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新品种保护中“农民特权”的发展动态及应用对策

文章指出农民特权是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比分析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公约1978年和1991年两个文本中关于农民特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发现,农民特权将按1991年文本所指方向发展。笔者对我国从制度上如何完善和应用农民特权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提出四点建议,即重视"农民特权",提高全民的品种权保护意识;强化"农民特权"的保护,将受保护的繁殖材料扩大到收获材料;保证"农民特权",将育种者的生产权扩大到非商业目的的生产;加强植物新品种的司法保护,合理规范"农民特权"。     

关于植物新品种维权的几点看法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以来，在保护育种者合法权益、规范种子经营、维护农民利益等方面彰显了巨大作用。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进一步搞活，侵权事件也呈多发态势，作为品种权人，如何利用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品种转让或者许可实施，从市场中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就成为当前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对育种科研的影响及对策

加强植物品种权保护是当前世界各国促进农产品贸易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需求。借鉴发达国家的植物品种保护权保护体系和以企业为核心的育种科研导向,分析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和育种科研成效。认为植物品种保护对我国育种科研有极为重要的激励导向,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但也存在制度缺陷、创新能力低等问题。建议从行政管理、制度选择、模式选择、资源保护、种业创新、体系完善等方面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政策支持,促进育种科研的创新发展。     

美国种子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优势分析及启迪

1概况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新品种的选育和保护,注重依法管理和先进技术的应用.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1995年的统计资料显示,1989～1993年间,在世界各国授于的植物育种者权益中,排行榜上美国为第一位.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有较长的历史和比较成熟的制度,1930年5月23日出台了<植物专利法>,将无性繁殖的植物品种(块茎植物除外)纳入了专利保护范畴,首创了植物新品种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实际保护.1970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并于1971年实施,于1983年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简称UPOV).1994年国会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修订案,并于1999年2月22日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美国颁布了专门的联邦法律,虽然不实行品种审定制度,但种子企业都有专门部门组织品种试种.品种保护分为育种家品种权保护和专利保护.育种家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是采用育种家品种权保护还是采用专利保护.美国的企业也很重视自己公司品种的保护、具有申请法律上的保护外还采用了一些技术手段保护自己的品种.美国种子与植物新品种保护措施及科研生产推广水平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基于UPOV1991年文本有关实质性派生品种权的探讨

文章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方式及UPOV公约的核心地位出发,重点回顾了UPOV1991年文本有关实质性派生品种权修订的内容,从三个方面对实质性派生品种权的修订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得出UPOV91文本对派生品种体系的保护给原始品种产权人以积极的、激励的结论,但对后品种权人的权利保护显得不足,容易造成后品种权人积极性下降。在此基础上,以进一步保障后品种权人收益,刺激其育种活动,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收益为出发点,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从“双季米槐案”谈植物品种先用权

文章剖析了"双季米槐案",指出了增设植物品种先用权制度是规制品种权人与先用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现实需要,分析了增设植物品种先用权的制度性基础,并对植物品种先用权制度进行了设计,得出结论,即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中建立先用权制度有利于实现公平原则,有利于平衡品种权人与植物品种先用权人之间的利益,但应当针对植物品种保护制度本身的特性进行制度建设,而不能只是简单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上的先用权制度。     

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运行绩效——基于品种权制度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选取2000—2013年品种权和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从激励创新、促进经济增长2个方面研究了品种权制度的运行绩效。结果表明,品种权制度的完善程度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是保障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品种权制度的运行绩效与其完善程度密切相关。现阶段应加强完善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尤其应重视原创植物品种的研发以及品种权商业化实施环境的完善。     

新西兰植物新品种保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一．新西兰植物品种保护总体情况 1．新西兰植物品种保护制度的发展 新西兰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即植物品种权制度，来源于植物选择者权利制度。《新西兰植物选择者权利法》于1973年立法，1975年实施。直到1978年修订替代了原始的法律并且做出了一系列的修改，其中一个重要的修改就是将“植物品种权”代替了“植物选择者权利”，从而产生了《新西兰植物品种权法》。1981年新西兰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此后又于1990年、     

从河南省小麦品种的发展趋势谈品种利用

随着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实施，品种产权单位通过品种权保护得到了以前难以得到的利益回报，申请品种权保护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目前。大部分品种在审定之前就已取得了品种权，品种审定后，拥有品种权的科研单位或种子企业可以利用拥有的品种权进行该品种市场管理和有     

我国农林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与展望

从品种权法律法规建立、新品种保护体系的构建、保护名录的扩大和测试指南的研制等方面总结我国农林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进展,得出品种保护意识淡薄、申请数量和种属分布不均衡,以及假冒侵权严重且维权困难等方面问题突出的结论,提出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应适应国际趋势,加强立法、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有效统一协调,适时加入UPOV公约(1991年文本)。     

