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研究

完善乡村治理的法治化建设，为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有力的物质基础和法治保障，促进乡村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法治乡村工作中暴露出乡村立法不足并且滞后、乡村执法工作缺乏规范性、乡村司法人才流失、村民缺乏法律知识和信仰等问题。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多元主体，实现传统乡村和现代法治相结合，运用法治手段为乡村治理提供保障。     

“三治融合”视角下地方法治乡村建设研究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构建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聚焦三者动能，形成善治状态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法治建设作为“三治融合”中的中坚力量，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都不可或缺。现有乡村法治体系建设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悬浮化、边缘化的困境。因此须将自治、德治的内在需求融入到法治乡村建设中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农村环境治理司法保障路径探析——以雅安市为例

乡村环境治理与民生福祉息息相关,妥善解决环境治理纠纷是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亦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司法作为解决乡村环境治理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理应发挥保障功能。以雅安市为例,剖析乡村环境治理司法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当前仍存在乡村环境法律规范不完善、司法制度仍未建立、司法组织建设较为薄弱等问题。从完善实体法律依据、设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提升司法主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完善基层环境司法队伍建设、健全司法专门化和巡回化体系、创新环境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提出完善乡村环境治理司法保障体系的路径。     

农村工业污染防治的法律困境及对策分析 --以城乡污染转移为视角

城市污染转移导致的农村工业污染,已经变成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一大阻力。从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角度类型化分析农村工业污染的法律困境,为治理该问题,需要完善相关立法,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提升执法能力、守法意识;加强农村居民的法律救济体系建设,形成较为完备有效的农村工业污染治理的法律保障。     

行政法视角下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研究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解决乡村纠纷的有效手段,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 要意义,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完善乡村治理法治化面临着诸多困 境,要加强立法,完善立法体系;依法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与行政程序;优化农村法治环境,提高农民法治意识;全 面依法行政,加强执法监督。     

“三治结合”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三治”面临着自治主体能动性、制度供给、行为自律不足以及参与“三治”表面化的现实困境。通过加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建设，提升主体自治能力；完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增强其“三治”的规范性；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德治功能；推进“三治结合”，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的有效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完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     

论乡村振兴视域下法治乡村建设的困境及对策

建设法治乡村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证。法治乡村建设对于完善我国的农村法律制度、健全农村法治化发展有着显著意义。目前,乡村中存在着基层权力行使不规范、法律规章不健全、乡村治理方法落后、法律服务不健全的问题。应通过强化基层权力使用、完善法律规范、创新乡村治理方法、构建多元化乡村法律服务促进法治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审视和思考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没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作基石，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新冠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的出现，使中国人民再一次面临新的挑战，也给乡村治理工作增加了新的风险。此次疫情暴露出了我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工作依然面临着乡镇政府行政权力过度延伸、乡村干部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以及村庄共同体意识逐渐淡薄等现实困境，需要从完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结构、加强对乡村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引入现代信息技术等方面不断改善乡村治理格局，进而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最终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法治化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乡村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地区的体现,对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中,主要面临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有待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热情较低、城乡社会治理水平差距大等问题。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应完善和贯彻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加强基层政府治理水平建设,提高村民参与自治的水平和热情,加强城乡社会协同治理。     

国家治理视阈下乡村法治建设的新途径——基于H省J县的调研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交通不便、经济发展较为薄弱地区,如何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提升治理实效尤其重要。通过对H省J县的调研,发现目前乡村治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公共法律服务机构不完善;乡村干部普遍缺乏法律知识,依法办事意识较淡薄,习惯用行政命令方式处理农村事务;村民受传统“人治”思想观念影响,存在对法律缺乏信仰等问题。新时代乡村法治建设需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区的文化地域特点,以问题为导向,以现有政策、资源为推手,探索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乡村治理模式。     

论农村环境保护中的政府“缺位”与“到位”——从城乡污染转嫁的维度思考

在我国,农村地区环境保护中长期存在的＂政府缺位＂是城乡污染转嫁的重要原因。＂政府缺位＂具体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四个方面。欲解决城乡污染转嫁,必须在农村环保中切实做到＂政府到位＂。＂政府到位＂应从制定＂良法＂、严格执法、依法执法、加强法律监督和公众参与着手。     

