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南地区表层土壤中多环芳烃的污染特征

为了解黔南地区表层土壤中多环芳烃的污染状况,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黔南地区表层土壤中16种多环芳烃(PAHs)进行定量分析,并研究其污染水平与来源。结果表明:土壤中ΣPAHs检出含量为3.7~259.6μg/kg,其中,苯并(a)蒽检出率最高,为61.9%;屈的残留量最高,平均含量为10.58μg/kg。黔南地区表层土壤中低环与高环PAHs含量比值均小于1,多环芳烃主要来源于燃烧源。     

我国土壤中多环芳烃的分布及其生态风险

综述了土壤介质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多环芳烃(PAHs)的主要来源,土壤介质中PAHs的吸附、迁移与转化情况,总结了我国土壤环境介质中PAHs污染水平及特点,分析了其存在的环境风险,认为我国土壤PAHs含量较低,污染生态风险较小。     

天津市区土壤多环芳烃含量与国外若干城市的比较

通过现场采样及室内测试方法，分析了天津市区土壤中多环芳烃(PAHs)的含量，并与国外的曼谷、塔林以及新奥尔良市区土壤中PAHs的含量进行了对比和分析。结果发现，工业化、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土壤PAHs含量的总体水平较高，城市地区土壤PAHs污染一般以燃烧为主要来源，某些情况下，油矿类污染也是主要的污染源之一。从大尺度上看，气候是影响土壤中PAHs含量的重要环境因素。土壤中PAHs的挥发、光解等自然降解过程的强度存在着一定的纬度地带性变化规律，该过程强度由低纬向高纬逐渐降低。     

工业园区周边土壤中多环芳烃的研究进展

主要针对国内工业园区周边土壤中多环芳烃(PAHs)的含量、来源、危害及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比较分析与综述,归纳总结了焦化、钢铁、石化等工业园区周边土壤中多环芳烃污染的研究成果,以反映有关工业活动导致的周边土壤多环芳烃污染及其潜在危害。结果表明,工业园区排放的PAHs是其周边土壤PAHs的主要来源,其周边土壤多数已遭受多环芳烃的严重污染,已严重危及企业周边居民的生命健康,应急需普及环境教育、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加大对工业园区周边区域环境污染与防治方面科学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政府部门采用有关研究成果,并严格执法,科学根治工业园区周边土壤多环芳烃的污染,以协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土壤中多环芳烃的分布特征及其来源分析

利用气相色谱法分析了南充市10个不同功能区表层土壤中美国环保署规定的16种优控多环芳烃(PAHs)的含量和组分特征,运用同分异构体比率揭示了其污染来源.研究表明,该区土壤中PAHs的含量在9.1～2 269.1μg·kg-1之间,而且工业区的残留量大于农业区和居民区的残留量.按PAHs的环数来分,在工业污染区PAHs的含量总的趋势是四环>二环>三环>五环>六环;农业和居民区二环>三环>五环>四环>六环.该污染状况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比较,处于中等污染水平.煤、木材和化石的燃烧是该地区土壤中PAHs污染的主要来源,苯并(a)蒽和菲是主要的超标化合物.     

多环芳烃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研究进展

多环芳烃化合物(PAHs)是一类广泛分布于全球各种环境介质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近年来,土壤PAHs污染日益加剧,因此对PAHs污染的土壤进行有效修复备受关注。从生物修复法、物理修复法、化学氧化法、光降解法等方面,概述了近年来国内外PAHs污染土壤的主要修复技术。     

多环芳烃污染土壤的微生物修复研究进展

多环芳烃(PAHs)由于其毒性、致癌性和致畸性成为环境中一类重要的污染物。微生物对多环芳烃的降解是去除土壤中多环芳烃的主要途径。阐述了多环芳烃污染土壤中微生物修复的原理、优缺点、影响因素、强化措施及国内外研究进展,并对微生物修复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抚顺地区土壤中多环芳烃污染水平与风险评价

在8个点位采集了抚顺地区表层土壤样品,以液相色谱法检测其多环芳烃(PAHs)含量。结果表明:土壤中PAHs单体浓度在0.6~121.0μg/kg,以3环、4环结构为主;2家化工企业附近土壤属燃煤和煤/焦炭污染源造成的轻度污染,具一定潜在致癌性。     

