体路径,是类似山区乡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良好范本。     

基于AHP-FCE模型评价的历史村落景观保护与建设研究

乡村景观评价体系的构建是乡村景观保护和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为明晰泥河沟村景观优劣,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对泥河沟村实地调研获悉资料及实际发展需求,运用德尔菲法结合专家意见构建历史遗产保护与建设背景下的泥河沟乡村景观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因子权重,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FCE）对泥河沟乡村景观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泥河沟乡村景观评价体系包含5项准则层（B₁-B₅）、12项因素层（C₁-C₁₂）和25项指标因子（D₁-D₂₅）,综合评价总得分为3.773 1分,处于“较好”水平;2）5项准则层总评分按照由高到低的排序为:农业景观（4.008 7）、人文景观（3.900 6）、聚落景观（3.789 3）、自然景观（3.635 5）、附属景观（3.097 0）,说明泥河沟村拥有良好的农业景观和人文景观条件,但在聚落景观、自然景观和附属景观等方面有待提升;3）基于实地调研与评价结果,提出相应景观优化设计策略及设计侧重点。研究成果为后续历史村落景观保护发展和规划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景观的变迁与保护——以闽西古村落芷溪村为例

【目的/意义】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社会经济变化日新月异,传统乡村景观的变迁乃至衰退现象日趋严重,通过了解传统古村落乡村景观的变化与保护现状为乡村景观发展规划指明方向。【方法/过程】选择闽西山区的历史文化古村落芷溪村为研究对象,结合走访调查结果,探究乡村景观的变迁与保护,重点分析景观变迁的过程和特点,系统阐述该村现阶段的保护利用现状和衰退原因,提出发展建议。【结果/结论】芷溪村乡村景观变迁主要表现在:自然与生态遭受破坏;传统人文景观与意境正在散失;非物质文化景观与表现载体受到冲击。由城市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土地利用方式变化、乡村人口结构转变、生产方式转型、乡村发展自发性和人们观念变化等是乡村景观变迁的主要原因。当前乡村景观的保护与发展需着重保护自然生态景观;注重乡村人文景观的保留与重构;要提高公众参与和保护意识;发挥古村落景观优势,适度发展特色旅游产业。     

天目山林区景观格局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目的  研究南方集体林区的景观格局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可为森林可持续经营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景观类型面积转移矩阵和景观格局指数分析方法，对比研究了浙江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和周边社区集体林2000、2010和2017年的景观格局变化特征。  结果  生态林是保护区和社区的优势景观。保护区整体呈生态林面积增加，经济林面积减少趋势，而社区生态林面积逐年减少，经济林面积不断增加；保护区的竹林和山核桃Carya cathayensis林向生态林转化，社区呈现生态林向经济林、建筑、道路转化，经济林之间相互转化，经济林和耕地相互转化的特征。保护区的景观格局变化不大，社区景观的破碎度、异质性和均匀性逐年上升，生态林的优势地位逐年下降。政策因素、市场需求变化和道路是导致保护区和社区森林景观格局变化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  结论  社区景观格局的变化会影响森林的生态和文化功能，可以从政策、旅游业发展和道路建设等方面制定相关措施。图1表8参17     

南京市域绿地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市域绿地不仅是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郊游憩的重要承载空间和约束城市无限蔓延的结构性空间。南京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特大城市,南京市域绿地对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南京市域绿地动态景观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进一步实现南京绿地空间结构优化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  方法  选取2000、2005、2010、2015、2020年5个时间节点的南京市土地覆盖数据,运用动态度计算和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南京市域绿地格局时空演变规律,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程(PLSR)模型探究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对绿地格局演变的影响作用。  结果  2000—2020年,南京市域绿地面积整体上呈先减后增的状态。2000—2005年,南京市域绿地斑块趋于整体化,绿地景观破碎度有所缓和。2005年后市域绿地规模有所增加,但破碎化趋势明显,整体景观连接度也持续降低。回归模型显示:社会经济因素中产业结构比例以及建成区绿化面积和市域绿地格局变化有较大关联性,自然因素作用力大小存在差异。  结论  南京市域绿地规模总体有所增加,格局破碎化趋势明显。社会经济影响因子是市域绿地空间格局演变的直接影响力,自然因素多对绿地格局呈限制作用,亟需加强针对区域绿地的系统性规划。图5表6参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