新时代西南老工矿区生态治理探析

当前西南老工矿区的生态治理面临着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产业生态化转型困难、治理理念较为落后、制度执行力度欠缺、体制机制转变不顺等困境。生态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新时代历史方位所作出的战略选择,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具体反映,而老工矿区生态治理关系到我国生态治理目标的实现。新时代推进西南老工矿区生态治理现代化需做到:坚持系统思维,提升生态治理整体效能;完善生态治理制度的配套措施,强化执行力度;构建公众参与机制,实现多主体参与治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西南老工矿区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走出一条以制度建设为基础、系统思维为治理方法、人民立场为价值取向、多主体参与为治理格局的生态治理现代化道路。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建议——以贵州省调研数据为例

贵州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组织运行机制不健全、资产管理水平低和激励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作为特别法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参考营利法人搭建法人治理结构,根据运作模式及发展水平的高低对成员的界定采取类型化方式,引入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组建薄弱村帮扶机制,以建立完备的监督机制与激励约束机制.通过立法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规则和多元化的问题,将有效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新农村建设的法制保障与法治基础探析

从完善涉农立法、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保护农民土地、创新农地法律机制、保障农民诉讼法律的权利和加强执法力度促进农村和谐发展等方面阐述了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法制建设新农村,以法治管理新农村。     

校园体育教育及学生体育权利的法律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四个全面”的提出,也为校园体育教育的开展指明了方向。现代化教育的转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而增强学生体质,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则是现代化教育的重中之重。校园体育教育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校园体育的开展奠定了一个大的环境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从法制建设角度对学生体育权利给予实质性保障。学生体育权利的正常实现有赖于学校党组织对党的决议、决策、决定等的有效执行,全面从严治党对学校党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     

乡村善治:内涵、演进及特征——对乡村善治逻辑的中国特色刍议

走乡村善治之路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善治体现的是以治成善或善之治,是基于人的好生活而对治理秩序的美好愿景及其实践活动,因而它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与价值基础。随着国家意识的确立进而有了国家对乡村的整合,乡村善治实现了乡土善治到国家善政,再到现代社会的善治过渡,并在国家及现代化意义上不断获得新的诠释、演进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国家及现代化、公共利益及其多主体参与等方面的善治特征。国家现代化由此成为乡村善治的逻辑起点。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经分离探索及路径优化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本研究以地处欠发达地区的X市Y区作为案例,系统梳理农村集体经济的演进脉络,聚焦试点地区的“政经分离”实践探索及其运行逻辑并展开深入探讨,基于“制度—资源—技术”理论和自主治理理论,构建多元共治的分析框架,剖析“政经分离”实践的发生机制和富民兴村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政经分离”,乡村能够根据自身禀赋实现兼具明确治理制度边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等特征的农村集体经济市场化运作。这能够有效带动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并逐步构建坚实的要素互动基础,加强多元治理主体的利益共识,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仍存在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系统运行机制不顺、治理主体能力不强等共性问题。为此,本研究从优化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培育发展动能和强化要素支撑等方面给出路径优化策略。     

论保障乡村振兴的涉农法律体系架构

乡村振兴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在法治语境中,乡村振兴离不开多领域涉农法律部门所构成的法律体系的保障。相应法律体系的构建应以宪法为统帅,以产业振兴法律部门、人才振兴法律部门、文化振兴法律部门、生态振兴法律部门和组织振兴法律部门为支撑,五个法律部门承担相应的法律保障和调整功能,针对部分法律部门或者法律文件不够健全的立法现状,应当加强国家立法或者通过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下位法律文件的制定,完善涉农法律体系,确保乡村振兴的专门性、系统性法律保障。     

农业政策性金融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角色定位

分析了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一是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根源在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二是农业持续弱质和近年＂农村金融市场失灵＂成为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客观依据和历史使命;三是农业政策性金融与新农村建设的结合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自身改革发展,具有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义。剖析了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可行性：一是农业政策性金融在新农村建设中具备＂第一推动力＂的地位与优势;二是国家不断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政策性银行改革,持续增强农发行职能作用,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政策条件;三是农发行14年来的改革发展实践及其＂十一五＂远景规划的推出,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基于必要性与可行性,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发挥其支持新农村建设＂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一是加强对流通领域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体系建设的信贷支持;二是加强对加工领域农业产业化的信贷支持;三是加强对生产领域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应用推广、农业生产资料及农业生态建设等的信贷支持;四是加强对农村特定群体和区域发展的信贷支持;五是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应急体系与保险体系建设的信贷支持;六是加强对农业和农村金融服务中介建设的信贷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