山西省土壤和玉米中多环芳烃的空间分布特征、溯源及健康风险评价

多环芳烃（PAHs）是广泛存在于环境中的一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农作物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可吸收环境中的PAHs并富集到体内,随后通过食物链,最终危害人体健康。为了明确山西省土壤和玉米中PAHs的污染特征及其暴露风险,采集105个表层土壤及玉米籽粒样本,检测16种优先控制的PAHs。结果表明,土壤中∑16PAHs含量为22.12～1 315.43 ng/g,平均值为426.17 ng/g,土壤主要受到高分子量PAHs(3～5环)的影响,呈轻度—中度污染;高分子量PAHs(3～5环)分别占土壤和玉米中所有PAHs总量的81.32%和91.58%。山西省玉米中PAHs总含量为8.73～760.70 ng/g,平均为307.07 ng/g;菲（Phe）在土壤中的平均含量最高（235.34 ng/g）,苯并[b]荧蒽（Bbf）在玉米中的平均含量最高（70.81 ng/g）。太原—临汾盆地是土壤和玉米污染最严重的地区,燃烧源和交通源分别是土壤和玉米PAHs的主要来源;此外,6.09%的玉米种植区可能会遭受高致癌暴露风险。     

白银市土壤多环芳烃污染特征

选取甘肃省白银市为研究区域,采集23个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功能区表层土壤样品,分析土壤样品中美国环保署规定的16种优控多环芳烃（PAHs）的含量和组分特征,并采用同分异构体比率研究其污染来源。研究表明,该区土壤中PAHs含量为64.96～3 043.86ng/g,远超出土壤内源性PAHs含量,有52.2%、13.0%和21.7%的土壤样品分别达到PAHs的轻度、中度、重度污染水平。多环芳烃浓度在不同类型土壤中的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河流下游底泥〉生活区〉工业生产区〉污灌区。白银市土壤样品中4环及4环以上高分子量的PAHs所占比例较大。源解析结果表明,该市土壤PAHs来源主要是木材、煤的燃烧和化石燃料的燃烧。     

呼和浩特周边农田土壤中多环芳烃污染特征与生态风险评价

[目的]为呼和浩特市农田土壤污染预警和农业规划用地提供科学理论依据.[方法]对呼和浩特市农田土壤60个采样点位中15种多环芳烃进行污染特征、 来源解析和生态风险评价.[结果]ΣPAHs含量范围为114~948μg/kg,平均含量为338μg/kg,参照相关研究评价标准判定,呼和浩特市农田土壤中70%以上属于轻微污染,不存在严重污染点位;研究区农田土壤中高分子量多环芳烃污染占总含量的74%,以近郊农田土壤污染最为严重;定量解析来源主要是煤、焦炭和木材的燃烧以及汽车尾气的排放.[结论]采用生态效应区间法评价和苯并(a)芘毒性等效当量法评价均证明呼和浩特市农田土壤存在一定的潜在生态风险,其中苯并[a]芘、二苯并[a,h]蒽等高分子量多环芳烃是主要潜在的污染物.     

望城饮用水源地周边土壤多环芳烃的污染特征和风险评价

以长沙市望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周边0～20 cm土壤为研究对象,于2018年采用网格布点法在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分别布设3个(1#～3#)和12个(4#～15#)采样点,其中11#～15#采样点于2014年布设,探究土壤中苊(Ace)、苊烯(Acy)、蒽(Ant)、菲(Phe)、芴(Flu)、苯并[a]蒽(BaA)、芘(Pyr)、屈(Chr)、荧蒽(Fla)、苯并[a]芘(BaP)、苯并[b]荧蒽(BbF)、苯并[k]荧蒽(BkF)、二苯并[a,h]蒽(DBA)、苯并[g,h,i]苝(BghiP)、茚并[1,2,3–c,d]芘(IcdP)共15种多环芳烃(PAHs)的污染水平及来源,运用毒性当量浓度值及终生癌症风险增量模型对土壤中PAHs进行风险评价。结果表明:水源地保护区土壤中15种PAHs总含量为75.22～5 617.86 ng/g,均值为670.96 ng/g,其中7种致癌PAHs(BaA、Chr、BbF、BkF、BaP、DBA、IcdP)的含量为12.13～2 989.26 ng/g,均值为319.80 ng/g;2#和4#土壤样品中多环芳烃均为中度污染,12#土壤样品中多环芳烃为重度污染,其他点位土壤均处于轻度污染或未受污染;荧蒽、芘、菲是水源地保护区土壤中的主要污染因子;除一级保护区土壤中芴含量稍高于二级保护区外,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土壤中其余14种PAHs单体含量均低于二级保护区;除12#点位样品外,其他点位样品土壤中3环和4环PAHs占比均大于60%;采用特征比值法分析污染物来源,显示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土壤中PAHs主要来源于石油源和燃烧源的混合污染,主要受区域内交通因素与上游工业、生活废弃物中PAHs迁移与沉降影响,二级保护区土壤中PAHs主要来源于石油源和生物质、煤燃烧的混合污染,可能与区域内人为活动和交通因素有关;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水源地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土壤中PAHs的总致癌风险值均在10~(–6)～10~(–4),存在潜在健康风险。     