我国植物新品种权海外申请的政策建议

我国要发展现代种业、建设种业强国,必须在激烈的国际种子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支持植物新品种走出国门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在国际种业战略布局中的重点,也成为我国种子企业开拓国际种业市场的必然选择。文章在分析海外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现状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应进一步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和种质资源管理制度、强化植物新品种保护战略性布局、构建植物新品种权预警系统、扶持一批外向型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加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中介服务等政策建议。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新命题和新路径

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是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大重要环节。对乡村法规政策和现实情况进行梳理,厘清进入“后乡土社会”的乡村地区在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思考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新使命、新内涵和新场景,并提出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应在“乡政村治”的既有治理体系格局下加强关键领域立法,完善乡村法律制度体系,突出党领导下乡村居民治理主体地位,构建智慧治理机制,加强乡村地区司法保障,完善乡村地区法律服务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与共同富裕总体目标。     

论保障乡村振兴的涉农法律体系架构

乡村振兴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在法治语境中,乡村振兴离不开多领域涉农法律部门所构成的法律体系的保障。相应法律体系的构建应以宪法为统帅,以产业振兴法律部门、人才振兴法律部门、文化振兴法律部门、生态振兴法律部门和组织振兴法律部门为支撑,五个法律部门承担相应的法律保障和调整功能,针对部分法律部门或者法律文件不够健全的立法现状,应当加强国家立法或者通过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下位法律文件的制定,完善涉农法律体系,确保乡村振兴的专门性、系统性法律保障。     

山西农村转型发展中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山西省农村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农民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结合山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指出了转型发展中山西农民权益保护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分别从政策制度、法制和保障机制3个层面深刻剖析了山西农民权益保护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加强和完善山西农民权益保护的具体建议。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司法困境与出路

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被写入《刑法》以来，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定罪处罚的案件逐渐增多，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比较突出。由于现行立法对于本罪犯罪主体、劳动者、劳动报酬范围以及主观故意、支付能力、其他严重后果如何界定等内容的规定不甚明晰，导致实务中个案的认定存在差异。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入刑的刑法取向进行法理分析，结合本土国情，建设性地提出本罪司法困境症结的破解对策，为劳动者合法权益提供刑法保障，维护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稳定。     

论我国法律硕士的职业化教育改革 *

我国的法律硕士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与最初设置该教育模式的初衷越来越远,因此,改革法律硕士教育机制已成当务之急。我国的法律硕士教育应定位于为构建法律共同体输送职业法律人的功能上,因此,需扩大法律硕士的培养范围,建立法律硕士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的对接,构建法律硕士教育的专业机构,实现法律硕士培养的规模化和专业化。     

欧美IUU捕捞管理体系对中国渔业政策制定的启示

非法、不报告、不受管制(IUU)的捕捞已成为全球渔业治理主要难题。近年来,欧美采取多种措施治理IUU捕捞,构建起较为系统的管理框架。本文从管理体系、法律框架、国际参与3个维度探析欧美在界定IUU捕捞行为、选取渔业管理模式、设立责任部门、出台相关法案、执行监管措施、提供金融服务和参与国际规制等方面的举措,以此警惕欧美以打击IUU捕捞为理由的单边主义行为,维护我国的国际权益,同时建议在我国渔业管理法规中增加打击IUU违规行为的具体条款,加强多部门协作监管"三无渔船"和参与IUU捕捞的远洋渔船,为渔民提供法律和渔业伦理培训,多管齐下构建负责任渔业大国形象。     

试论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合法性审查

本文试图从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合法性审查的必要性入手，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探讨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机关、审查的方式、审查的内容以及审查后处理，目的在于阐明:人民法院进一步强化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合法性审查，加强规范化管理，以推动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司法监督，进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基于公共风险逻辑的农业科技投入体制改革研究*

农业科技创新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提升国家农业产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投入的水平不断提高，但投入效果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文章依据公共风险逻辑构建了农业科技投入体制分析框架，解释我国农业科技投入体制存在的问题。基于此，提出从明晰央地农业科技研究责任、加强农业科技基础性研究、构建企业参与农业科技投入的激励机制、完善农业科技投入评估体系和促进农业科研院所协同机制等五个方面入手，推进农业科技投入体制改革。     

转基因动物产业化法律监管问题研究综述

我国转基因动物技术发展迅速,而现有的法律监管制度却滞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目前学界专门针对转基因动物产业化法律监管的研究比较欠缺,并且主要集中在环境安全与食品安全领域,对于转基因动物生物反应器和器官移植方面的监管研究十分零散。转基因动物产业化法律监管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迫切需要从基础理论研究、法律制度供给和制度运行保障等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并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