北京东南郊再生水灌区土壤PAHs污染特征

采用Eijkelkamp土壤采样器对北京东南郊再生水灌区进行了3个钻孔剖面采样,同时采集了灌溉用水及地下水样品,并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对16种多环芳烃(PAHs)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表层土壤中有14种PAHs检出,浓度在0.4～53.1μg·kg-1之间,∑PAHs平均含量为206.7μg·kg-1,达到了土壤污染临界值;表层以下PAHs的检出种类和含量显著减少,以中、低环的萘、菲、芴、荧蒽、芘为主,∑PAHs仅占表层的3.8%～12.0%,从剖面PAHs含量变化可以判断,低环PAHs较易迁移,迁移性强弱顺序为萘、芴>菲>芘、荧蒽;污灌区表土中PAHs组成与大气降尘接近,但与再生灌区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主要由于灌溉用水不同所造成;再生水灌区表土以下土壤剖面检出的PAHs与再生水中的PAHs一致,说明再生水灌溉是导致土壤剖面PAHs污染的主要原因,同时地下水中检出的PAHs种类也与土壤剖面基本一致,但含量较高,可能是早期污水灌溉所造成。     

煤矿区土壤PAHs含量特征及来源解析

我国土壤PAHs污染日益严重且来源较为复杂,为探明煤矿区土壤PAHs的污染情况,确定其污染来源,本试验通过在煤矿区不同点位采集表层土壤样品,并以该区未受PAHs污染的土壤样品作为对照,用气相色谱—质谱方法测定土壤中16种多环芳烃(PAHs)的含量,结合比值法、聚类分析法及其复合分析方法探讨PAHs污染土壤的来源。结果表明:煤矿区各采样点农地土壤中萘(Naph)、苯并(g,h,i)苝(BghiP)、茚并(1,2,3-cd)芘(InP)、二苯并(a,h)蒽(DbA)、苯并(b)荧蒽(BbF)、荧蒽(Flt)、苯并(a)蒽(BaA)、(Chry)、芘(Pyr)、苯并(a)芘(BaP)和苯并(k)荧蒽(BkF)含量基本达到了对照的5倍以上,人为影响较大。在空间分布上,萘(Naph)、芴(Flu)、菲(Phe)、蒽(Anth)和二苯并(a,h)蒽(DbA)为分异型,而其余PAHs则属于强分异型,不同采样点之间PAHs空间差异较大。比值法解析PAHs的来源结果表明,该煤矿区农地土壤PAHs主要来源于焦化厂、钢厂等工厂加工的煤、石油等化石燃料燃烧以及交通车辆燃烧源的燃烧。聚类分析法结果表明,PAHs来源主要包括石油泄漏、化石燃料(石油和煤)燃烧的燃烧源以及交通尾气排放;通过两种方法联合将不同污染水平点位进行功能分类的基础上,对煤矿区不同方位上PAHs的来源进行了细化分析认为,煤矿区北部、中部、南部区域土壤PAHs可能多受石油等化石燃料燃烧影响,而西部偏北方向土壤PAHs可能更多受生物质及煤炭等燃料燃烧影响。     

天津地区表层土壤中菲系列化合物的分布特征和污染源分析

通过野外采样法,分析了天津地区表层土壤中菲系列化合物中能反映污染物来源的地球化学参数(菲/蒽、甲基菲指数及甲基菲/菲)的空间分布特征,初步讨论了不同环境功能区多环芳烃污染物的来源。结果表明,天津市区、近郊区和汉沽、塘沽的污染物主要是汽车尾气、工业和生活燃煤等不完全燃烧产物的近源沉降;蓟县北部、宝坻西南部、武清西北部的污染物主要为北京地区的大气输入,此外由于当地工业和民用燃料以燃煤和木材燃烧为主,所以当地的煤烟型污染也有一定的贡献;三大排污河污灌区及其附近土壤中的主要污染物为工业油类;大港区的主要污染物是随风迁移来的煤燃烧的产物,而大港油田在开发储运过程中的原油泄露造成的污染贡献并不显著。静海县土壤中的主要污染物为远距离迁移而来的化石燃料的燃烧产物。     

采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研究场地土壤有机污染物环境标准取值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前人研究及国外已有标准表明,一些有机污染物的土壤环境标准的区域差异显著。我国的土壤环境标准正在酝酿之中,研究土壤环境标准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十分必要。本文选择了取自我国不同地区的13种典型土壤,以萘为例,应用RBCA模型估算了非致癌危害商为1的目标风险水平下,土壤环境中污染物的最高限值,并对取值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土壤中萘的最高限值差异显著,住宅用地萘的最高限值范围为370～1400mg·kg-1,工业用地限值范围为610～4100mg·kg-1。不同地区土壤中萘的最高限值差异最高可达3.8～6.7倍。土壤质地和有机质含量是影响最高限值取值的两种主要因素。随着土壤质地粘粒含量的增加,最高限值取值增加,达到一定程度后保持不变或略有降低;随着有机质含量的增加,最高限值取值呈增大趋势,但也有某些情况下,有机质含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后最高限值趋于稳定。该结果预示了某些有机污染物的土壤环境标准取值受区域变异的影响较大,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对此需适当加以考虑。     

北京市郊农田土壤中多环芳烃污染特征及风险评价

对北京市郊农田土壤中多环芳烃（PAHs）的种类、含量进行研究,并对其来源和生态风险进行探讨,以期了解京郊农田土壤中PAHs的污染现状和潜在风险,为农业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持。结果表明：16种PAHs全部检出的检出率为74.4%,PAHs总含量（∑PAHs）范围为7.19~1 811.99 ng·g^-1,平均值为460.75 ng·g^-1;土壤中PAHs的组成结构主要以2~4环为主,占总含量的78.2%,主要来源为石油和煤的高温燃烧。风险评价结果显示,京郊农田土壤已受到PAHs污染,并具有潜在生态风险。     

多环芳烃污染土壤的微生物效应研究现状与展望

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是土壤中典型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之一,具有强烈的致癌、致畸和致突变效应.土壤微生物既可以降解有机污染物,修复受污染的土壤,又可以敏感地反映土壤环境质量的变化,在土壤污染修复和生物指示方面应用广泛.该文从土壤环境质量表征的微生物学指标和微生物对土壤污染物的降解与修复两个主要方面,综述了PAHs污染土壤的微生物研究现状,包括微生物活性和多样性作为PAHs污染土壤的生物指示,PAHs高效降解菌株筛选,微生物降解PAHs的途径和修复方法等.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研究展望,旨在为研究土壤微生物对PAHs污染土壤的生物响应机制和修复机理提供参考.     

栾树对土壤多环芳烃修复机制初探

多环芳烃(PAHs)是一类广泛存在于环境中的有机污染物,由于其致癌性和致突变性而受到广泛关注。采用盆栽实验,研究了栾树在3种污染水平下对土壤中PAHs的去除效果与修复机制。结果表明:在试验浓度范围内(7.35～46.23 mg.kg-1),种植栾树1 a后,PAHs降解率为60.69%～75.14%;比对照(无植物处理)PAHs降解率平均提高了22.96%,且以L2污染水平下降解率最大。栾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与累积土壤中PAHs,且累积量与土壤PAHs的添加浓度呈正相关,根部PAHs累积量大于干叶部。修复机制反映出植物-微生物间的交互作用、微生物降解是修复土壤PAHs的主要途径。